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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想告訴他,多年前在羅馬那個悶熱日子裡,我們的父親說起這件事時我也在場,但我終究忍了下來。那天下午在我弟弟的房間裡看著他收拾他的速寫簿,將它們鎖進抽屜裡時,我只說:“那些速寫畫得好極了,真的很好。”我沒有提醒他藝術界有個不成文規定,不能在人體畫裡呈現男性性器官。一般做法是直接留白,更多人選擇畫一塊腰布。查理不但違反這個原則,他筆下甚至有部分男性器官處於興奮狀態。

那次事件過後沒幾個月,我父親也注意到這個問題,或許是查理沒有把畫作收藏好,或不小心說漏嘴。我記得某天早上查理被叫進我父親的畫室,畫室房門緊閉,我父親不知是用樹枝、手杖還是丁字尺鞭打查理,只聽見查理尖叫個不停。

我父親過世後,我認為我們兩兄弟應該可以跟我母親一起在她在漢諾威露臺的家愉快地過完餘生。但我跟卡羅琳·G的私通讓我離開了這個避風港。不過,我跟卡羅琳與她女兒哈麗葉——我多麼喜歡這個名字的巧合!——共同生活後那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時間裡,雖然我會在新家寫信給一些朋友,卻經常回到我母親的家,在那裡寫信給我和母親共同的朋友們。當然,我母親並不知道卡羅琳的存在,即使她知道,也從來沒有表露出來。我經常編造些獨居在外的單身漢生活細節,從來不曾提起任何女性,更沒提過喪偶的卡羅琳。不過,在我跟卡羅琳同居那段時間裡,我母親也從來沒有說過要來我的住處探望我。

1851年我結識狄更斯時,還住在我母親家。那段時間的我跟狄更斯,正如某位記者後來描寫的那樣:“兩個人都是精力充沛的男士,對戲劇充滿熱情,熱衷飲酒作樂及旅遊,追求極度愉悅、徹底放鬆與慷慨激昂。”而在我們短程旅遊、徹底放鬆和慷慨激昂之後,狄更斯就會返家回到他那愈來愈像母牛的妻子身邊,我就回到我母親身旁。

我弟弟如果沒跟凱蒂·狄更斯結婚,一定會跟我母親同住到她離開人世,之後繼續在那裡住到他自己死亡。

我們永遠沒有人真正知道1860年暮春時節查理為什麼會突然向凱蒂求婚。事實上,根據我的瞭解,那年春天其實是凱蒂主動向我弟弟求婚的。總之,當時急急忙忙把婚期定在仲夏時節的人確實是凱蒂,她完全不理會她父親的高分貝激烈反對:既反對這樁婚事,更反對倉促的婚期。

我弟弟並沒有豐富情史。坦白說,直到三十二歲那年(也就是結婚那年),他一直跟女性保持距離。那年春夏之間流言盛傳凱蒂愛上了愛德蒙·耶茨,也使出渾身解數追求對方。愛德蒙·耶茨是狄更斯的年輕友人,曾經寫過一篇貶低薩克雷的傳略,致使薩克雷與狄更斯決裂。當時有人形容耶茨:“……也算非常迷人,可惜只是表面層次。”

管他是不是表面上迷人,凱蒂反正愛上了他。儘管耶茨經常出入塔維斯多克寓所與後來的蓋德山莊,儘管凱蒂明顯地挑逗他——在任何人眼中都很明顯,包括狄更斯和我——耶茨卻視若無睹。任性的凱蒂(當時她剛滿二十歲)轉而向我弟弟查理求婚。

婚禮前幾個月,我造訪蓋德山莊,發現凱蒂戀情的轉向已經是公開的秘密。我寫信告訴我母親:“……查理還在努力說服自己接受結婚這個事實。”

多年以後,我弟弟死於後來被證實為癌症的反覆性潰瘍後,我問過凱蒂她為什麼跟查理結婚。“當時我必須離開那個家,”她答,“必須離開我父親。”

狄更斯不贊成這門婚事,但凱蒂畢竟是他最寵愛的孩子,他沒辦法拒絕她的任何要求,包括這樁兒戲婚姻。

1860年7月17日,海厄姆的聖瑪麗教堂幾乎被白色鮮花覆蓋。五年後,狄更斯的小屋組合完成後,在裡面就能看見教堂的尖塔。附近的下層階級街坊鄰居在通往教堂的路上豎起鮮花拱門。婚禮前一天晚上村民鳴槍表示慶祝,可是暴躁又不安的狄更斯穿著睡衣跑到蓋德山莊的草坪上,手拿獵槍只問了一句:“那槍聲是怎麼一回事?”

一輛特別列車從倫敦把婚禮賓客接來。我記得當時跟低調樸素的紳士托馬斯·卑爾德聊了幾句,他二十年多前曾經擔任狄更斯的伴郎,是在場唯一一位曾經出席新娘父親婚禮的賓客。只是,狄更斯在簡短的特別祝賀詞裡竟挖苦地——我覺得幾乎有點兒憤怨——提及“二十四年前在某棟都市建築裡舉辦的類似儀式”。

凱蒂的母親凱瑟琳當然沒有出席。狄更斯依然健在的老母親伊麗莎白·狄更斯也沒參加婚禮。新娘母親的孃家只有喬吉娜出席。不過好像沒多少人注意到這件事。

婚禮結束後,賓客們回到蓋德山莊享用豐盛早餐。同樣地,餐桌上面及周邊的一切都綴滿白色鮮花。儘管早餐菜色極盡奢華,過程卻只花了一小時。主人預先告知宴席上不會有任何致辭,果然說到做到。我注意到新郎新娘只在餐桌旁稍坐片刻就消失了,其他賓客用餐後則是到草坪上玩遊戲。我母親對這樁婚事的態度類似狄更斯,那天早上一直需要照料。我弟弟和凱蒂重新出現時,兩人都穿著外出服。一身黑衣的凱蒂情緒崩潰,伏在她父親肩膀上痛哭。我弟弟臉色愈來愈蒼白,我擔心他隨時會暈倒。

我跟我母親和其他大約三十名賓客聚在馬路旁跟新人吻別,也跟所有人握手,依禮俗向新人扔舊鞋。馬車離開後,我母親說她身體不舒服。我先扶她坐在樹蔭下,再回去跟狄更斯道別,卻到處找不到他。他沒有跟年輕人在草坪上玩耍,也沒有在樓下客廳或樓上的撞球間或書房。

我看見瑪麗從樓梯上走下來,於是上樓走到凱蒂房間——那天早上之前的凱蒂臥房——看見狄更斯跪在地上,臉埋在凱蒂的結婚禮服裡,哭得像個小孩子。他抬起頭看我一眼,老淚縱橫的臉龐可能只看見我在門口的模糊身影,也許以為我是他女兒瑪麗。他用嘶啞的破嗓子哭著說:“如果不是因為我,凱蒂也不會離開家。”

我沒有答話,直接轉身下樓走到院子裡,扶起我母親,找了架馬車帶我們到火車站搭車回倫敦。

我弟弟和凱蒂不會有孩子。外界謠言四起,說他們婚後始終沒有圓房,這謠言也許出自狄更斯口中,但也可能是凱蒂自己說的。的確沒錯,到了狄更斯發生火車意外事故的1865年夏天,凱蒂已經成了怨婦,四處招蜂引蝶,顯然有意找個情人。如果不是她父親虎視眈眈時時警戒,她身邊多的是可以罔顧道德跟已婚婦人上床的男性。

我弟弟的慢性病和胃痛也成為狄更斯家族的一大困擾。當時我認為他只是胃潰瘍。1873年我弟弟死於胃癌,當時我唯一的慰藉是,查爾斯·狄更斯比我弟弟早走一步。

狄更斯在1865年那個不尋常的秋天對我說:“威爾基,你弟弟每次在這裡吃早餐,就會為我的餐桌帶來一張死人臉。”所有人都看得出來狄更斯認定查理活不了多久,而且他——這位天下無雙先生從來閉口不談自己的病症,更從來沒想到過自己也會死——覺得查理不如早點兒死了算了。

親愛的讀者,那麼話題就回到1865年冬天我悲慘的健康狀況。

我父親生前也飽受風溼之苦,病灶集中在他左眼後側,以至於他晚年幾乎無法作畫。我的風溼與痛風不可避免地轉移到我的右眼,讓我右眼幾乎不能視物,寫作時只得把左眼眯成一道細縫。疼痛也進犯我的手臂和手掌,所以我蘸取墨汁時必須先把筆從右手換到左手。

到最後我勢必完全無法寫作,只能躺在沙發上口述我未來的作品,但還得事先訓練我的年輕助理——先是哈麗葉,之後會是某個更倒黴的人——別理會我的痛苦哀號,只要專注聆聽我夾雜在慘叫聲裡的口述語句。

我早先說過,鴉片酊是我對治疼痛的緩解劑。或許我也提到過,一般都是在一杯葡萄酒里加入三五滴鴉片酊一起服用,可是到了這個階段(1865年冬天),我必須一口氣喝個兩到三杯才有辦法工作或入睡。

服用鴉片酊會有一些我說過的壞處,比如總是覺得自己被人跟蹤或遭到迫害,也會有幻覺。起初我認為那個綠面板黃獠牙的女人只是幻覺,可是自從她開始在黑暗的樓梯間攻擊我,我有好幾次早晨睡醒時在脖子上發現抓痕。

某天晚上我在書房寫我的小說《阿瑪達爾》,突然發現有個男人坐在我左邊的椅子上,離我只有幾厘米,他也在寫東西。那人是我的分身,應該說他就是我:同樣的服飾、拿著同一支筆,用遲鈍又震驚的表情望著我。當時的我想必也是用同樣的表情望著他。

他伸手拿我的空白稿紙。

我不能讓他寫我的作品,我不能讓那頁白紙——那頁屬於我的白紙——變成他的。

我們開始扭打。椅子翻倒了,一盞燈砸碎了。我在黑暗中推開他,跌跌撞撞衝出門外,跑回我的臥房。

隔天早上我走進書房,發現書房的牆壁、部分窗子和窗臺、昂貴波斯地毯的一個角落、我的椅子、上面的椅墊和兩層書架上的書都被噴濺了墨水,斑斑駁駁活像大麥町犬的毛色。我的小說被人多寫了六頁,那上面的字跡幾乎像是我的,但還不夠像。

我把那些紙頁扔進壁爐裡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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