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我的幾本書：讀書如交友，也靠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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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書，也還喜歡讀書，但是太懶，大部分時間荒嬉掉了！所以實在沒有讀過多少書。年屆而立，才知道發奮，已經晚了。幾經喪亂，席不暇暖，像董仲舒三年不窺園，米爾頓五年隱於鄉，那樣有良好環境專心讀書的故事，我只有豔羨。多少年來所讀之書，隨緣涉獵，未能專精，故無所成。然亦間有幾部書對於我個人為學做人之道不無影響。究竟哪幾部書影響較大，我沒有思量過，直到八年前有一天邱秀文來訪問我，她提出了這麼一個問題，她問我所讀之書有哪幾部使我受益較大。我略為思索，舉出七部書以對，略加解釋，語焉不詳。邱秀文記錄得頗為翔實，虧她細心地聯綴成篇，並以標題“梁實秋的讀書樂”，後來收入她的一個小冊“智者群像”，由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最近《聯副》推出一系列文章，都是有關書和讀書的，編者要我也插上一腳，並且給我出了一個題目“影響我的幾本書”。我當時覺得自己好像是一個考生，遇到考官出了一個我不久以前做過的題目，自以為駕輕就熟，寫起來省事，於是色然而喜，欣然應命。題目像是舊的，文字卻是新的。這便是我寫這篇東西的由來。

第一部影響我的書是《水滸傳》。我在十四歲進清華才開始讀小說，偷偷地讀，因為那時候小說被目為“閒書”，在學校裡看小說是懸為厲禁的。但是我禁不住誘惑，偷閒在海淀一家小書鋪買到一部《綠牡丹》，密密麻麻的小字光紙石印本，晚上鑽在蚊帳裡偷看，也許近視眼就是這樣養成的。拋卷而眠，翼晨忘記藏起，查房的齋務員在枕下一摸，手到擒來。齋務主任陳筱田先生喚我前去應詢，瞪著大眼厲聲叱問：“這是嘛？”（天津話“嘛”就是“什麼”）隨後把書往地上一丟，說“去吧！”算是從輕發落，沒有處罰，可是我忘不了那被叱責的恥辱。我不怕，繼續偷看小說，又看了《肉蒲團》《燈草和尚》《金瓶梅》等等。這幾部小說，並不使我滿足，我覺得內容庸俗、粗糙、下流。直到我讀到《水滸傳》才眼前一亮，覺得這是一部偉大的作品，不愧金聖嘆稱之為第五才子書，可以和莊、騷、史記、杜詩並列。我一讀，再讀，三讀，不忍釋手。曾試圖默誦一百零八條好漢的姓名綽號，大致不差（並不是每一人物都栩栩如生，精彩的不過五分之一，有人說每一個人物都有特色，那是誇張）。也曾試圖蒐集香菸盒裡（是大聯珠還是前門？）一百零八條好漢的圖片。這部小說實在令人著迷。

《水滸傳》作者施耐庵在元末以賜進士出身，生卒年月不詳，一生經歷我們也不得而知。這沒有關係，我們要讀的是書。有人說《水滸傳》作者是羅貫中，根本不是他，這也沒有關係，我們要讀的是書。《水滸傳》有七十回本，有一百回本，有一百十五回本，有一百二十回本，問題重重；整個故事是否早先有過演化的歷史而逐漸形成的，也很難說；故事是北宋淮安大盜一夥人在山東壽張縣梁山泊聚義的經過，有多大部分與歷史符合有待考證。凡此種種都不是頂重要的事。《水滸傳》的主題是“官逼民反，替天行道”。一個個好漢直接間接地吃了官的苦頭，有苦無處訴，於是鋌而走險，逼上梁山，不是貪圖山上的大碗酒大塊肉。官，本來是可敬的。奉公守法公忠體國的官，史不絕書。可是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的貪汙枉法的官卻也不在少數。人踏上仕途，很容易被汙染，會變成為另外一種人，他說話的腔調會變，他臉上的筋肉會變，他走路的姿勢會變，他的心的顏色有時候也會變。“爾俸爾祿，民脂民膏”，過驕奢的生活，成特殊階級，也還罷了，若是為非作歹，魚肉鄉民，那罪過可大了。《水滸傳》寫的是平民的一股怨氣。不平則鳴，容易得到讀者的同情，有人甚至不忍責那些非法的殺人放火的勾當。有人以終身不入官府為榮，怨毒中人之深可想。

較近的叛亂事件，義和團之亂是令人難忘的。我生於庚子後二年，但是清廷的糊塗，八國聯軍之肆虐，從長輩口述得知梗概。義和團是由洋人教士勾結官府壓迫人民所造成的，其意義和梁山泊起義不同，不過就其動機與行為而言，我憐其愚，我恨其妄，而又不能不寄予多少之同情。義和團不可以一個“匪”字而一筆抹煞。英國俗文學中之羅賓漢的故事，其劫強濟貧目無官府的遊俠作風之所以能贏得讀者的讚賞，也是因為它能伸張一般人的不平之感。我讀了《水滸》之後，我認識了人間的不平。

我對於《水滸傳》有一點極為不滿。作者好像對於女性頗不同情。水滸裡的故事對於所謂姦夫淫婦有極精彩的描寫，而顯然的對於女性特別殘酷。這也許是我們傳統的大男人主義，一向不把女人當人，即使當作人也是次等的人。女人有所謂貞操，而男人無。《水滸傳》為人抱不平，而沒有為女人抱不平。這雖不足為《水滸》病，但是《水滸傳》對於欣賞其不平之鳴的讀者在影響上不能不打一點折扣。

第二部書該數《胡適文存》。胡先生生在我們同一時代，長我十一歲，我們很容易忽略其偉大，其實他是我們這一代人在思想學術道德人品上最為傑出的一個。我讀他的文存的時候，我尚在清華沒有卒業。他影響我的地方有三：

一是他的明白清楚的白話文。明白清楚並不是散文藝術的極致，卻是一切散文必須具備的起碼條件。他的《文學改良芻議》，現在看起來似嫌過簡，在當時是振聾發聵的鉅著。他的《白話文學史》的看法，他對於文學（尤其是詩）的藝術的觀念，現在看來都有問題。例如他直到晚年還堅持的說律詩是“下流”的東西，駢四儷六當然更不在他眼裡。這是他的偏頗的見解。可是在五四前後，文章寫得像他那樣明白曉暢不枝不蔓的能有幾人？我早年寫作，都是以他的文字作為模仿的榜樣。不過我的文字比較雜亂，不及他的純正。

二是他的思想方法。胡先生起初倡導杜威的實驗主義，後來他就不彈此調。胡先生有一句話：“不要被別人牽著鼻子走！”像是給人的當頭棒喝。我從此不敢輕信人言。別人說的話，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我心目中不存有偶像。胡先生曾為文批評時政，也曾為文對什麼主義質疑，他的幾位老朋友勸他不要發表，甚至要把已經發排的稿件擅自抽回，胡先生說：“上帝尚且可以批評，什麼人什麼事不可批評？”他的這種批評態度是可佩服的。從大體上看，胡先生從不侈言革命，他還是一個“儒雅為業”的人，不過他對於往昔之不合理的禮教是不惜加以批評的。曾有人家裡辦喪事，求胡先生“點主”，胡先生斷然拒絕，並且請他閱看《胡適文存》裡有關“點主”的一篇文章，其人讀了之後翕然誠服。胡先生對於任何一件事都要尋根問底，不肯盲從。他常說他有考據癖，其實也就是獨立思考的習慣。

三是他的認真嚴肅的態度。胡先生說他一生沒寫過一篇不用心寫的文章，看他的文存就可以知道確是如此，無論多小的題目，甚至一封短札，他也是像獅子搏兔似的全力以赴。他在廬山偶然看到一個和尚的塔，他作了八千多字的考證。他對於《水經注》所下的功夫是驚人的。曾有人勸他移考證《水經注》的功夫去做更有意義的事，他說不，他說他這樣做是為了要把研究學問的方法傳給後人。我對於《水經注》沒有興趣，胡先生的著作我沒有不曾讀過的，唯《水經注》是例外。可是他治學為文之認真的態度，是我認為應該取法的。有一次他對幾個朋友說，寫信一定要註明年、月、日，以便查考。我們明知我們的函件將來沒有人會來研究考證，何必多此一舉？他說不，要養成這個習慣。我接受他的看法，年、月、日都隨時註明。有人寫信謹注月、日而無年份，我看了便覺得缺憾。我譯莎士比亞，大家知道，是由於胡先生的倡導。當初約定一年譯兩本，二十年完成，可是我拖了三十年。胡先生一直關注這件工作，有一次他由臺灣飛到美國，他隨身攜帶在飛機上閱讀的書包括《亨利四世·下篇》的譯本。他對我說他要看看中譯的莎士比亞能否令人看得下去。我告訴他，能否看得下去我不知道，不過我是認真翻譯的，沒有隨意刪略，沒敢潦草。他說俟全集譯完之日為我舉行慶祝，可惜那時他已經不在了。

第三本書是白璧德的《盧梭與浪漫主義》。白璧德（Irving Babbitt）是哈佛大學教授，是一位與時代潮流不合的保守主義學者，我選過他的“英國十六世紀以後的文學批評”一課，覺得他很有見解，不但有我們前所未聞的見解，而且是和我自己的見解背道而馳。於是我對他發生了興趣。我到書店把他的著作五種一股腦兒買回來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這一本《盧梭與浪漫主義》。他畢生致力於批判盧梭及其代表的浪漫主義，他針砭流行的偏頗的思想，總是歸根到盧梭的自然主義。有一幅漫畫諷刺他，畫他匍匐地面揭開被單窺探床下有無盧梭藏在底下。白璧德的思想主張，我在《學衡》雜誌所刊吳宓、梅光迪幾位介紹文字中已略為知其一二，只是《學衡》固執地使用文言，對於一般受了五四洗禮的青年很難引起共鳴。我讀了他的書，上了他的課，突然感到他的見解平正通達而且切中時弊。我平夙心中蘊結的一些浪漫情操幾為之一掃而空。我開始省悟，五四以來的文藝思潮應該根據歷史的透視而加以重估。我在學生時代寫的第一篇批評文字《中國現代文學之浪漫的趨勢》就是在這個時候寫的。隨後我寫的《文學的紀律》《文人有行》，以至於較後對於辛克萊《拜金藝術》的評論，都可以說是受了白璧德的影響。

白璧德對東方思想頗有淵源，他通曉梵文經典及儒家與老莊的著作。《盧梭與浪漫主義》有一篇很精彩的附錄《論老莊的“原始主義”》，他認為盧梭的浪漫主義頗有我國老莊的色彩。白璧德的基本思想是與古典的人文主義相呼應的新人文主義。他強調人生三境界，而人之所以為人在於他有內心的理性控制，不令感情橫決。這就是他念念不忘的人性二元論。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孔子所說的“克己復禮”，正是白璧德所樂於引證的道理。他重視的不是élanvital（柏格森所謂的“創造力”）而是élanfroin（剋制力）。一個人的道德價值，不在於做了多少事，而是在於有多少事他沒有做。白璧德並不說教，他沒有教條，他只是堅持一個態度——健康與尊嚴的態度。我受他的影響很深，但是我不曾大規模地宣揚他的作品。我在新月書店曾經輯合《學衡》上的幾篇文字為一小冊印行，名為《白璧德與人文主義》，並沒有受到人的注意。若干年後，宋淇先生為美國新聞處編譯一本《美國文學批評》，其中有一篇是《盧梭與浪漫主義》的一章，是我應邀翻譯的，題目好像是《浪漫的道德》。三十年代左傾仁兄們魯迅及其他諡我為“白璧德的門徒”，雖只是一頂帽子，實也當之有愧，因為白璧德的書並不容易讀，他的理想很高也很難身體力行，稱為門徒談何容易！

第四本書是叔本華的《雋語與讖言》（Maxims and Counsels）。這位舉世聞名的悲觀哲學家，他的主要作品The World as Willand Idea我沒有讀過，可是這部零零碎碎的札記性質的書卻給我莫大的影響。

叔本華的基本認識是：人生無所謂幸福，不痛苦便是幸福。痛苦是真實的，存在的，積極的；幸福則是消極的，並無實體的存在。沒有痛苦的時候，那種消極的感受便是幸福。幸福是一種心理狀態，而非實質的存在。基於此種認識，人生努力方向應該是儘量避免痛苦，而不是追求幸福，因為根本沒有幸福那樣的一個東西。能避免痛苦，幸福自然就來了。

我不覺得叔本華的看法是詭辯。不過避免痛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需要慎思明辨，更需要當機立斷。

第五部書是斯陶達的《對文明的反叛》（Lothrop Stoddard：The Revolt against Civilization）。這不是一部古典名著，但是影響了我的思想。民國十四年，潘光旦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唸書，住在黎文斯通大廈，有一天我去看他，他順手拿起這一本書，竭力推薦要我一讀。光旦是優生學者，他不但贊成節育，而且贊成“普羅列塔利亞”少生孩子，優秀的知識分子多生孩子，只有這樣做，民族的品質才有希望提高。一人一票的“德謨克拉西”是不合理的，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克拉西”較近於理想。他推崇孔子，但不附和孟子的平民之說。他就是這樣有堅定信念而非常固執的一位學者。他鄭重推薦這一本書，我想必有道理，果然。

斯陶達的生平不詳，我只知道他是美國人，一八八三年生，一九五〇年卒，《對文明的反叛》出版於一九二二年，此外還有《歐洲種族的實況》（一九二四年）、《歐洲與我們的錢》（一九三二年）及其他。這本《對文明的反叛》的大意是：私有財產為人類文明的基礎。有了私有財產的制度，然後人類生活型態，包括家庭的、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各方面，才逐漸地發展而成為文明。馬克思與恩格斯於一八四八年發表的一個小冊子Manifostder Kommuniston聲言私有財產為一切罪惡的根源，要徹底地廢除私有財產制度，言激而辯。斯陶達認為這是反叛文明，是對整個人類文明的打擊。

文明發展到相當階段會有不合理的現象，也可稱之為病態。所以有心人就要想法改良補救，也有人就想象一個理想中的黃金時代，懸為希望中的目標。《禮記·禮運》所謂的“大同”，雖然孔子說“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實則大同乃是理想世界，在堯舜時代未必實現過，就是禹、湯、文武周公的“小康之治”恐怕也是想當然耳。西洋哲學家如柏拉圖、如斯多亞派創始者季諾（Zeno）、如陶斯瑪·摩爾，及其他，都有理想世界的描寫。耶穌基督也是常以慈善為教，要人共享財富。許多教派都不準僧侶自蓄財產。英國詩人柯律芝與騷賽（Coleridge and Southey）在一七九四年根據盧梭與高德文（Godwin）的理想居然想到美洲的賓夕凡尼亞去創立一個共產社群，雖然因為缺乏經費而未實現，其不滿於舊社會的激情可以想見。不滿於文明社會之現狀，是相當普遍的心理。凡是有同情心和正義感的人對於貧富懸殊壁壘分明的現象無不深惡痛絕。不過從事改善是一回事，推翻私有財產制度又是一回事。至若以整個國家甚至以整個世界孤注一擲的做一個渺茫的理想的實驗，那就太危險了。文明不是短期能累積起來的，卻可毀滅於一旦。斯陶達心所謂危，所以寫了這樣的一本書。

第六部書是《六祖壇經》。我與佛教本來毫無瓜葛。抗戰時在北碚縉雲山上縉雲古寺偶然看到太虛法師領導的漢藏理學院，一群和尚在翻譯佛經，香菸繚繞，案積貝多樹葉帖帖然，字斟句酌，莊嚴肅穆。佛經的翻譯原來是這樣謹慎而神聖的，令人肅然起敬。知客法舫，彼此通姓名後得知他是《新月》的讀者，相談甚歡，後來他送我一本他作的《金剛經講話》，我讀了也沒有什麼領悟。一九四九年我在廣州，中山大學外文系主任林文錚先生是一位狂熱的密宗信徒，我從他那裡借到《六祖壇經》，算是對於禪宗作了初步的接觸，談不上了解，更談不到開悟。在喪亂中我開始思索生死這一大事因緣。在六榕寺瞻仰了六祖的塑像，對於這位不識字而能頓悟佛理的高僧有無限的敬仰。

《六祖壇經》不是一人一時所作，不待考證就可以看得出來，可是禪宗大旨盡萃於是。禪宗主張不立文字，但闡明宗旨還是不能不借重文字。據我淺陋的瞭解，禪宗主張頓悟，說起來簡單，實則甚為神秘。棒喝是接引的手段，公案是參究的把鼻。說穿了即是要人一下子打斷理性的邏輯的思維，停止常識的想法，驀然一驚之中靈光閃動，於是進入一種不思善不思惡無生無死不生不死的心理狀態。在這狀態之中得見自心自性，是之謂明心見性，是之謂言下頓悟。

有一次我在胡適之先生面前提起鈴木大拙，胡先生正色曰：“你不要相信他，那是騙人的！”我不做如是想。鈴木不像是有意騙人，他可能確是相信禪宗頓悟的道理。胡先生研究禪宗歷史十分淵博，但是他自己沒有做修持的功夫，不曾深入禪宗的奧秘。事實上他無法打入禪宗的大門，因為禪宗大旨本非理性的文字所能解析說明，只能用簡略的象徵的文字來暗示。在另一方面，鈴木也未便以胡先生為門外漢而加以輕蔑。因為一進入文字辯論的範圍便必須使用理性的邏輯的方式才足以服人。禪宗的境界用理性邏輯的文字怎樣解釋也說不明白，須要自身體驗，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所以我看胡適鈴木之論戰根本是不必要的，因為兩個人不站在一個層次上。一個說有鬼，一個說沒有鬼，能有結論麼？

我個人平夙的思想方式近於胡先生型別，但是我也容忍不同的尋求真理的方法。《哈姆雷特》一幕二景，哈姆雷特見鬼之後對於來自威吞堡的學者何瑞修說：“宇宙間無奇不有，不是你的哲學全能夢想得到的。”我對於禪宗的奧秘亦作如是觀。《六祖壇經》是我最初親近的佛書，帶給我不少喜悅，常引我作超然的遐思。

第七部書是卡萊爾的《英雄與英雄崇拜》（Carlyle：On Heroes Hero worship andthe Heroic in History）。原是一系列的演講，刊於一八四一年。卡賴爾的文筆本來是汪洋恣肆，氣勢不凡，這部書因為原是講稿，語氣益發雄渾，滔滔不絕的有雷霆萬鈞之勢。他所謂的英雄，不是專指掣旗斬將攻城略地的武術高超的戰士而言，舉凡卓越等倫的各方面的傑出人才，他都認為是英雄，神祗、先知、國王、哲學家、詩人、文人都可以稱為英雄，如果他們能做人民的領袖、時代的前驅、思想的導師。卡賴爾對於人類文明的歷史發展有一基本信念，他認為人類文明是極少數的領導人才所創造的。少數的傑出人才有所發明，於是大眾跟進。沒有睿智的領導人物，渾渾噩噩的大眾就只好停留在渾渾噩噩的狀態之中。證之於歷史，確是如此。這種說法和孫中山先生所說“先知先覺、後知後覺、不知不覺”，若合符節。卡賴爾的說法，人稱之為“偉人學說”（Great Man Theory）。他說政治的妙諦在於如何把有才智的人放在統治者的位置上去。他因此而大為稱頌我們的科舉取士的制度。不過他沒注意到取士的標準大有問題，所取之士的品質也就大有問題。好人出頭是他的理想，他們憧憬的是賢人政治。他怕聽“拉平者”（Levellers）那一套議論，因為人有賢不肖，根本不平等。僅管盡力拉平世間的不平等的現象，領導人才與人民大眾對於文明的貢獻究竟不能等量齊觀。

我接受卡賴爾的偉人學說，但是我同時強調偉人的品質。尤其是政治上的偉人責任重大，如果他的品質稍有問題，例如輕言改革，囿於私見，涉及貪婪，用人不公，立刻就會災及大眾，禍國殃民。所以我一面崇拜英雄，一面深厭獨裁。我願他澤及萬民，不願他成為偶像。卡賴爾不信時勢造英雄，他相信英雄造時勢。我想是英雄與時勢交相影響。卡賴爾受德國費希特（Fichte）的影響，以為一代英雄之出世涵有“神意”（divineidea），又受加爾文（Calvin）一派清教思想的影響，以為上帝的意旨在指揮英雄人物。這種想法現已難以令人相信。

第八部書是馬可·奧勒留（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的《沉思錄》（Meditations），這是西洋斯托亞派哲學最後一部傑作，原文是希臘文，但是譯本極多，單是英文譯本自十七世紀起至今已有二百多種。在我國好像注意到這本書的人不多。我在一九五九年將此書譯成中文，由協志出版公司印行。作者是一千八百多年前的羅馬帝國的皇帝，以皇帝之尊而成為苦修的哲學家，並且給我們留下這樣的一部書真是奇事。

斯托亞派哲學涉及三個部門：物理學、論理學、倫理學。這一派的物理學，簡言之，即是唯物主義加上泛神論，與柏拉圖之以理性概念為唯一真實存在的看法正相反。斯托亞派認為只有物質的事物才是真實的存在，但是物質的宇宙之中偏存著一股精神力量，此力量以不同的形勢出現，如人，如氣，如精神，如靈魂，如理性，如主宰一切的原理，皆是。宇宙是神，人所崇奉的神祗只是神的顯示。神話傳說全是寓言。人的靈魂是從神那裡放射出來的，早晚還要回到那裡去。主宰一切的神聖原則即是使一切事物為了全體利益而合作。人的至善的理想即是有意識的為了共同利益而與天神合作。至於這一派的論理學則包括兩部分，一是辯證法，一是修辭學，二者都是思考的工具，不太重要。馬可最感興趣的是倫理學。按照這一派哲學，人生最高理想是按照宇宙自然之道去生活。所謂“自然”不是任性放肆之意，而是上面說到的宇宙自然。人生除了美德無所謂善，除了罪行無所謂惡。美德有四：一為智慧，所以辨善惡；二為公道，以便應付一切悉合分際；三為勇敢，藉以終止痛苦；四為節制，不為物慾所役。人是宇宙的一部分，所以對宇宙整體負有義務，應隨時不忘本分，致力於整體利益。有時自殺也是正當的，如果生存下去無法善盡做人的責任。

《沉思錄》沒有明顯地提示一個哲學體系，作者寫這本書是在做反省的功夫，流露出無比的熱誠。我很嚮往他這樣的近於宗教的哲學。他不信輪迴不信往生，與佛說異，但是他對於生死這一大事因緣卻同樣地不住地叮嚀開導。佛示寂前，門徒環立，請示以後當以誰為師，佛說：“以戒為師。”戒為一切修行之本，無論根本五戒、沙彌十戒、比丘二百五十戒，以及菩薩十重四十八輕之性戒，其要義無非是剋制。不能持戒，還說什麼定慧？佛所斥為外道的種種苦行，也無非是戒的延伸與歪曲。斯托亞派的這部傑作坦示了一個修行人的內心了悟，有些地方不但可與佛說參證，也可以和我國傳統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以及“克己復禮”之說相印證。英國十七世紀劇作家範伯魯（Vanbrugh）的《舊病復發》（Relapse）裡有一個愚蠢的花花大少浮平頓爵士（Lord Foppington），他說了一句有趣的話：“讀書乃是以別人腦筋製造出的東西以自娛。我以為有風度有身份的人可以憑自己頭腦流露出來的東西而自得其樂。”書是精神食糧。食糧不一定要自己生產，自己生產的不一定會比別人生產的好。而食糧還是我們必不可或缺的。書像是一股洪流，是多年來多少聰明才智的人點點滴滴的彙集而成，很難得有人能毫無憑藉的立地湧現出一部書。讀書如交友，也靠緣分，吾人有緣接觸的書各有不同。我讀書不多，有緣接觸了幾部難忘的書，有如良師益友，獲益非淺，略如上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