瑪麗·羅傑疑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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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格街謀殺案》續篇

Es giebt eine Reihe idealischer Begebenheiten, die der Wirklichkeit parallel lauft. Selten fallen sie zusammen. Menschen und Züfalle modificiren gew？hnlich die idealische Begebenheit, so dass sie unvollkommen erscheint, und ihre Folgen gleichfalls unvollkommen sind. So bei der Reformation; statt des Protestantismus kam das Lutherthum hervor.

理想中的一系列事件會與真實情況相似。它們很少能完全一致。人和環境會在總體上改動理想中的一連串事情，使之顯得不盡完美，從而其結果也同樣無法盡善盡美。宗教改革亦是如此；想的是新教，來的卻是路德教。

——諾瓦利斯[2]《精神論》

即使是最鎮定的思想者，都很少有人不曾對超自然事物陷入一種模糊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半信半疑的驚訝中，那事物又似乎恰巧具備一種不可思議的特性，而這種純粹的巧合是具備才智之人無法接受的。這樣的情緒——因為我所說的半信半疑絕不具備充分的思維能力——這些情緒很少被徹底地壓制住，除非藉助機會學說，或者，用科學的術語來說，即機率演算。從實質上說，這個演算純粹是數學性的；因此我們就把科學中的極盡嚴格與精確作為異例，運用於思維中最不可捉摸的幻象與精神性之中。

依據時間的順序，我要應約昭於公眾的那些不可思議的細節，起初的發展是一系列令人費解的巧合，其後，或者說最終的進展會讓所有讀者認出，這是在隱射不久前瑪麗·塞西莉亞·羅傑斯在紐約被謀殺的事件。

大約在一年前，在一篇題名為《摩格街謀殺案》的文章中，我曾竭力描述了我的朋友， C·奧古斯特·杜潘先生在思維特性上的一些非凡之處，我沒曾想到自己還會繼續這個話題。當時，我對這種特性的描述形成了文章的構思；而且這構思在例證杜潘特性的一連串混亂的事實中得到了充分證實。我還可以引證其他的事例，但是我不想再贅言了。不過，最近一些事件的發展很令人驚訝，促使我進一步地描述了一些詳情，這些細節會帶有一種強制性的招供意味。在瞭解了我最近所聽說的事之後，如果我依然對很久以前的所見所聞保持沉默的話，我就會真的感到不安了。

在萊斯巴拉葉夫人和她的女兒之死的悲劇結束之際，杜潘爵士立刻從心中擯除了此事件，又回到了他所固有的變化無常的幻想中。我向來喜歡抽象概念，就很樂於順應他的心情；並繼續住在我們位於聖熱爾曼區的居所中，我們不考慮未來，寧靜地安睡於現在，將周圍沉悶的世界編織成夢幻。

但是這些夢並非完全不受干擾。我早就說過，杜潘在摩格街戲劇性事件中的表現在巴黎的警察的想象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在這些密探中，杜潘的大名膾炙人口。除了我之外，他從不對其他任何人解釋破案時那些推論上簡潔利落的特點，甚至連警察局長也不瞭解。難怪這事件理所當然地被認為幾乎是奇蹟，或者說他所具備的分析能力被歸結為直覺。他的直率原本會打消任何質疑者持有的這種偏見；但是他懶散的脾性卻終止了人們對這一他早已不感興趣的話題做進一步的爭議。就這樣，他才發現自己成了警方眼中的焦點人物；並且，轄區中的案件也沒少勞煩他。其中最引起關注的案子就是那個名叫瑪麗·羅傑的年輕女子的謀殺事件。

此事件大約是在摩格街慘案發生的兩年之後。瑪麗是寡婦埃斯特爾·羅傑的獨生女，她的教名及家姓和那不幸的“雪茄女郎”很相近，讀者一看就會引起注意。她自幼喪父，從她父親的死一直到被我們所論及的那場謀殺的前十八個月，她和母親一直共同住在聖安德烈街[3]；夫人在那裡經營一個膳宿公寓，由瑪麗幫著照料。就這樣，一些事情在女兒二十二歲時發生了，她非凡的美麗吸引了一位香料商，他在王宮的底層開了一家店鋪，主顧主要是附近大批滋生的一些流氓惡棍。勒布朗先生[4]意識到漂亮的瑪麗來光顧他的香料店會帶來諸多好處；他那慷慨的供職提議被這姑娘欣然接受了，儘管夫人多少還是有些顧慮。

那位店老闆如願以償，他的店鋪頓時因為這個活潑動人的女店員而變得眾所周知。她被他僱用了大約一年時間，然後突然失蹤了，這令她的崇拜者們感到無比困惑。勒布朗先生也無法對她的離開作出解釋，羅傑夫人為此心煩意亂，驚惶焦慮。報紙立刻抓住這個話題，警察正準備著手進行嚴格的調查。然後，在一個風和日麗的早晨，在失蹤了一個星期後，瑪麗健健康康地又出現在了她往常站的那個香料櫃檯，只是她多少有些憂鬱。除了帶有私人性質的詢問，所有的調查自然都停止了。勒布朗先生像以往那樣，表明自己對此事一無所知。瑪麗和母親一起回答了所有的問題，說上一週她是在鄉下的親戚家度過的。於是這事件就平息下來，基本上被人淡忘了。至於那個姑娘，她藉口要從人們的好奇心所導致的無禮中擺脫出來，就向香料商提出了辭呈，然後在聖安德烈街她母親的住所隱居起來。

她回家後大約過了五個月，朋友們又為她第二次突然失蹤感到震驚。三天過去了，她依然杳無音信。第四天，有人發現她的屍體漂浮在塞納河[5]裡，就在聖安德烈區對岸離魯爾門[6]那片僻靜地區不遠的河邊。

這場謀殺的兇殘(因為一看就明白這是一場謀殺)，受害者的年輕與美麗，尤其是她以往的風流名聲，這些都引起了敏感的巴黎民眾心中的強烈震動。在我記憶中，我從沒見過其他類似事件引發過如此廣泛而強烈的反響。幾周時間裡，人們談論著這一引人注目的話題，甚至連當日重大的政治事件都忘卻了。警察局長盡了不同一般的努力，當然了，整個巴黎的警察們都在竭力調查。

在屍體剛被發現時，人們認為兇手無法逃脫，因為在最短的時間內就展開了調查。直到一週快結束時，人們才認為有必要對此案提供酬金；即使在那時，酬金也僅限於一千法郎。同時，人們對案情的調查充滿熱情，不過總是沒有什麼論斷，無數的人都被審訊過了，依然毫無收穫。而且，由於一直缺乏疑案的各條線索，公眾的激情急劇高漲。在第十天末，人們認為應該將原先提議的數額增加一倍。於是，當第二週過去時，案情依然沒有什麼進展，巴黎人民一直以來就對警察懷有的偏見就在幾次嚴重的暴動中爆發出來，警察局長就毅然提出將“緝拿兇手”的酬金增至兩萬法郎，如果不止一人被證實與案件有牽連，那麼 “每緝拿一名兇手” 就獲得一筆這樣的酬金。這份酬金宣告還說，一旦任何同謀犯能站出來以事實揭發同夥，那麼他就能保證獲得完全的赦免。和這份宣告貼在一起的，還有一個市民委員會的非官方告示，表示在警察局給予的酬金數額之外，願意再給予一萬法郎。那麼，這筆酬金的總額就不低於三萬法郎，當我們考慮到那個姑娘的卑微境遇，以及在大城市中像這種慘案的高發率，這筆錢的數額就相當可觀了。

那時沒有人懷疑這個謀殺疑案會立即昭明天下。可是，在一兩個例項中，那些保證能闡明案情的逮捕卻沒能拿出任何能讓被捕者與此案有所牽連的證據，嫌疑犯即刻就被釋放了。奇怪的是，屍體發現後的第三週也過去了，還是沒有絲毫進展，而我和杜潘甚至對人們津津樂道的此案傳聞沒有什麼察覺。我們倆正潛心專注於自己的研究，幾乎一個月都沒有外出，也沒有會客，哪怕是多看一眼日報上的標題性政論也沒有。對此謀殺案的最初瞭解是由G個人告知的。他在18××年7月13日午後來拜訪我們，和我們一起呆到深夜。他竭力想查出兇手卻一直沒有結果，為此他一直感到悶悶不樂。他的名聲——談及它時他帶著特有的巴黎人的腔調——岌岌可危了，甚至連榮譽都受到了威脅。公眾的目光正落在他身上，而他也確實不遺餘力地為這個疑案的進展在努力著。在結束這次有些滑稽離奇的談話時，他恭維杜潘，並樂意稱之為機智老練，而且直截了當地而確切地給予杜潘一個慷慨的提議，這提議的基本實質我不便透露，不過它對我此文所敘述的主題沒有任何影響。

我的朋友很得體地婉拒了這樣的溢美之辭，不過倒是很快接受了他的提議，儘管總的來說這好處只是暫時的。提議達成後，警察局長立刻滔滔不絕地解釋自己的觀點，並散佈長篇的例證論述，我們對此並沒太專注。那人說了很多，而且毫無疑問，顯得很淵博。當夜晚正懨懨地逝去時，我斗膽提了個不經意的暗示。杜潘穩穩地坐在他常用的那把扶手椅中，對他的談話表示著尊重與關注。在整個交談中，他戴著眼鏡；我不時地朝他那綠色鏡片瞥上幾眼，這足以令我確信他睡得不算差，因為警察局長立即起身告辭前，他在七、八個小時緩慢而沉重的整段時間中一直很安靜。

早晨，我從轄區拿到了一份對所有已取得證據的完整報告，而且，我從不同的報社網羅了已出版的從最初到最近的所有有關此慘案明確報道的報紙。除去所有那些被證明是肯定錯誤的資訊，大體的情況報道如下：

18××年6月22日，星期天，瑪麗·羅傑大約是早上九點鐘離開她聖安德烈街母親的住所的。在離開時，她只通知了雅克·聖厄斯塔什先生[7]，告訴他自己打算陪一位住在德羅梅街的姨媽過一天。德羅梅街是條又短又狹窄的街道，不過人口眾多，離河岸不遠，從羅傑夫人的公寓到那裡大約是兩英里的直線距離。聖厄斯塔什是被瑪麗接受的求婚者，他食宿在那間公寓裡。他得在黃昏時分去未婚妻那裡，並陪她回家。然而，那天下午，下了場大雨；他估計瑪麗會在姨媽家呆上整個晚上(因為曾有類似的先例)，就認為沒有必要遵照諾言。當夜晚來臨時，羅傑夫人(她是個虛弱的老太太，有七十歲了)表示她害怕“再也見不到瑪麗了”；但是當時這並沒引起別人的注意。

星期一，那姑娘被證實並沒有去過德羅梅街，當一天過去後都沒有她的訊息時，人們才著手對城市和鄰近地區進行已被拖延了的搜尋。然而直到她失蹤後的第四天，人們仍未打聽到任何關於她的下落。在這天(6月25日，星期三)，一位名叫博韋的先生[8]和他的朋友在魯爾門附近，在正對著聖安德烈街的塞納河邊詢問了有關瑪麗的事，並被告知一具屍體剛被某個漁夫拖上岸，該漁夫發現屍體漂浮在河面上。看到這具屍體後，博韋遲疑了一會兒，辨認出她就是那個香料店的姑娘。他的朋友比他更快地就認出是她。

那張臉滿是黑色的血跡，有些是從嘴部流出來的，沒有發現在純粹淹死的情況下通常可見的白沫。細胞組織尚未變色。在脖子部位有瘀傷和手指印。屍體雙臂彎曲在胸口上，已經僵硬了。右手緊握著；左手是部分開啟的。在左手腕上有兩個環形的面板擦傷痕跡，顯然是幾條繩子所致，或是一條繩子被綁了好幾圈。右手腕部分及整個背部也有嚴重擦傷，但是在肩胛處尤其嚴重。漁夫在把屍體拖上岸時，是用繩子繫上拉的，但是那些擦傷不是由此造成。屍體脖子處很腫，身上沒有明顯的刀痕，也沒有明顯的被擊打過的瘀傷。一條緞帶緊緊地系在脖子上，似乎不易被人發現，它完全地陷入肌肉中，並恰好在左耳朵下繫了個結。光這個結就足以導致她的死亡。驗屍報告確認死者死前有過性行為，還說她遭受了兇殘的暴力。屍體被發現時就是這樣的狀況，朋友們不費太大困難就辨認出她了。

她的衣服被撕得很破，或者說是非常凌亂。外套上從底邊向上一直到腰部被撕開大約一尺來長，但是碎片並沒有被扯下來。它圍著腰部繞了三圈，並被背後搭鉤狀的東西固定住。緊貼著外衣的衣服質地是精紡的棉布；從這上面完全撕扯下了一條十八寸長的布——撕得很均勻很小心。那條布被纏繞在脖子上，纏得鬆鬆的，並被打了個死結。在這條布帶和那根飾帶上還繫著兩端連著一頂無簷女帽的帽帶。那個帽子的細繩上的結不是女士風格的，而是一個活結，或是一個水手結。

在屍體被辨認後，人們並沒有像往常一樣把它送到停屍間(這個形式是多餘的)，而是很草率地將它埋葬在離屍體被拖上岸處不遠的地方。透過博韋先生的努力，這件事儘量被努力掩蓋起來，所以幾天過去了，一直未引起公眾的騷動。然而，一份週報[9]最終披露了這個事件，於是屍體被挖掘出來，再次進行調查；可是除了已經得到的資訊，沒有什麼新的收穫。不過，那些衣服被交給了死者的母親和朋友們，並被確認為是那姑娘離家時所穿之物。

同時，對此事的騷動持續增長。已有幾人被捕，而後又被釋放。其中聖厄斯塔什最值得懷疑；他最初無法明確地交代星期日瑪麗離家那天自己的行蹤。然而，後來他向G先生遞交了一份書面陳述，對這一天每一時間段進行了令人信服而詳細的說明。隨著時間的過去，因為沒有任何新發現，許多自相矛盾的傳言被散佈開了，於是記者們都忙於提出假設。在這些假設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關於瑪麗·羅傑依然活著的說法——即在塞納河裡被發現的屍體是別的不幸之人。我覺得有必要將幾段包含這種想法的話讓讀者一讀。這些片段是照原話從《星報》[10]上翻譯過來的，總的來說，這報紙具有較高的水準。

“羅傑小姐於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星期天的早晨離開其母親家，她藉口是要去拜訪姨媽，或是在羅德梅街的其他親戚。從離開後，證實沒有人再見到過她，也根本沒有其他與她相關的訊息和音訊……不管怎麼說，迄今沒有人自願出來表明自己曾在那天她離開母親家後見過她……現在，儘管我們沒有任何證據認為瑪麗·羅傑在六月二十二日星期天九點之後還在人世，我們有依據證明到九點為止，她是活著的。在星期三中午十二點，有人發現一具女屍漂浮在魯爾門附近的岸邊。即使我們假設瑪麗·羅傑在離開母親住所後的三個小時之內就被扔進了河的話，那麼那時距她離家只有三天——恰好三天。但是，如果兇手對她下了手，那麼，認為其動作完成能快到足以使自己在午夜之前將屍體扔進河裡的推測是愚蠢的。那些對如此恐怖罪行有罪惡感的人會選擇最漆黑的時分而非稍有亮光的時間……於是我們就明白，如果在河裡被發現的屍體是瑪麗·羅傑，那麼她在水裡的時間只能是兩天半，或者至多是三天。所有的經驗都表明，溺水的屍體，或者說在暴力致死後被立刻扔進水中的屍體，需要六到十天時間才能使其足夠腐爛到能浮出水面。即使屍體被火炮燃燒過，它也至少要五到六天的浸泡才能浮起，如果不去管它的話，它又會沉下去。那麼，我們設問，在此案中，是什麼導致了對正常的自然過程的偏離呢？……如果屍體呈毀壞狀態在岸上被放置到星期二的晚上，那麼人們就會在岸邊發現兇手的某些痕跡。哪怕屍體是死了兩天後被扔進水中的，它是否能如此快地浮上來，這一點也很可疑。另外，最不可能的是，暴徒在犯下如此的謀殺罪行後，竟然會不附加重物就將屍體拋擲水中，而這樣的防範做起來毫不費力。”

編輯在這裡還進一步地論述，認為屍體一定在水中“不止三天了，而至少是十五天時間”，因為它腐爛得很厲害，連博韋在辨認時都頗費周折。不過，這個觀點被徹底否定了。我繼續翻譯如下：

“那麼，是什麼事實讓博韋先生認為這屍體毫無疑問就是瑪麗·羅傑呢？他撕開了外衣的袖子，說他發現了一些能使自己確認的標記。公眾大多猜想這些標記是由某種疤痕構成的。他擦拭著胳膊，並發現上面有汗毛——我們認為，這汗毛正如人們預先想象的那樣，是無法確定什麼的——就像在袖子裡發現一條胳膊一樣沒什麼結論性。當晚，博韋先生沒有返回，但是在星期三晚上的七點，他捎話給羅傑夫人，說對她女兒的調查仍在進行中。如果我們假設，在羅傑夫人的年紀和悲痛狀況下，她是不會過去的(這假設是很站得住腳的)，那麼，如果他們認為那具屍體是瑪麗的話，就肯定有人會認為很有必要過去並參與調查。但是沒有人過去。在聖安德烈街沒有任何人議論或聽說這件事，甚至連同一幢樓的居民都不知道。瑪麗的戀人和未來的丈夫，即住在女方母親家的聖厄斯塔什先生作證道，直到次日上午，他才聽說未婚妻的屍體被人發現之事，那時是博韋先生走進他的房間並告訴他的。對於這樣的一類訊息會如此冷靜地被接受，我們覺得很是震驚。”

就這樣，這份報道竭力讓人們對瑪麗親友的冷漠留下印象，這與這些親友相信這具屍體就是瑪麗的推測不相符。這所造成的暗示是：在親友們的縱容默許之下，瑪麗從城市中消失的原因是與對她的貞潔不利的責難有關；於是，在這些親友們得知塞納河裡發現一具屍體，並與瑪麗相像時，他們就順勢讓公眾相信她死了。但是《星報》還是很草率。人們能很清楚地證實，並不存在大家所想象的冷漠；那位老夫人異常虛弱，她情緒過激，無法勝任任何事；而聖厄斯塔什遠不是冷靜地接受訊息，他傷心到心緒混亂，行為幾乎瘋狂，以致博韋先生說服一個親友來照料他，阻止他參與掘墓現場的調查。另外，儘管《星報》報道說屍體由公眾出資被再次埋葬，並說瑪麗的家人堅決反對由他人慷慨饋贈的私人穴墓，而且家人沒有參加安葬儀式。我認為，雖然《星報》在有意對此印象的推波助瀾中表明瞭所有這一切，但所有這些都被充分地證明是不正確的。在隨後一期的報紙中，報道又盡力使人們對博韋本人產生懷疑。編輯是如下表述的：

“然後，事情發生了轉變。我們得知，有一次，當B夫人在羅傑夫人家中時，博韋先生正要外出，他告訴她有一位警官要來，而她，B夫人，在他回來前一定不能告訴警官任何事，一切由他來處理……從目前的情況看，博韋先生似乎將整件事都封鎖在大腦裡，沒有他就會寸步難行，因為，不管你嘗試哪條途徑，都會撞上他……出於某種原因，他決定除了他自己，任何人都不要牽涉進此事件中，而且，根據瑪麗的男性親屬們的抗議，他還用非常奇怪的方式將他們排擠出局。他似乎非常反對讓親友們見到屍體。”

根據後來的事實，一些跡象使人們對博韋產生了懷疑。在瑪麗失蹤前幾天，有人去辦公室拜訪博韋，當時他不在，那人觀察到在門的鑰匙孔裡有一枝玫瑰花，還有一塊刻著“瑪麗”名字的板掛在附近。

我們從報紙上能夠蒐羅的資訊似乎在總體上給大家一種印象，即瑪麗是一幫暴徒手下的受害者——由於這些人的迫害，她被帶過河，遭受了暴行，並被殺害了。不過，具有廣泛影響的《商報》[11]則強烈地反對這種被普遍接受的觀點。我從它的專欄中引用了這樣一兩段話：

“就老在魯爾門一帶搜尋兇手的痕跡而論，我們相信，到目前為止，案情偵察是誤入歧途了。一個像這一年輕女子一樣被公眾熟知的人，在走過了三個街區而不被人看見是不可能的；而且，任何見到她的人都應該會記住這事的，因為所有知道她的人都對她頗有興趣。她是在街道充滿了人群時離開的……她在經過了魯爾門或是德羅梅街後，肯定會被一打以上的人認出來；可是沒有人站出來說他曾在她母親住所之外見過她，而且，除了證詞中提及她所表述過的意圖外，也沒有跡象表明她確實是出來了。她的外衣破了，包裹在她身上，而且被打結繫住了；並且，因為這樣，屍體像一捆東西似的被抬走了。如果兇手是在魯爾門附近行兇的，那麼就沒有必要對屍體做出如此的處理。屍體被發現漂浮在魯爾門附近的事實並不能證實它是在哪裡被扔進水中的……從這個不幸女子的一條襯裙上，被撕下一條長兩尺寬一尺的布，它被系在她的下巴下面，纏繞在大腦背後，也許是為了防止她喊叫。這是一幫沒帶手帕的傢伙們乾的。”

然而，在警察局長拜訪我們的一兩天前，警察們得到了某個重要的資訊，至少，這訊息似乎推翻了《商報》所論述的主要觀點。兩個小男孩，他們是德呂剋夫人的兒子，在魯爾門附近的樹林裡漫步時，碰巧走進了一個茂密的灌木叢，裡面有三四塊大石頭，形成了一種有靠背和腳凳的椅子。在上面的石頭上鋪著一條白色的襯裙；在第二塊石頭上的是一條絲綢圍巾。那裡還有一把女用陽傘、一副手套和一塊手帕。手帕上繡著的名字是“瑪麗·羅傑”。在四周的灌木上還有一些衣服的碎片。地面是被踩踏過的，樹叢被折斷過，到處都有搏鬥過的跡象。他們發現，在灌木叢和河流之間的柵欄被拆倒了，地面上有某種重物被拖過的痕跡。

一份名為《太陽報》[12]的週刊對此發現作了以下的評述——這些評述不過是對整個巴黎報界的觀點作出了呼應：

“所有這些物品在那裡顯然已至少有三四周時間；由於下雨，一切都嚴重發黴，並粘在一起了。有一些物品四周和上面還長了草。陽傘的綢面很堅實，但是裡面織線已經全部分解腐爛了。上面的部分是雙層和摺疊的，也都發黴破爛，並在傘被開啟的情況下開裂了……那外衣的幾條碎片被灌木叢撕破，有六英寸長、三英寸寬。其中一塊是外衣的底邊，它被修補過；另一塊是裙襬上的，不是底邊。它們看上去就像被撕下來的布條，被放在荊棘叢上，離地面大概有一英尺距離……因此，毫無疑問，這令人瞠目的行兇現場已經被發現。”

緊接著這個發現，新的證據出現了。德呂剋夫人作證說她在河岸不遠處，正對著魯爾門的地方開著一家路邊旅館。那附近很偏僻——異常僻靜。那裡通常是城市來的流氓們的星期日度假地，他們是坐船過河的。那個星期天下午，大約在三點鐘，一個年輕的姑娘來到了旅館，有一個臉色黝黑的年輕男子陪著她。他們兩人在那裡停留了一段時間。在他們離開時，他們走了一條通往附近某個茂密樹林的路。德呂剋夫人被那姑娘的衣服吸引，因為它很像她一個已故親戚穿過的衣服。她尤其注意到了那條圍巾。在這對人離開後，一幫歹徒出現了，他們吵吵嚷嚷的，又吃又喝還不給錢，並跟著上了那對青年男女走的路。在黃昏時，他們返回了旅館，似乎非常急匆匆地過了河。

當天晚上天黑後不久，德呂剋夫人和她的大兒子聽到了旅館附近有一個女人的尖叫聲。那喊聲很淒厲，不過很短暫。德呂剋夫人不僅辨認出了在灌木叢中發現的圍巾，而且還認出了在屍體身上被發現的衣服。一個名叫瓦倫斯[13]的馬車伕也作證說，在那個星期天，他看見過瑪麗·羅傑和一個臉色黝黑的年輕男子一同乘渡輪到了塞納河對岸。瓦倫斯認識瑪麗，他不可能認錯的。那些在灌木叢裡被發現的東西已經全部被瑪麗的親友們辨認出來了。

在杜潘的建議下，我就這樣親自從報紙上搜集了這些證據和資訊，它們還包含了一點——但是這一點似乎至關重要。就在上述這些衣物被發現後不久，好像有人看見那個喪失了生命力或幾乎像行屍走肉般的聖厄斯塔什，瑪麗的未婚夫，出現在了被大家所認為的行兇現場的附近。在他身邊有一個標有“鴉片酊”[14]的瓶子，瓶子已被倒空。他的呼吸證實了那是種毒藥。他無聲地死去了，在他身上有一封信，信中主要表明了他對瑪麗的愛，以及他要自毀的打算。

當杜潘仔細看完了我的筆記，說道：“我無需告訴你，即這案件比摩格街謀殺更加錯綜複雜。它與後者有一個重要的不同。這是一個雖然殘忍，卻是普通的犯罪案例。它沒有什麼特別超常之處。你會注意到，就因為這個原因，人們一直認為這個案子很容易解開。就因為它平常，它本該被認為難以解開。於是，最初，人們認為沒必要設酬金。G先生的眾多下屬們很快就能明白這樣的慘案很可能是怎樣、為什麼會犯下的，他們能從很多的殺人方式中想象出其中一種，從許多的動機中找尋出一種來；因為不無可能的是，在這些無數的方式或動機中，或許就真有一種符合實情，他們想當然地認為那其中必有其一。但是，對此案的各種奇想所包含的共同容易性，以及這些奇想各自似乎帶有的可能性，應該被人們理解為是預示了闡明此案是困難而非容易的。我曾經說過，正是憑著那些超乎尋常的現象，理性才能謹慎地摸索到真實，假如發現真相的途徑真的存在的話，對於目前這樣的案件，應當探詢的問題不是‘發生了什麼？’，而是‘發生了什麼前所未有的事？’在對萊斯巴拉葉[15]夫人的住所進行調查時，G先生的那些偵探們都對那些不同尋常的現象感到沮喪和迷惑，而這些現象對於一個理性而有條理的才智之人來說，卻是確定地預示了成功；可是這同一位才智之人，在面對這個香料店姑娘的案件所呈現的尋常特徵時，卻有可能陷入絕望，而且除了警察人員也能輕易取得的進展外，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在萊斯巴拉葉夫人和她女兒的案子中，甚至在調查伊始，我們就確信這是一起謀殺，自殺的嫌疑是被立刻排除的。現在，我們也從一開始就排除了自殺的各種可能。在魯爾門被發現的屍體呈現的是這樣一種情形，這很難讓我們有推想出自殺的可能。但是也有人認為這具被發現的屍體並不是懸賞酬金緝拿兇手或兇手團伙案件中的、那位我們剛剛就她與警察局長達成協議的瑪麗·羅傑。我們都熟識提出此觀點的局長先生，但也不能太信任他。如果我們從被發現的這具屍體開始調查，並由此追查出兇手，發現這具屍體並不是瑪麗；或者，如果我們從活著的瑪麗著手調查，並找到了她，發現她未被殺害——這兩種情況都是徒勞無益的；因為我們要承兌的人是G先生。因此，出於我們自身的目的，即使不是為了公道，絕對有必要的是，我們的第一步應該是確定屍體的身份就是失蹤的瑪麗·羅傑。

“《星報》的那些觀點對公眾影響很大；而且報刊自身也確信這些觀點的重要性，這從它著手寫的關於此話題的其中一篇文章的開篇態度中可以看出來——‘在一天的幾份早報中’，它這樣寫道，‘都談及了星期一《星報》上的那篇結論性的文章。’對我而言，這篇文章除了作者的熱情之外，似乎並沒有什麼結論性。我們應該記住，總的來說，報紙的目的更多的是煽動情緒——是提出論點——而不是推演事實的起因。只有當前者與後者似乎是巧合時，後者的目的才被顧及。僅僅發表普通觀點的報紙(儘管這觀點或許很站得住腳)，並不能從公眾中贏得聲譽。民眾只有在報紙對某個普遍觀點提出尖銳的反駁時才認為它是深刻的。無論在推理中還是在文學中，最快而且最廣泛地被人賞識的就是驚世之言。但是驚世之言在兩者中卻是價值最低的。

“我的意思是說，正是瑪麗·羅傑還活著這一想法所混雜的驚人和戲劇效果，而不是這一想法的真實可信度，使《星報》對此大做文章，並確保其迎合公眾的口味。讓我們來調查一下這份報紙的主要論述；並盡力避免它闡述論點時的語無倫次。

“作者的首要目的是想表明，從瑪麗失蹤到發現那具浮屍之間的短暫間隔來看，這具屍體不可能是瑪麗。因此，將這段間隔縮短到最低限度就立刻成為了推理者的目標。在對這一目標的性急追求中，他最初只是草率地作出假設。他說，‘如果兇手對她下了手，那麼，認為其動作完成能快到足以使自己在午夜之前將屍體扔進河裡的推測是愚蠢的。’我們就會很快，而且很自然地問為什麼？為什麼兇手在姑娘離開母親家之後五分鐘內就被殺的推測是愚蠢的？為什麼認為兇手是在那天的任何時間作案的也是愚蠢的？任何時間都會有兇殺發生。但是，如果謀殺是在星期天早上九點到午夜前一刻鐘發生的，那麼兇手仍然會有足夠的時間‘在午夜之前將屍體扔進河裡’。因此，這個推測恰好意味著——那個兇手根本不是在星期天作案的——而且，如果我們同意《星報》的設想，我們就容許報紙信口雌黃了。那段以‘如果兇手如何如何的推測是愚蠢的’開頭的話，無論它是怎樣地被刊登在《星報》上的，也許可以被我們想象成其實是早已如此這般地存在於作者的大腦中了：‘如果兇手對她下了手，那麼，認為其動作完成能快到足以使自己在午夜之前將屍體扔進河裡的推測是愚蠢的；我們認為，推測出所有這一切，並且同時推測(因為我們決定要這樣推測)屍體是直到午夜後才被扔進河裡，都是愚蠢的’——這本身就是一句非常不符合邏輯的話，但是也不像報紙上的那句話那樣完全是荒謬的。

“如果我的目的，”杜潘接著說，“僅僅是找出破綻來反駁《星報》上這段論述的話，我就完全可以對它置之不理。不過，我們要對付的不是《星報》，而是事實真相。照現在的情形看，那句話只有一個意思；而這個意思我已經明確地說過了；但是重要的是，我們要在純粹的語言背後，尋找這些話已經明確指涉的，卻沒能傳達出來的觀點。那個記者的意圖是想說不管這場謀殺發生在星期天白天或夜晚的任何時段，兇手是不可能會冒險在午夜前將屍體抬到河邊的。事實上，這正是我要反駁的假設。那位記者推測兇手處在這樣的一種位置，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必須得將屍體運到河邊。那麼，謀殺也可能發生在岸邊，或是就在河裡；而且，那樣的話，在白天或夜晚的任何時候，將屍體在拋擲水中就可能是最明顯和最迅速的處理方式。你會明白，我不是在暗示這是可能的，也沒有表示這與我自己的觀點是相符的。到目前為止，我的設想與案件的事實沒有什麼關聯。我只是想提醒你注意《星報》提出觀點時的整個語氣，讓你留心文章開頭的那種片面性。

“於是，在規定了一個限度以配合自己預設的觀點之後，報紙假設道，如果這具屍體是瑪麗的話，那麼它在水裡的只不過是很短的時間，報紙接著又這樣敘述：

所有的經驗都表明，溺水的屍體，或者說在暴力致死後被立刻扔進水中的屍體，需要六到十天時間才使其足夠腐爛到能浮出水面。即使屍體被火炮燃燒過，它也至少要五到六天的浸泡才能浮起，如果不去管它的話，它又會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