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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劇本《黑與白》於1869年3月29日星期天首演。我緊張萬分地在後臺踱步,慌亂到無法根據笑聲與掌聲的有無判斷觀眾的反應。我只聽見我的心臟撲通撲通跳動,以及脈搏在我發疼的太陽穴砰砰作響。整齣戲精心計算過的九十一分鐘過程中,我的胃頻頻作嘔。九十一分鐘不會太長惹觀眾生厭,又不至於短到讓觀眾覺得吃虧,這都出於那個可惡、陰魂不散的費克特的算計。我用從費克特那裡學到的辦法,叫簾幕拉起前幫費克特端盆子那孩子也端著盆子跟著我。第三幕結束前我被迫使用了好幾次。

我躲在布簾後面偷窺,看見我家人和朋友擠在作家包廂裡。凱莉穿著她擔任家教那家僱主渥德夫婦送給她的新禮服,看起來特別嬌美。此外還有我弟弟查理和他太太凱蒂;畢爾德和他太太;雷曼夫婦;代我出席我母親葬禮的威廉·亨特等人。在底下靠近舞臺的大包廂裡有狄更斯和他那些沒有流浪到澳洲或印度或獨自流放(凱瑟琳)的家人,包括喬吉娜,他女兒瑪麗,他兒子查理夫婦,他兒子亨利(從劍橋休假回來),等等。

我沒勇氣看他們的表情,只好懦弱地縮回後臺,端盆子的男孩手忙腳亂地跟著我。

終場的簾幕總算垂落,阿代爾菲劇院爆出熱烈掌聲,費克特帶著他的女主角夏綠蒂·列克萊克出去謝幕,再招手要所有演員一起上臺。所有人都笑盈盈的,如雷的掌聲絲毫沒有減弱,我聽見“作者!作者!”的呼喚聲。

費克特到後臺帶我出去,我踏上舞臺,盡最大努力表現得謙虛又沉著。

狄更斯站著,顯然在帶領全場觀眾激烈地鼓掌。他戴著眼鏡,因為太靠近舞臺,鏡片反射出聚光燈光線,他的眼窩變成兩圈藍色火焰。

這出戏一炮而紅,大家都這麼說。隔天的報紙恭喜我——總算——找到戲劇成功的完美公式,因為我精通了(套句他們的話)“簡潔、緊湊又充滿激情的結構”。

《禁止通行》連演六個月,我覺得《黑與白》完全可以連續爆滿一整年,或許一年半。

可是三星期後,觀眾席像麻風病人的臉一樣,開始出現缺損。六星期後,費克特和全體演員對著半空的劇院傳情表意。全劇演出六十天後黯然落幕,還不及粗糙得多的合作產品《禁止通行》的一半。

我認為罪魁禍首是那些蠢牛般的英國觀眾。我們把純潔的珍珠擺在他們腳邊,他們滿腦子卻只想著那腐臭的牡蠣肉。再者,我(以及某些法國報紙)覺得《黑與白》有太明顯的“湯姆叔叔情結”,這都要怪費克特一開始提供的那些劇情元素。19世紀60年代早期的英格蘭一如在那之前不久的美國,神魂顛倒地迷上《湯姆叔叔的小屋》[1],任何人只要有件破爛的晚禮服,都看過那部戲至少兩次。可惜風頭一過,人們對奴隸制度與它的殘酷本質不再感興趣,美國內戰之後更是明顯。

與此同時,費克特承諾的“成功”幾乎把我送進馬歇爾希債務人監獄(儘管馬歇爾希監獄幾十年前已經關閉,部分建築物已拆除)。他承諾會為《黑與白》找到“多金的贊助人”,事實上他心目中的主要人選是我。而我也千依百順,默默挹注了大筆資金支應各種開銷、演員薪資、佈景畫家費用、音樂家酬勞等等。

我也借了愈來愈多錢給那個永遠無力償債(卻始終揮霍度日)的費克特,得知狄更斯也是費克特豪奢生活的資助人,我一點兒都不覺得安慰(如今我知道狄更斯總共借給費克特超過兩萬英鎊)。

《黑與白》演出六十天後落幕,費克特聳聳肩,又去物色新的演出機會,我卻收到賬單。等我終於堵到費克特,問他什麼時候還我錢時,他用他那幼稚的狡詐說道:“親愛的威爾基,你知道我愛你。如果不是因為我堅定地相信你也愛我,你覺得我還應該這麼愛你嗎?”

他的回應讓我想到我仍舊持有可憐的黑徹利的手槍,裡面還有四發子彈。

當時母親的遺產、《月亮寶石》和其他創作的收入已經幾乎耗盡,為了支付賬單,讓自己擺脫接踵而至的債臺高築窘境,重建經濟安全,我做了所有作家面臨這種緊急狀況時都會做的事:服用更多鴉片酊,每晚注射嗎啡,喝更多葡萄酒,更常上馬莎的床,並且開始創作新小說。

《黑與白》首演那天狄更斯從座位上跳起來鼓掌,可是一個月後他的朗讀巡演卻讓他不支倒地。

在布萊克本的時候他覺得頭昏眼花,到了博爾頓他腳步踉蹌險些摔倒。幾個月後我不經意間聽到他對他的美國朋友詹姆斯·費爾茲說:“……只有奈莉發現我腳步不穩、視線模糊,也只有她敢告訴我。”

奈莉就是愛倫·特南,由於四年前她在斯泰普爾赫特斯受了點輕傷,狄更斯有時候還稱呼她“病人”。如今他才是病人,而她偶爾會陪著他巡演。這個訊息挺有意思,男人走到桑榆暮景,自己的年輕愛人變成看護,這是多麼難堪的終極轉折點。

我從畢爾德那裡得知,狄更斯迫於無奈寫信向他陳述這些病症。畢爾德看得憂心忡忡,收到信當天下午就搭火車前往普雷斯頓。畢爾德抵達後幫狄更斯診治,命令狄更斯不可以再朗讀,宣佈巡演結束。

“你確定嗎?”當時在場的多爾畢問道,“票已經賣光了,現在退票已經太遲。”

“如果你堅持讓狄更斯今晚登臺表演,”畢爾德怒氣騰騰地瞪著多爾畢,眼神幾乎跟麥克雷迪一樣凌厲,“我可不保證他往後的日子不會拖著一條腿走路。”

當晚他就把狄更斯帶回倫敦,隔天早上延請名醫托馬斯·華特森爵士會診。華特森做了徹底診察,又詢問了狄更斯的症狀,說道:“根據病人描述的狀況,很明顯狄更斯左半身處於癱瘓邊緣,很可能是中風。”

狄更斯不肯相信醫生的診斷,接下來那幾個月不停強調他只是過勞。儘管如此,他仍然暫停了巡演。原訂的一百場表演已經完成七十四場,只比讓他瀕臨崩潰的美國巡演少兩場。

然而,在蓋德山莊和倫敦度過相對清閒的幾星期後,狄更斯開始逼迫華特森醫生答應讓他重拾改期後的巡演。華特森搖頭拒絕,警告狄更斯不可過度樂觀,還要他格外當心,他說:“預防措施總是招致人怨,因為儘管它的成效最卓著,卻最難看出它的迫切性。”

毫不意外,狄更斯辯贏了,他總是會贏。不過,他同意這最後一波巡演,也就是真正的告別朗讀,不會超過十二場,不需要搭火車,而且延後八個月,1870年再登場。

於是狄更斯回到倫敦,工作日(週末他多半回蓋德山莊)都住在威靈頓街《一年四季》辦公室樓上,將全副精神投注在雜誌的編輯、翻新、撰稿與籌劃工作上。如果他找不到事做(有一次我進辦公室去領支票看見的情景),就會進入威爾斯那間如今經常無人坐鎮的辦公室收拾、整理、佈置、撣灰塵。

他還要求他的律師歐佛利起草他的最終版遺囑。遺囑很快寫好,簽了名,5月12日起生效。

然而,從晚春到初夏那幾個月期間,他並沒有出現巡演最疲倦那段時間的鬱悶神情。他熱切期待他的美國朋友費爾茲夫婦來訪長住,一如小男孩急著跟人分享自己的玩具或遊戲。

於是,狄更斯簽妥了遺囑,被醫生判定瀕臨中風、死期將屆,而印象中最悶熱潮溼的夏天像夾帶泰晤士河臭氣的溼毛毯般籠罩倫敦,他開始構思另一部小說。

那年夏天我開始新的創作,而且全力投入資料蒐集與實際撰寫。

5月底某個週末,我以巡迴律師威廉·道森的身份去探視馬莎(她房東心目中的“馬莎·道森”)時,想到了新小說的形式與要旨。那次我為了讓馬莎開心,極其罕見地停留了兩夜。當然,我帶了裝有鴉片酊的隨身瓶,卻決定把嗎啡和注射器留在家裡。結果我連續兩夜無法成眠,即使增加鴉片酊服用量,勉強也只能焦慮地閤眼幾分鐘。第二天晚上我發現自己坐在椅子上觀看熟睡中的馬莎。時值早春氣候暖和,我開了一扇窗,拉開窗簾,反正窗外只是一座私人花園。月光在地板、床鋪和馬莎身上刷出一大筆白。

有人說懷孕中的女人特別迷人。沒錯,女人懷孕期間至少有一段時間會散發出喜悅與健康的光芒(幾乎是最病態的那種)。很多男人也認為懷著孩子的女人特別有性魅力,至少我有些朋友這麼覺得。我卻無法認同。親愛的未來世界讀者,請原諒我如此坦率,甚或稍嫌粗俗的言辭,也許我的年代更直接、更誠實。

親愛的讀者,事實上,在那個悶熱溼黏的5月夜深人靜時刻,我坐在那裡看著馬莎睡覺,出現在我眼前的並非短短几年前如此吸引我的那個純真少女,而是一個年歲漸長、笨重肥胖、青筋浮現、胸部腫脹的怪異身影。以我銳利的小說家眼光看來,根本不像人類。

卡羅琳從來不曾變成這模樣。當然,卡羅琳還算懂事,沒在我面前懷過孕。不只如此,卡羅琳向來就能把自己維持得像她自己宣稱或努力變成的仕女。而這刷上一道月光、鼾聲連連的形體看起來……像母牛。

我翻動手裡的枕頭思考著這些事,我經過教育與邏輯洗禮的敏銳大腦在適量鴉片酊作用下更顯清明。

馬莎的房東韋爾斯太太(不是在唐橋井照顧我母親那個更為精明的韋爾斯太太)沒有看見我過來。馬莎告訴我,房東太太得了喉頭炎,已經把自己關在頂樓房間一星期以上。每天晚上鄰居有個男孩會幫她送些熱湯,早晨再送吐司和茶。我進馬莎房間或停留在這裡這段時間都沒見到那個男孩。韋爾斯太太是個顢頇老婦人,不讀書看報,幾乎足不出戶,對現代社會所知不多。她只知道我是“道森先生”,我跟她只在擦身而過時閒聊過幾次。她以為我是個律師。我確定她從沒聽過名叫威爾基·柯林斯的作家。

我緊抓枕頭,用外表柔軟實則有力(我認為)的雙手將它壓扁又放開。

當然,還有幾年前接洽我承租韋爾斯太太這套公寓的房屋中介,但那人也只知道我是“道森先生”,當時我給了他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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