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袋婦的一支蠟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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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個瘦小的年輕男子，身穿藍色細紋西裝，白襯衫的領口端整扣住。他眼鏡橢圓形的鏡片框著棕色玳瑁。他的頭髮是暗棕色，短但不算太短，梳理整齊分線在右側。我看到他走進門，看著他在吧檯停腳詢問。那個禮拜輪到比利值午班。我看著他對年輕人點點頭，惺忪的睡眼甩往我的方向。那人走向我的桌子時，我垂下眼睛，看著眼前一杯摻了波本的咖啡。

“馬修·斯卡德嗎？”我抬眼看他，點點頭。“我叫艾倫·克雷頓。我到你的旅館問過。櫃檯那人告訴我也許可以在這兒找到你。”

這裡是阿姆斯特朗，一家繞過一個轉角便可以走到我五十七街旅館的酒吧。午餐的人潮已經退去，只除了前頭兩三個落單的人，他們的聲音已經開始因為酒精而濃濁。外頭的街上灑滿五月的陽光。嚴寒的冬日漫長難捱。記憶中沒有過這麼叫人歡迎的春天。

“我上禮拜打過幾次電話給你，斯卡德先生。想來你沒收到留言。”

我是收到兩個留言，擱著沒理是因為不知道對方是誰、要幹什麼，也不想花幾美分問出答案。不過我願意配合他的說法。“是家廉價旅館，”我說，“留言他們不見得處理。”

“我可以想象。呃，我們可以找個地方談嗎？”

“就在這兒談如何？”

他四下張望。想來他不習慣在酒吧談生意，不過顯然他已經決定要為我開個先例。他把公文包放在地上，然後坐到我對面。新上工的早班服務員安吉拉快步走來問他要點什麼。他瞥了一眼我的杯子說他也要咖啡。

“我是律師。”他說。我頭一個念頭是他不像律師，不過我馬上想到他也許處理民事。我當過警察，和刑事律師共處的經驗頗多，幹這行的可以分成幾種型別，而他全都不是。

我等著他講明想僱我的原因。不過我搞錯了。

“我正在處理某人的遺產，”他頓了一下，然後露出一抹似乎經過算計但卻友善的微笑，“我很樂於向你報告，你繼承了一筆小小的款項，斯卡德先生。”

“有人留錢給我？”

“一千兩百美金。”

是誰走了呢？我早就跟所有親人失去聯絡。我的父母多年前過世，而我們跟家族的其他人又並不親近。

我說：“是誰——？”

“瑪莉·艾麗絲·雷菲德。”

我大聲重複這個名字。似乎有點耳熟，但我想不起瑪莉·艾麗絲·雷菲德是何方神聖。我看著艾倫·克雷頓。我看不清他眼鏡後頭的眼睛。他薄薄的嘴唇透出一抹淡淡的笑，像是我的反應並未出他所料。

“她死了？”

“約莫三個月以前。”

“我不認識她。”

“她認識你。你應該認識她，斯卡德先生。你或許只是不知道她的名字。”他的笑容加深。安吉拉已經捧來他的咖啡。他往裡頭攪拌牛奶和糖，小心翼翼啜了一口，讚許地點點頭。“雷菲德小姐死於非命。”他說話的模樣像是在演練一句他不習慣講的話。“她於二月底遇害，作案手法殘酷而且原因不明——又多了個無辜的街頭冤魂。”

“她住紐約？”

“噢，對。就住附近。”

“她也是在這一帶被殺的？”

“在第九和第十大道之間的西五十五街。有人在小巷子裡發現屍體。兇手連續戳了她好幾刀，然後用她脖子上的圍巾把她勒死。”

二月底。瑪莉·艾麗絲·雷菲德。第九和第十大道之間的西五十五街。喪盡天良的兇手。戳刺勒頸，死在暗巷的女人。我通常都會記住命案，也許是殘留的職業病吧，也許是因為人類不人道的行為一直讓我詫愕。瑪莉·艾麗絲·雷菲德留了一千兩百塊遺產給我。而且有人拿刀刺她把她勒死，而且——

“噢，老天，”我說，“是那個袋婦。”

艾倫·克雷頓點點頭。

紐約到處都是這種人。東區，西區，每個區都不缺它們專屬的袋婦。有些是酒鬼，不過大部分都不需酒精幫忙就瘋了。她們在街上浪遊，蹲聚在石階或者門口。她們在石頭上找到講道詞，在垃圾桶尋得寶藏①。她們自言自語，她們對著路人講話，還有對神講話。有時她們喃喃低語。有時她們尖聲嘶叫。

她們隨身攜帶家當，這些袋婦。購物袋是她們外號的由來，以及最明顯的共同標誌。她們大半似乎都有妄想症，而她們的瘋狂則讓她們深信自己的財物非常寶貴，敵人虎視眈眈必須嚴加防範。所以她們的購物袋永遠都不離視線。

中央車站曾經群聚過這樣一群袋婦。她們會守在候車室一夜不睡，時不時輪流拖著腳蹣跚走到洗手間。她們很少與人搭話，然而某種群體直覺卻讓她們可以安然相處。當然她們並沒有安然到可以把自己寶貴的袋子託付給別人保管，所以每一個可憐的瘋婦在來回於洗手間之時，都會隨身扛著自家袋子。

瑪莉·艾麗絲·雷菲德也曾是個袋婦。我不知道她是什麼時候開始在這附近做起的生意。我從紐約警局辭職並且離開妻兒之後就一直住在這家旅館，說來也有好幾年了。雷菲德小姐這麼久以前就來到這一帶了嗎？我想不起頭一次碰面時她是什麼模樣。她就跟附近的許多城市藝術一樣，已經成了景觀的一部分。如果她的死亡不是那麼暴力且猝然，我也許永遠不會發現她已經不在。

我從來不知道她的名字。不過顯然她知道我的，而且也對我起了想要饋贈的感情。她怎麼會有錢可給呢？

她算是做過生意。通常她都坐在一個木製飲料箱上，周邊堆放著三四個購物袋，賣報打發時間。五十七和第八大道的交界處有家全天營業的書報攤，她會去那裡買幾十份報紙，然後朝西走一條街到第九大道的路口，蹲坐在人家門口做生意。她以零售價賣報，不過也許有人會給她幾美分小費吧我想。我記得有幾次我拿一塊錢買報時也曾揮手錶示無須找零。水上的糧②，或許吧；如果她留錢給我是這個原因。

我闔上眼睛，凝神喚出她的影像。是個身材厚實的女人，壯碩而非肥胖。五英尺三四。衣服寬鬆，不起眼的灰黑兩色罩袍，一層接一層的衣物隨著季節變化。我記得她有時會戴頂帽子，一隻老舊的草帽，上頭插了紙花以及塑膠花之類。而且我還記得她的眼睛，無邪的藍色大眼，比起其餘的她要年輕許多許多歲。

瑪莉·艾麗絲·雷菲德。

“是家產，”艾倫·克雷頓正在說，“她沒什麼錢，不過她出身不錯。巴爾的摩一家銀行負責處理她的信託基金。她就是那裡人，巴爾的摩，不過她已經在紐約住得久到不知多少年。銀行倒是按月寄支票給她。錢不多，才幾百，不過她花得不多，主要是付房租——”

“我還以為她以街頭為家。”

“不，她的房間裝置齊全，就在離命案地點幾戶人家的街上。之前她住第十大道的另一家公寓，不過大樓出售以後她就搬到現址。差不多有六七年了，從那之後直到死去那天，她都住在五十五街。她的房間月租八十美金，外加幾塊錢伙食費。剩下的錢不知她都怎麼處理。她房裡只找到一堆零錢，全塞在一個咖啡罐裡。我查過幾家銀行，沒找著存款記錄。想必是花光了或者搞丟或者送人了。她那人不太切合實際。”

“嗯，看來是這樣。”

他啜啜咖啡。“也許應該關到精神病院，”他說，“一般人都會這麼說吧，我想，不過她在外頭的世界其實過得不錯，一切都還算正常。我不知道她洗不洗澡，也不知道她的腦子怎麼運作，不過她在外面應該比住病院來得快活。你說是嗎？”

“也許吧。”

“只是少了人身安全，看結果就知道——不過話說回來，在紐約的街頭任誰都有可能遇害。”他皺了皺眉，像是腦子裡卡了件私密的事想說。然後他說：“她十年前就來過我們事務所，當時我還不在那裡。”他告訴我他們公司的名稱——一長串盎格魯薩克遜的姓氏。“她想另立遺囑。原先的遺囑只是一份很簡單的檔案，把所有財產都留給她妹妹。之後幾年裡，她偶爾會過來加註幾個條文，另立款項留給不同的人。到她死的時候，她總共多了三十二個繼承人。有一筆是二十塊——留給我們還沒找到的一個叫約翰·強森的男人。其他款項少則五百多則兩千。”他笑起來，“公司要我負責找到所有繼承人。”

“她是什麼時候把我列進遺囑的？”

“前年四月。”

我試圖追想自己為她做了什麼，我的生命和她有過什麼交集。一片空白。

“當然可以挑戰遺囑的正當性，斯卡德先生。想質疑雷菲德女士的精神狀況其實並不困難，任何親屬都可以輕易達到目的。不過沒有人打算提出異議。她的總財產累計起來超過二十五萬美金。”

“這麼多啊。”

“沒錯。多年來雷菲德女士收到的錢遠比她的財產滋生的利息要少，所以本金快速增長，一輩子下來累積了不少。她追加的個別款項總額是三萬八，誤差約莫幾百，其餘的錢則都歸給雷菲德女士的妹妹。這個妹妹名叫帕爾瑪太太，先生過世，兒女都長大了。她目前住院，大概是因為癌症和心血管疾病以及糖尿病的併發症吧，而且來日無多。她的孩子希望能在母親死前把遺產問題處理完畢，而他們在地方上的名聲也足以加快遺囑認證的腳步。我是受命要把所有附加的個別款項一一以支票給付，條件是收受人必須簽下具結書，宣告金額已經付清，雙方之間業已了結債務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