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了，我曾經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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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人物》雜誌上曾刊登過對松崎玲王奈的採訪報道。我是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的一條舊街區的書店裡買到這本雜誌的，報道中主要介紹了她的近況，包括新近參演過的影片，也提到了她初來乍到時在美國電影界的一些經歷，其中有些說法甚至相當尖銳。

那次採訪是一九八七年上半年的事情，正是她擔任主演的第二部大片《阿依達，一九八七》正式公演的前後。採訪中她對記者這樣說：

“影片《阿依達》拍攝結束後的那段時間裡，我接不到什麼自己想演的戲。電影在日本受到冷遇，西海岸這邊一時又沒有合適的事可做，那時我心裡真是煩到了極點，總想做點兒什麼來尋找刺激。我甚至想過出去幹點粗活，打工賣力氣也行。我本來就是做好了這個準備才到美國來的。多虧我身邊沒交什麼強盜朋友，不然他一個電話打過來：‘嗨，玲王奈，我們一起搶銀行去吧！’我也會毫不猶豫地跟著去。

“當時我十分相信自己的實力，認為自己絕對能夠獲得成功。我也曾經有過輝煌的經歷，而且我有語言方面的優勢，能說東西方好幾種語言，對自己的演技也充滿信心。我那時身體也比現在要強壯得多，所以十分自信地認為，即使是體力消耗很大的動作片的角色，只要我肯接下來，就能把身體狀態調整到劇情需要的水平。導演說九點集合的話，我肯定會在十分鐘前到達拍攝現場。我想這一行的規矩你也知道，稍微大牌點的演員架子都挺足，別說九點以前到現場，磨蹭到十點也許還沒露面，來了之後還要賣乖討巧：‘各位好！今天咱們是幾點開拍呀？’但我初來乍到，在攝影師和導演們的眼裡不過是個從東方來的花瓶而已，誰也不指望我能拿出什麼新鮮演技。他們以為我站在鏡頭前面，就只能和在東京出席時裝釋出會時似的，在T型臺上隨便走幾圈了事。可是我一上場，要做的動作幾乎都一次到位，誰也挑不出什麼毛病。甚至有幾組畫面拍出來後還能多次使用，弄得連我自己都十分驚訝：‘什麼？今天的活兒這麼快就幹完了？’那種心情你能理解嗎？

“我的經紀人什麼也沒教過我。我一對她講自己焦慮，她就回答說：‘OK，玲王奈小姐，你很有進取心，這種精神很要緊。’接著一連介紹了幾個劇組給我。但是和他們接觸後我發現，那些劇本內容都沒什麼吸引力。偶然有幾部劇本讓我感興趣，想要好好施展一番演技，可是對方劇組又看不上我，藉口他們要的是白人女性。有位導演看了我主演的《阿依達》後找到我，想讓我在他片裡演個小角色。可是我一看劇本，戲裡只需要我演一個年輕藝妓，或者演一個多情的日本女子，和到京都出差來的外國青年實業家產生戀情什麼的。劇本中要求我在短短一週裡結識這名外國青年，然後帶著他在京都一些古寺到處轉轉，和他接吻，再和他上床，然後那個男人離開日本，回芝加哥的老婆孩子身邊去。你說演這種角色能有什麼出息？難道這就是我一直憧憬的好萊塢的演藝生活嗎？我感覺無聊透頂，後悔來到這裡，甚至覺得生活還不如在東京有意思。那時我很認真地考慮過回國去的問題。

“那年夏天我的經紀人又來勸我，說是能替我找一個臨時的模特工作，讓我和幾個女孩到巴黎去試試。她說，你在履歷書裡寫著曾經在東京當過模特，要是覺得這兒的生活無聊，倒不如試試這個工作。那些當紅的名模大多數是在歐洲成名的，要說時裝，還是歐洲比較正宗。不過那兒的競爭太激烈，簡直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好比幾條鯊魚放進一個游泳池，讓它們拼命廝殺，看誰能笑到最後，誰被咬死。但從旁觀者的角度來看，她似乎覺得這份工作很好玩。

“那次旅行真是糟糕透了，至今回想起來還覺得心裡不舒服。旅程中發生了許多不如意的事，雖然也有些事情給人留下了美好的記憶，但是總的來說太讓人失望了，我這輩子真的不想再去第二回。我覺得自己就像是任人挑選的商品，旁邊再放張價籤，只要看中了就可以拿走，任人擺佈。我想現在還是一樣，那個行當裡的情況不會改變多少。

“我到了巴黎以後，就和其他三位和我一樣臨時被叫來的女模特一起被扔在一間賓館裡。我們四個人裡沒有一個能說法語的，接我們去那兒的人不知什麼時候也不見了，那時我們幾個真是非常擔心。和我在一起的I（那篇報道里提到了她的真名）當時還沒什麼名氣，但現在已經成了一位超級名模。那時她和普通女孩沒什麼區別，甚至晚上睡覺時還得讓人哄著，要是沒人跟著照顧，她簡直都活不下去。我還真覺得她挺可愛的，至少剛開始時是那麼認為的。

“第二天早晨，那幾只大灰狼全露面了，‘嗨！姑娘們，晚上睡得好嗎？對繁華的巴黎早晨有什麼印象？I小姐，你的工作來了，是給L雜誌拍封面廣告，會有一些暴露的鏡頭。馬上跟我走！’

“那時我們幾個誰都沒想到過要拒絕。給我安排的工作也不好做，那是在海灘上，脫光衣服後再抹上點稀泥，在海邊的沙子裡一躺就是半天，全身曬得火辣辣地痛。我好容易剛去完體毛，又被曬成那樣，弄得我好久都沒法上鏡頭。

“回到賓館後只見I氣哼哼地在發火。她告訴我，對方問她同不同意拍全裸寫真。我一聽也挺生氣，馬上給我的經紀人打了個電話，直接告訴她，我和I明天不幹了，要回去。不過到了晚上I的舉動卻變得很奇怪，整個人搖搖晃晃地站不穩，而且說好的事情又全忘了。吃完飯以後，一位當地有名的攝影師在她套間裡開了個派對，中間端上來一個大銀盤，上面擺著滿滿的小袋可卡因。我這時才明白，原來她還是一個癮君子。我想我們這些人在他們眼裡全都一樣吧？

“現場來的一群人裡有時裝雜誌主編，還有所謂法國青年藝術家，他們把我們當仙女似的使勁誇了半天。那位I小姐剛才還氣鼓鼓地不說話，這會兒又嘻嘻哈哈的，覺得挺開心。

“那些自稱是藝術家的人裡雖然也有好人，但在我的眼裡他們無異於一群餓狼，個個都色迷迷的，隨便找個什麼藉口就會湊到你身邊，不是把手搭在你肩膀上，就是伸手偷偷摟一下你的腰，要多噁心有多噁心。現在想起來，那種做派大概就是所謂法國社交界的通行模式吧，不管是洛杉磯的男人還是東京的男人都做不出來。我實在很看不慣這些，覺得自己就好像是個妓女被他們叫到那裡去似的，何況當時我們身上還有著當演員那點兒優越感呢。

“剛過了一小會兒，I在洗手間裡大聲喊我過去，滿臉醉醺醺的樣子。我過去看看她到底怎麼了，發現她已經醉得一塌糊塗，上完洗手間連裙子都提不上去了。

“那陣子我也跟著沾上了毒品，回美國去的事也不提了。當時我還覺得挺高興呢，吸過毒渾身像火燒似的發燙。過了幾天，這家賓館裡又開了一次更小型的私人派對，那天連我自己也喝得酩酊大醉，提不上裙子了。從洗手間出來，我只穿了一條短褲，上身圍著一件披肩，出現在派對裡的時候反而博得滿堂喝彩，那些人還搶著跟我合影呢。

“可是再荒唐的事我是不會做的，我自己能把握得住自己。好歹我也是個演員，現在這份工作只是來玩一玩，我可不想因為這份臨時工作讓自己掉了身價。所以我雖然沾過幾次毒品，但是濫交的事我絕不會幹。

“不過，真正開眼的是之後到羅馬去的那一趟。在那裡工作結束之後經常需要來點刺激，那幫攝影師從來不會馬上回老婆那裡去，總要盡情享受一番。那時的情景真叫人看不下去。晚會上還有不少本地的無名模特，吃過晚飯後，其中有個女孩跳到鋪著檯布的桌子上站著，裙子下面連內褲都沒有穿，什麼都能看見。我回頭一看，其他那些女孩全都在男人腿上坐著呢。

“這種晚會後來會變成什麼樣你也猜得出。那群人在地板上滾成一團，醜態百出，場面相當滑稽。我們在歐洲待了不過三個禮拜，其他女孩對每天晚上見到這些事已經慢慢地見怪不怪了，好像是在一點點地接受學壞的心理教育似的。不過我可跟她們不一樣。哦，說到這裡你一定很想知道那位I小姐的事情吧。她那段時間都幹了些什麼呢？呵呵，起碼她是沒有跟著我離開那間開派對的屋子。

“我剛出房間的門，後面就跟上來一位高個子男人。他自稱是作家，想找我問點兒事。他說的是英語，態度還挺客氣，戴著一副眼鏡，看上去人也挺誠實。我說，要不你請我喝杯咖啡再聊，他馬上就答應下來了。我們到一層的咖啡廳找了個座位，邊喝邊聊了起來。他算是我在這趟歐洲之旅中見過的唯一正經點兒的男人了。

“他說自己是德國人，原來當過律師，現在不幹了才改行當了作家。因為對模特界的內幕很感興趣，想收集點資料寫本書。我告訴他趕緊死了這條心，這一行整個就是一團糟，寫出來的東西正經人不會買來看的。

“他笑了笑，告訴我他並不這麼認為；哪個行當裡都少不了一些在地板上摟著打滾的人，不管是當律師還是當法官都一樣。女人要是長得漂亮點，就會有許多人注意你，也就更容易被拉下水去。可是也有些模特先在美國幹一段時間，有了點名氣後再回到歐洲來，最後在藝術界裡獲得了成功。

“我告訴他自己當過演員，他聽了後很驚訝。他說我的確看起來很冷靜，當演員的天分似乎也不低，勸我還是要好好發揮自己的長處幹出點事業來。我當然也不是聽了他這句話才下的決心，因為我自己本來也有過這種考慮，所以當時就決定不再這麼渾渾噩噩地過日子了。攝影模特就幹到今天為止，我還是要回好萊塢去努一把力。不管在那裡多麼無聊，也比在這兒混著強上百倍。

“我真想再見他一次。他叫什麼名字我已經全忘了，但是我記得他是德國人，現在一定也是很有名的作家了吧。我當時抱怨了一句：‘什麼當模特，還不就是給人當衣架子套上件時裝？’他也勸導我，說這些模特確實不過是每天抹抹口紅化化妝，一天換幾件時裝上臺走幾趟而已。年輕時整天跟那些只關心裙子長短的男人混在一起，不管多聰明的人也得變傻。我覺得還是他說得有道理，那以後我就再也不想找什麼模特的事來做了。”

我是在斯德哥爾摩的一間咖啡館裡讀到這篇報道的，讀著讀著，懷舊感又爬上了心頭。玲王奈小姐還記得我，這當然讓我很自豪，其實那天晚上她在羅馬那家R賓館和我一起喝咖啡並接受採訪的事，我也還記得很清楚。那家咖啡館裡面到處鋪著高階地板，看起來都能趕得上莎士比亞《麥克白》的舞臺佈景了。那天我喝的是乞力馬紮羅咖啡，玲王奈要的是一杯摩卡。

就像玲王奈直言不諱的批評那樣，當晚的那場派對確實不堪入目。可是當時我正暗地裡調查採訪米蘭的一些黑社會賣淫組織，知道了很多內幕。跟那些團伙乾的事比起來，這種瘋狂的派對還算是正經的。那時，我剛剛用不久前在歐洲模特里採訪來的實際材料寫了本有關這個行業內幕的書，出版後居然十分暢銷，我也因此有了點名氣。所以當時我正想採訪幾位美國模特界的人寫一本續集，聽說來了幾位美國的名模住在R賓館裡，我就想找她們瞭解點兒實情。

那天我一進賓館，剛好碰見這位美國來的叫松崎玲王奈的女演員。剛一見面我就覺得她和其他那些模特不大一樣，一下子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她顯然具有東方人的血統，首先就給人以特別聰明的感覺；說話雖然有點直，但話裡話外聽得出她這個人不乏幽默感和獨特的見解。我對她的氣質和靈性很欣賞也很佩服。

這篇報道中她提到的事大體上是對的，但有幾個細節也許記得不準確。一開始見面時我的確說了那些庸俗的女模特們不少壞話，但說那些話的目的是用來引出她的話題。隨著我們的談話越來越深入，我已經感覺到她是個絕頂聰明的女孩，而且就像她轉述的那樣，我最為吃驚的是，她在這種烏七八糟的環境中居然還能保持那麼冷靜的頭腦，這一點我很佩服她。

玲王奈記憶不準確的還有一處地方。我那天告訴過她，自己雖然是個德國人，但基本上生活的重心是在瑞典的斯德哥爾摩。我只不過是出生在德國罷了，那地方現在也已經劃歸波蘭，所以我究竟算是哪國人連自己也說不清，這也許造就了我現在多愁善感的性格。當天那些鬧哄哄的場面和猥瑣不堪的行為，我也說不上特別討厭，我的目的只是想從中找到一些略顯陰暗的素材，並把它們寫進書裡去。

說起我的經歷，幾乎可以寫成一本小說，而且遺憾的是，這甚至比我以前寫的幾本小說情節更為曲折，也更富文學色彩。我原名海因裡希·馮·倫道夫·斯泰因奧爾特，出生於茅恩澤湖畔的一座小城堡裡。這座本來屬於我們家族世代所有的城堡，在納粹德國進攻莫斯科那一年，被希特勒的外交部長裡賓特洛甫強行佔為己有。

我父親曾當過德國陸軍的預備役中尉，但他一直在暗地裡試圖除掉希特勒。這件事不幸被蓋世太保覺察以後，父親立即遭到逮捕，隨即於一九四四年被法西斯槍決了。我們家的財產也全部充公，直到二戰結束後也沒有歸還。當時除了父親，母親也遭到逮捕，她帶著當年只有四歲的我以及妹妹被關押在一座集中營裡。原以為我們一家遲早都逃不脫被殺害的命運，但多虧我母親認識一位有地位的人，在他的幫助下，一直到納粹德國投降我們還活著。

因為失去了一切，所以在戰後的西德，我們的日子過得就像吉卜賽人似的，只能在有房子住的母親朋友家裡輾轉搬來搬去。我們幾乎每年都要搬家，光是我讀過的小學和中學加起來就有十三所，我妹妹轉學的次數也和我差不多。

儘管小時候吃過不少苦，所幸我們的生活還是漸漸好了起來。我大學畢業後當了一名律師，在社會上小有名氣，那時我母親依然健在。到她去世時，我們家還買了座不大的房子。我妹妹長大後當了一名模特，在事業上也還算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二十五歲那年，妹妹脫離了模特這一行，嫁給了一位富有的男士。現在他們一家定居在波蘭的華沙，而且生活過得還算幸福。

這麼說，過得不幸福的也許只有我一個。大概是家族遺傳下來的貴族血統起了作用，我在生活中喜歡追求奢華和排場。我後來愛上了一位和我妹妹一起工作的瑞典籍模特，並和她結了婚，但終歸因為性格不合，在結婚六年後還是以分手告終。母親活著的時候，我還老老實實地在家鄉待著，她去世以後我就託一位讀書時的同學幫忙，跑到瑞典謀生來了。也許是娶過一個瑞典女子的原因吧，我的瑞典語和英語都說得不錯，幹起律師這行後，幾乎所有的工作都來自這個語言圈子裡的朋友。

雖然我在斯德哥爾摩的正式職業是律師，但我有位出版界的朋友還是經常委託我寫些東西。在他的要求下，我一口氣寫了好幾本書。我寫了我們家族沒落的經過，寫了關於納粹和希特勒的一些舊事，也寫了許多在波蘭生活時的故事。由於當年瑞典所受的戰亂不多，我寫的內容還很受當地人的歡迎。那幾本書當時的銷量很可觀，因此瑞典皇家筆會還吸收我當了會員。由於我德語、英語和瑞典語三種語言的聽說讀寫都沒有問題，我寫的書不用專人翻譯也能同時在這些國家出版。雖說還算不上有多高的知名度，但收入很不錯。也許因為妹妹和前妻都當過模特，加上我當律師時的經歷，我對模特這個行業比較熟悉，因此我才專門到羅馬去，並在那裡認識了這位松崎玲王奈小姐。

2

一九九六年初，我又被一個全新的題材所吸引，為此我開始四處收集創作素材。這個課題就是人腦的研究開發。我寫作的目的在於從這項世界最尖端的科研專案中尋找題材，並把這些研究成果改寫成普通人容易理解的文章，再在一本叫做《瑞典百態》的雜誌上以連載的方式發表。

一九九○年，美國參議院透過了一項名為“人腦十年研究規劃”的決議，批准投入大量資金資助美國科學家從事對人類大腦功能的研究。據說此項研究至今僅美國就耗資十億美元以上。歐盟得知這個動向後也不甘落後，仿效美國開始了名為“歐盟大腦研究十年規劃”的龐大研究計劃。而到了九十年代後期，世界各國都已經爭相把這項研究列入各自的科研課題。

我之所以對這項研究成果感興趣，是由於我聽說，和美國的研究人員合作最為密切的是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的一個研究小組。不過因為瑞典國內並沒有給該小組撥出足夠的研究經費，他們所取得的成果自然無法和美國科學家們同日而語。

據說斯德哥爾摩大學研究小組的研究獨闢蹊徑，不同於以往僅僅採取物理方法對人腦進行的研究分析，而是同時在分子生物學、遺傳基因工程、免疫學這三個學科齊頭並進，相互配合展開研究。因此他們從世界各國邀請了許多這三個領域中的頂尖人才到斯德哥爾摩來。篇幅所限，這個話題無法在這裡一一加以詳述，如果有興趣的話大家可以看看《瑞典百態》這本雜誌中我寫的報道，或者等我近期的有關著作出版後參照閱讀。

我在這裡想寫的是圍繞這件事情發生的一個奇蹟。那是我讀過《人物》雜誌上有關玲王奈小姐的報道後的第三天，一個秋高氣爽的日子，《瑞典百態》雜誌編輯部突然接到一個讀者的電話。那天正巧我也在編輯部，有人告訴我有位讀者找我。拿起話筒一聽，裡面竟傳來幾句美式英語。這聲音怎麼聽都覺得很熟悉，但我一時愣愣地想不起來，這說話聲和我聽慣的瑞典人的英語語調完全不同。

“這個電話是國外來的長途，麻煩你請海因裡希·馮·倫道夫先生接電話。我是讀過貴刊有關人腦十年研究規劃報道的一名讀者。”

聽得出對方帶有美國西海岸一帶的口音，是一位沉穩的中年女士。她的語速相當快，語氣中有著北歐人所欠缺的爽朗和熱情。我實在想不出電話是誰打來的，因為我根本沒想到我寫的這些呆板的報道文章居然還能吸引女性讀者。

“我就是海因裡希·馮·倫道夫。請問我能幫你什麼？”

沒想到對方的話卻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哎呀，太好了！我是你的老朋友，你還記得我嗎？”

對方几乎喊出聲來，我聽了竟一時不知如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