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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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來勢洶洶，到了11月，蓋德山莊周遭的樹木全蛻去了黃葉。冷天也把狄更斯從他的夏日小屋趕回他在大屋子裡那間有綠瓷壁爐與熊熊爐火的書房，凋落了他花園裡所有的天竺葵，並且在我居住的倫敦市那些低矮灰暗建築物與街道上方籠罩了一層行色匆匆、低掛天邊的灰暗雲朵。

隨著冬季來到，狄更斯和我各自忍受一波波劇烈發作的宿疾。狄更斯繼續對抗他的火車意外事故後遺症，經常感到倦怠，外加從小就困擾他的腎臟疼痛，以及9月在法國“中暑”造成的左半身麻痺。很明顯他的健康已經亮起紅燈。我跟狄更斯看同一位醫生，也就是我們共同的朋友法蘭克·畢爾德，雖然畢爾德鮮少論及狄更斯的病情，但我隱約嗅到他的憂心。

我也有我自己的困擾，包括劇烈的風溼症與伴隨而來的疼痛、眩暈、關節痛，以及因為我無法減低食量導致連自己看著都覺噁心、日漸發胖的體態，再者就是脹氣、抽筋、各種消化不良症狀和嚴重心悸。好像沒有人知道狄更斯的問題，但全世界似乎都知道我的病痛。有個法國人透過我的出版商轉交一封信給我，說：“儘管所有人都認為你死了，我還是跟人打賭十瓶香檳你還在人世。”如果我一息尚存，他懇求我告知他這個事實。

那年秋天我寫信給我母親：

一轉眼我已經年屆四十(事實上，我1月就滿四十一歲了)，蒼蒼白髮日漸稀疏……風溼和痛風已經是長期以來的熟悉敵人，我可憎的肥胖身材讓我臃腫又遲緩，中年最難以忍受的徵兆在我身上迅速開疆拓土。

然而，我告訴她，我並不覺得自己老。我沒有因循守舊的習慣，沒有難以動搖的偏見。

親愛的讀者，我還沒說起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

我的母親哈麗葉·格迪斯遇見我的畫家父親威廉·柯林斯時，他們倆年紀都在二十五六歲。我母親的家族也出過不少藝術家，她和兩個妹妹都持續作畫，其中一個妹妹甚至進了倫敦皇家學院。哈麗葉·格迪斯和我父親在我父親的藝術家朋友為他們的女性朋友舉辦的舞會上相遇，之後相約在他們那個年代的倫敦見了幾次面。1821年他們確認彼此都沒有發展出其他關係，來年就在愛丁堡成了婚。他們婚後不到一年半我就出生了，也就是1824年1月8日。我弟弟查理出生在1828年1月。

詩人撒姆爾·柯立芝是我父親的朋友，我清楚記得我很小的時候有一天柯立芝來到我家，當時我父親不在家，他淚漣漣地向我母親泣訴他的鴉片癮頭日益嚴重。那是我第一次看見或聽見成年男人哭泣，他啜泣得太激烈，幾乎喘不過氣來。我永遠忘不了當時我母親對他說的話：“柯立芝先生，不要哭。如果鴉片真的對你有好處，那麼你就一定要服用，你為什麼不去找一點兒來用呢？”

最近幾年來我數度為自己對鴉片的依賴流下傷心的眼淚時，總會想起我母親當年說的那番話。

那天我母親說完那番話後不久，我父親就回到了家裡，我記得當時柯立芝用他沙啞的嗓音對我父親說：“柯林斯，你太太是個非常通情達理的女性!”

我母親是個通情達理的女人，但我父親是個偉大的藝術家，也是傑出人士。我的教名威爾基就是從他的朋友尊貴的大衛·威爾基爵士來的。威爾基爵士是我父親求學時代的同窗好友，據說我出生後不久他把我抱起來，端詳我的眼睛，宣稱：“他眼力好。”這話似乎意味著我會繼承我父親的衣缽(套用藝術圈的語詞)，可惜——我們很快就會聊到——事情不是那麼回事。我弟弟查理才是那個遺傳到強烈藝術特質的孩子，後來也獲選承襲父志。

我父親是個傑出人士，結交很多社會精英。年幼時的我——一個大眼睛、性情溫和、前額高突的孩子——覺得華茲華斯家族、柯立芝、羅伯特·騷塞和沃爾特·司各特爵士這些人跟我們熟識、經常出入我們家是很尋常的事。我父親不但接受諸如弗朗西斯·錢特里爵士、紐卡斯爾公爵、羅伯特·皮爾爵士、托馬斯·勞倫斯爵士、湯瑪士·希斯科特爵士、湯瑪士·巴林爵士、喬治·波特蒙爵士、利物浦閣下這些尊貴人士的委託作畫，也經常跟他們往來。

當然，我父親跟那些大人物相處的絕大多數時間我母親的確都不在場。我相信我父親絕不會認為我母親或查理和我，會讓他沒面子，但他確實喜歡在自家以外的地方跟那些社會賢達相處。他會定期寫信回家，而且經常在描述他離家那幾天或幾星期裡發生的趣事或遇見的人之後，補上幾句附言。比如我最近整理我母親的檔案時看到的這一段：

雖然我周遭圍繞著友善的朋友、活潑的少女，日子過得無比快活，我還是忍不住想家。我自以為是地認為你應該會為我過著這種清閒生活感到開心，也覺得這種生活可以讓我更健康，所以我決心盡情享受它。

我相信他確實盡情享受，只不過，儘管有來自名人的豐厚委託金，他的收入卻始終不穩定，時有時無。幸好我母親勤儉持家，也教導我和查理節儉度日，所以我們還是存了些錢。

我父親是個非常虔誠的教徒。他很久以前就矢志杜絕自己的怠惰與不虔敬，對此他的妻小當然也得奉行。有人批評他吹毛求疵，甚至矯枉過正，這對他不公平。他在從某個蘇格蘭城堡寫給我母親的另一封信裡(當時我和查理都還是小男孩)提到：

告訴親愛的孩子們，他們孝順父母的唯一方式就是聽從父母的一切命令。叫查理找出《聖經》裡最強調責任的段落，抄寫下來給我。

在另一封寫給我和查理的信裡(我還保留著這封信，也經常拿出來重讀)，我父親展現了他堅定的宗教信仰：

你們母親寫來的上一封信裡提到你們的表現，我非常欣慰。繼續向上帝禱告，祈求上帝透過耶穌基督的聖靈，讓你們繼續榮耀父母，如此你們才能得到真正的快樂。

我父親在信仰上劍及履及，以公開譴責異端的言論聞名。他對自由主義觀點的耐受力極低。有一次我們的畫家鄰居約翰·林涅爾(曾經為我們畫過幾幅肖像)星期日工作——他把他的桃樹和油桃樹枝固定在他家的北牆上——被我父親撞見。我父親非但將他訓斥一頓，還在來訪的公理會傳教士面前譴責他。另外，我父親認定林涅爾短少他某個園丁工資，並將此事四處宣揚。後來林涅爾當面質問我父親，我父親叫道：“你有沒有短少人家工資又有什麼大不了，反正你經常做比那糟糕十倍的事!”

所謂比那糟糕十倍的事包括星期天工作以及違背英國國教教義。

我跟我父親曾經在河岸街遇見他的詩人朋友威廉·布萊克，當時布萊克主動跟我父親打招呼，還伸出一隻手。我父親假裝沒看見，我還來不及開口說話就被他拉著轉身離開。那是因為當時布萊克另一隻手拎著一瓶波特酒。

我二十出頭時幫我過世的父親撰寫回憶錄，才發現當時那些所謂的大畫家是多麼嫉妒我父親。比如我父親的多年好友約翰·康斯太勃爾，當年他一張烏雲蔽天的模糊畫作只能賣個幾百英鎊，而我父親那些被他譏為“漂亮風景畫”與“單調、缺少靈魂的時髦肖像畫”一年至少賺進一千英鎊委託金。康斯太勃爾的畫無人問津(主因在於他老是畫些像他的“玉米田”那種不討喜作品。同一時期我父親卻摸透了顧客和學院的好惡，知道他們喜歡更有裝飾價值的東西)。康斯太勃爾挫折之餘寫了一封后來被公之於世的信件，惹怒了我父親：“約瑟夫·特納展出巨幅畫作《迪耶普港口》……約翰·卡爾考特好像沒有新作……柯林斯照舊畫了海岸和魚，還有一幅裡面有一大堆從色彩和形狀看來像牛糞的風景畫。”

早先我說過，雖然我出生時得到大衛·威爾基爵士的賞識，但我父親在我們兄弟年紀還小的時候就認定我弟弟查理遺傳了他的天賦，因此應該繼承他的衣缽。他送我弟弟進私立藝術學校就讀。我們到歐洲旅行的時候他花更多時間陪我弟弟，在大教堂(雖然他討厭天主教堂)和博物館裡為我弟弟解說畫作，也安排查理進知名的皇家學院。

我父親從沒跟我討論過我的未來，也沒問過我將來打算做什麼，只在十三歲那年給了一個建議，他說我可以考慮進牛津大學，將來進教會從事聖職。

我是十三歲跟家人在歐洲度長假時初嘗戀愛滋味的。我記得整整十七年後我第一次跟狄更斯一起重返羅馬時，鉅細靡遺地對他描述了那段往事。狄更斯聽完我的早熟戀情非常開心，事後還向他小姨子喬吉娜轉述，他說他只保留了“這段羅曼史如何進展到極致”的細節。狄更斯笑呵呵地說，他描述我跟異性的第一次接觸時，只大略告訴喬吉娜：“在那方面我們的威爾基很有愛神丘位元的架勢。”聽得喬吉娜羞紅了臉。

總之，即使我才十三歲，我也沒有興趣進牛津攻讀神學。

藝術家的感覺是出了名地敏銳(至少對他們自己的心情而言)，我弟弟查理更是比大多數人更敏感。說他是個憂鬱的孩子一點兒都不誇張，他總是愁思滿懷，而我父母，尤其是我母親，把這種長期的鬱鬱寡歡(近乎憤怒)視為藝術天分的特徵。我弟弟也不喜歡婦女或小女孩。

親愛的讀者，容我打個岔請你諒解這一點。如果這本回憶錄的出版日期不是設定在遙遠的未來，我根本不會提起這件事，但是，正如你可能已經在這本書裡嗅出來的那樣，查爾斯·狄更斯和他女婿之間的關係始終處於極度緊繃狀態，我猜我弟弟嫌惡女人(即使沒有公開唾棄女性)這件小事恐怕是狄更斯對他產生偏見的原因之一。不管這種事在你們的遙遠年代如何演變，在我們的年代裡，年輕男子長期喜歡跟同性相處勝於異性並不少見。由於我們這個時代的女性受教育機會有限，更別提歷史上女性明顯比男性更難於學習或精通高深學問，也難怪那些好深思、多敏感的男人寧可花時間與精神去跟同性相處。

我記得查理大約十五歲那年，我看見他的速寫簿，向來謹慎小心又愛整齊的他當時不知為何很不尋常地把速寫簿隨手扔在房間裡，我取笑他裡面的人體速寫全都是男性。

查理當場漲紅了臉，激情澎湃地說：“我討厭畫女人。你不會嗎？你看，女人個個又圓又胖、鬆垮又下垂。人類身體根本不該是那樣。相較於那些可怕的呆滯女性、圓滾滾的肉球和可悲的贅肉，我更喜歡那些結實平坦的臀部、健壯的大腿和強有力的胸膛。”

我正構思著某種像我當時那種十九歲成熟紳士該有的幽默應答，他又接著說：“哥，你也知道，米開朗琪羅在梵蒂岡西斯廷大教堂天花板畫的那些女性裸體其實都是裸體男人。就連偉大的米開朗基羅都厭惡裸女!關於這點你怎麼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