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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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貝克街寓所的壁爐前，我與福爾摩斯相對而坐，他說：“老兄，生活比人們可以想象出來的要神奇何止千百倍啊！真正存在的非同尋常的事情，我們甚至都無法想象。倘若我們能夠攜手飛出窗戶，在這偌大的倫敦城上空，輕輕掀開一個個屋頂，窺探其中正在上演的各種非比尋常的事情：奇妙的巧合、密室裡的籌劃、鬧彆扭，還有讓人驚奇的一連串案件，它們一代代地不斷上演，引發了各種光怪陸離的事件，這會讓一切老套的，讀到開頭就能猜到結局的小說，變得黯然失色而無人問津。”

我回應道：“但是我並不認同你的觀點，報紙上所描述的各種案件，一般來說，都單調而又俗套。在警察的相關報告中，也都是一些毫無新鮮感的事件，我必須承認，結局不但無趣，更無藝術性可言。”

福爾摩斯說：“如果想要發現事件的真相，就必須積極運用一些選擇與判斷。警察的報告裡可不會有這些，也許把筆墨都集中到對地方長官進行頌揚的陳詞濫調上了，而非放在觀察者觀察到的，作為整個事件最核心、最關鍵的細節上。毫無疑問，沒有什麼事情能夠像司空見慣的事物那樣不尋常了。”

我笑著搖頭說：“我很理解你的這些想法。當然，因為你所處的地位，堪稱是整個三大洲每一個陷入困境的人的非正式顧問與絕佳助手，你可以有大把的機會去接觸所有超乎尋常的人與事。可是在這裡——”我從地上拾起一張晨報，“讓我們來進行一次試驗，我在這張報紙上看到的首個標題是《丈夫虐待妻子》。這篇新聞佔據了半個版面的篇幅，但是我不用看內容，就能完全猜到裡邊說的是些什麼事。當然了，其中肯定會牽涉到另一位女人，狂歡濫交、推搡鬥毆、拳打腳踢、滿身傷痕，還有極富同情心的姊妹或房東太太之類的。就算是最拙劣的寫手恐怕也再難想出比這更讓人感到乏味的東西了。”

福爾摩斯接過報紙，大致掃視了一遍，回應道：“事實上你舉出的例子，對你的論點來說是很不恰當的。這是鄧達斯家分居的案件，案發時，我正將與本案相關的一些細節弄清楚。丈夫是一名激進的戒酒主義者，並沒有第三者介入，他被指控的行為是養成了一種惡習，就是每次吃完飯後，總是取下自己的假牙砸向妻子。你會認為這個事件對於一般編故事的人來說，是想象不出的。醫生，請來一點鼻菸，你要承認，從你舉出的例子來看，是我說對了。”

他伸手取出他的舊金制鼻菸壺，壺蓋的中間鑲嵌了一顆紫水晶。水晶的光彩奪目與他本人的樸素作風與簡單生活形成了鮮明對比，於是我不得不進行一下評論。

“哈！”他說，“我忘記已經幾周沒見到你了。這是波希米亞國王為了答謝我在艾琳·艾德勒相片案中所作出的貢獻，而贈送給我的小紀念品。”

“那個戒指又是怎麼回事呢？”我瞧了一眼他手指上那個光輝璀璨的鑽石戒指問道。

“這是荷蘭王室贈送給我的，因為我幫助他們破解了一樁關係非常微妙的案件，但即使是對你這樣一位始終誠懇地將我的一兩件小事記錄下來的老朋友，我也不方便透露出來。”

“那你手裡現在還有什麼案件嗎？”我頗有興趣地問道。

“大概有十一二件，但沒有一件是非常有趣的。它們很重要，這你也知道，但並不有趣。我發現往往那些並不重要的事件之中有著可供觀察與值得去分析其因果關係的餘地與價值，這樣一來，調查工作也就變得興味盎然了。罪過越大，往往案件也就越發簡單，因為罪行越大，通常其動機就極為明顯。這些案件當中，除了從馬賽發過來，要我經手主辦的那個很複雜之外，其他的就全都乏善可陳了。但是也許再過一小會兒，就能有很有趣的案件主動找上門來，因為假如我沒有犯下大錯的話，現在就又有一位委託人上門了。”

他從椅子上站起來，走到已經拉開窗簾的窗子前，往下望著那灰暗而蕭瑟的倫敦街道。我從他的肩頭往外看去，對面的人行道上站著一位身材高大的女士，脖子上圍著厚毛皮圍脖，頭上有一頂插著大而彎曲羽毛的寬簷帽子，以德文郡公爵夫人那樣賣弄風情的儀態，歪戴在一側耳朵上面。在如此的盛裝下，她卻神色緊張、猶疑不決地往上窺視著我們的窗子，同時身子前後搖晃，手指焦躁不安地擺弄著手套上的扣子。突然，猶如游泳者從岸上一躍入水那樣，她急速跑過馬路，隨後我們便聽到一陣急促、刺耳的門鈴聲。

福爾摩斯把菸頭扔進壁爐，說：“這種現象，我從前就遇到過。在人行道上搖晃往往意味著出現了色情事件。她希望徵詢一下他人的意見，但又拿不準主意是不是把如此關係微妙的事情告知他人。不過在這事上也有所區別。當女人認為一個男人所做的事非常對不起她時，她就將不再搖晃，其預兆通常就是過於急躁，甚至要把門鈴線都扯斷了。現在這件事我們可將其看做是戀愛事件，但這個女子並不很憤怒，反而帶著迷惘或憂傷。不過幸好她現在已經親自登門拜訪，我們馬上就可以從她那裡解開謎團了。”

他正說著這些的時候，有人敲門，穿著號衣（一種制服）的男僕進來說有一位瑪麗·薩瑟蘭小姐前來拜會。剛說完，剛才那名女士就出現在僕人那並不高大的身軀後面，彷彿是隨著領港小船進港的大型商船。福爾摩斯以他素有的優雅大方而又彬彬有禮的非凡姿態迎接她，他隨手關上門，微微鞠躬，請她在舒適的椅子上坐下，並在須臾之間，就用他獨有的那種心不在焉的眼神把她從頭到腳打量了一遍。

他突然問道：“女士，你的眼睛近視，又要打很多字，不感覺吃力嗎？”

她回應說：“剛開始確實有些費力，但是現在已經不用看鍵盤就能找到字母位置了。”突然，她發現了福爾摩斯這話背後的含義，感到相當驚訝，抬起頭望著他，她的寬闊而表情友善的臉上流露出害怕與驚奇的神色。她大聲叫起來：“福爾摩斯先生，您聽說過我這個人吧，要不然怎麼對我的情況知道得這麼多呢？”

福爾摩斯微笑著回答：“我以前並不知道你，不過也不要驚訝，我的工作就是弄清楚一些事情。也許我已經把自己鍛鍊到可以發現常人總是忽略的問題。不然你又怎麼會跑來向我求助呢？”

“先生，我是聽埃思裡奇太太說您非常有才能，所以才來拜會您的。警察與其他人都認為她的丈夫已經死去而沒有尋找的價值了，而您卻很輕易地找出了他。福爾摩斯先生，我企盼您也可以這樣來幫助我。我並不是富翁，但除去打字賺到的那一點點可憐的收入外，憑我自己繼承來的遺產，每年還會有一百英鎊的收入。只要你能找出霍斯默·安吉爾先生，我願意將這些錢全部拿出來。”

福爾摩斯問：“你為何要如此匆忙地離開家來拜訪我呢？”他十指相扣，眼睛盯著屋頂。

瑪麗·薩瑟蘭小姐此時原本茫然若失的臉上再次流露出驚訝的神情。她說：“對，我確實是匆忙間出來的。由於看到溫迪班克先生，也就是我父親——對此事根本毫不關心，讓我異常氣憤。他不同意去報警，也不答應來拜會您，最後，他什麼措施都不準備實行，只是沒完沒了地說：‘沒事，不會有事的。’這讓我太氣憤了，我穿上外套，馬上跑來找您。”

“你的父親，”福爾摩斯說，“其實一定是你的繼父，因為你與他並非同姓。”

“對，是我的繼父。不過我稱他為父親，儘管聽起來讓人感到可笑，因為在年齡上他只比我大五年零兩個月。”

“你母親還在世嗎？”

“是的，我母親依然健在。福爾摩斯先生，在我的生父去世後不久，她便再婚了，並且那男人比她年輕近十五歲，這讓我很難過。我父親是在托特納姆法院路那裡做管道販賣生意的。他留下一個不小的企業，這個企業原本是由母親與工頭哈迪先生繼續共同經營的。但是，溫迪班克先生剛來就逼迫母親賣掉了這個企業，因為他的職業是推銷酒的旅行推銷員，地位比較高。他們把企業連同利息賣出，一共得到四千七百英鎊。倘若父親還健在，他會得到遠超這個數目的金額。”

我原本以為福爾摩斯會對如此紛亂複雜與毫無頭緒的敘述感到極度厭煩，沒想到恰恰相反，他始終在聚精會神地傾聽著。

他問道：“你自己的這份收入也是依靠這個企業得來的嗎？”

“啊，先生，不是的。那是另外的一筆收入，在奧克蘭的奈德伯父把他的財產遺留給我，屬於紐西蘭股票，利率為四分五厘，股票金額為兩千五百英鎊，但我只可以動用其利息。”

福爾摩斯說：“我對你說的這些事感到很有興趣。你既然能夠每年都得到一百英鎊這樣一筆很大的款項，加上你工作賺到的錢，你如果想旅行，並過上很舒適的生活應該不成問題。我估計一位獨身女士只要每年能有六十英鎊的收入就足以生活得不錯了。”

“就算比這個金額少很多，福爾摩斯先生，我也可以過得很舒適。但是您也可以體會到，只要我還在家裡生活，就不願意變成他們的負擔，因此當我與他們住在一起時，他們就花我的錢，當然，這只是暫時狀態。溫迪班克先生每季度會將我的利息取出來交給母親，我認為僅憑打字掙到的錢就足以讓我生活得很好。每打一張可以賺到兩便士，一天基本能打十五至二十張。”

福爾摩斯說：“你已經將主要情況對我講清楚了。這位是我的朋友華生醫生，在他面前就如同在我面前一樣，講話不用拘束。請你將與霍斯默·安吉爾先生的關係徹底告訴我們吧。”

薩瑟蘭小姐的臉上浮現出紅暈，緊張不安地用手撫弄著短外衣的花邊。她說：“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煤氣裝修工的舞會上。我父親健在時，他們總是送票給他。後來他們也沒忘記我們，把票送給了我母親。溫迪班克先生不同意我們參加舞會。他從來不願讓我們去外界的任何地方，參加任何活動。甚至我只是想去教堂做禮拜，他都會發脾氣。但是這一次我下定決心必須前往。我就是要去那裡，他有何種權利來阻止我呢？他說，父親的全部朋友都要去那裡，我們結識那種人並不合適。他還說，我缺乏合適的衣服穿。而我的那件紫色長毛絨衣服，幾乎從未從衣櫃中取出來穿過。最後，他實在沒有辦法，因為公司的事務要前往法國。母親與我兩個人，就陪同此前當過我們工頭的哈迪先生一起赴會了。就在那裡我遇到了霍斯默·安吉爾先生。”

福爾摩斯說：“我想，溫迪班克先生從法國返回後，一定對你參加過舞會的事極為惱火。”

“是啊，但是他的態度並不惡劣。我記得他只是笑笑，聳了聳肩膀，還說不同意女人做她願意做的事是毫無用處的，她總會喜歡什麼就追求什麼。”

“我懂了。我想，你是在舞會上遇見那位霍斯默·安吉爾先生的。”

“是的，先生。那天晚上我遇到了他。第二天他還到家拜訪我，問我們是否全部平安返回家中。在此之後，我們還會見過他……福爾摩斯先生，我的意思是說，我與他一起散步過兩次，但此後我父親就從法國回來了，而霍斯默·安吉爾先生就再也不能來我家了。”

“不能嗎？”

“是的，您知道我父親很討厭那樣的事情。如果能做到的話，他總是想盡各種辦法阻止任何客人來訪，他經常說，女人家理所應當安分地與家人待在一起。但是我卻時常對母親說，一個女人首先應該建立起自己的社交圈子，而我還沒有交際圈。”

“那麼霍斯默·安吉爾先生後來又怎樣了呢？他沒有再設法來見你嗎？”

“唉，父親回來一週後又準備再次去法國，霍斯默來信告訴我，在他出發前最好暫時先不見面，這樣比較保險。這一時期我們都是靠書信往來，而且他每天都會來信。我大清早就把信收起來，不讓父親發覺。”

“你那時與那位先生訂婚了嗎？”

“啊，已經訂婚了，福爾摩斯先生。我們在首次散步以後就已經訂婚了。霍斯默·安吉爾先生……在萊登霍爾街的一家辦公室擔任出納員，並且……”

“哪個辦公室？”

“福爾摩斯先生，最大的問題就在這兒，我不清楚。”

“那麼，他住在哪裡呢？”

“就住在辦公室裡。”

“你居然不清楚他的住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