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百日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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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廿四年（1898年）春末夏初，北京充滿了蛻變的氣氛。因為大家都知道，年輕的光緒皇帝熱烈地支援變法。不過守舊的勢力則集中向康有為攻擊，不但攻擊康有為，還攻擊與光緒最親近的翁同龢，使得翁同龢和康有為都不能留住北京城。康有為曾想離開北京，可是又怕翁同龢也被迫出京，則大臣中沒有人可以主持變法，於是便寫了一個奏摺“請定國是而明賞罰”，請御史楊深秀代為呈遞，又另外寫了一個奏摺請翰林侍讀學士徐致靖上奏。光緒看到了這兩個奏摺，愈益增加了變法的信心。光緒明瞭反對的空氣也很濃厚，因此便請人轉告慈禧說：“兒不能做亡國之君，如不付兒全權，寧願讓位。”慈禧聽了很生氣，就叫人告訴光緒說：“皇帝要辦的事，太后決不阻擋。”於是光緒乃根據楊深秀遞呈的奏摺，召集全部軍機大臣開御前會議，四月廿三日下詔書“明定國是”，這是清王朝末期一篇最重要的詔書，所以抄錄在下面：

“數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時務，多主變法自強。邇者詔書數下，如開特科，汰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學堂，皆經再三審定，籌之至熟，甫議施行。惟是風氣尚未大開，論說莫衷一是，或託於老成愛國，以為舊章必應墨守，新法必當擯除，眾喙嘵嘵，空言無補。試問今日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若仍以不練之兵，有限之餉，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強弱相形，貧富懸絕，豈真能制挺以撻堅甲利兵乎？朕維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積習，於是政毫無補益，即以中國大經大法而論，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譽之冬裘夏葛，勢不兩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後中外太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傅採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志，精益求粹，毋徒襲其皮毛，毋競騰其口說，總期化無用為有用，以成通經濟變之才，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妥速議奏，所有翰林院編檢，各部員司員，大內待衛，候補候選道府州縣以下及大員子第，八旗世職，各省武職後裔，其願入學堂者，均准入學肄業，以期人材輩出，共濟時艱，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負朝廷諄諄告誡之至意。”

這就是光緒正式宣佈變法維新的上諭，從上諭的內容和口氣來看，很像是康有為草擬的，如果不是康的手筆，也完全是照康的奏摺取其精華改寫的。接著正戲上演了——

光緒廿四年（1898年）四月廿五日，下了另一道上諭：“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奏保通達時務人才一折，工部主事康有為，刑部主事張元濟，均著於本月廿八日豫備召見。湖南鹽法長寶道黃遵憲，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著該督撫送部引見。廣東舉人梁啟超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察看具奏。”

於是康有為在廿八日的清晨入朝覲見，他在外書房見到了榮祿，和榮祿先談了一陣變法的細節和步驟。榮祿和康談了一會便先上殿見皇帝，光緒問榮祿和康有為談了沒有？榮祿說：“康是辯言亂政。”榮祿退出後，光緒立即召見康有為，年輕的皇帝用興奮和親切的顏色和康談話，先問康的年齡籍貫和出身，然後便叫康陳述政見。

康說：“中國已到了存亡的關頭，外國侵略是永無止境的。”

光緒說：“這都因為我們太守舊。”

康說：“皇上既然知道守舊弄得這樣糟，就該變法維新。”

光緒說：“所以現在非變法不可。”

康說：“近年來已有變法，但只是少變，所謂變法而不全變，結果不會有什麼成績的。須要把制度修改，應該先開制度局。”

光緒說：“對，對，對。”

康說：“臣曾考查過各國變法的情形，參酌中國的情形，哪幾項可以施行的，都定出條陳章則，請皇上參考。”

光緒說：“你寫的條陳章則都很詳備。”

康說：“那麼皇上為什麼不頒行呢？”

皇帝看了看簾外，停了一會嘆口氣說：“我受著種種牽制，不能放手幹呀！”

康說：“現在的大患在乎民智不開，民智不開是因為用八股作考試文章，學做八股的人不明白世界各國情形，但他們可以靠八股得功名，做大官。現在朝廷裡群臣濟濟，卻沒有一個擔得起革新重任，就因為八股出身的緣故。”

光緒說：“是的，西洋人都做有用的學問，中國卻做無用的學問。”

康說：“皇上既知道八股的害處，那麼把八股廢了吧！”

光緒說：“可以的。不過要辦新政財政困難，如何籌款呢？”

康說：“中國礦產很多，可以開發，只要開源，不怕沒有錢。”於是講到用人行政，推廣社會教育，招撫會匪，譯書，派遣留學生和考察專使等等。

光緒都點頭說：“不錯”。最後說：“你可以下去了，還有什麼意見，可以隨時上奏摺。”

康出去後，光緒面諭軍機大臣：“康有為著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並特許康有為專摺奏事，不必由總理大臣代遞。

百日維新就是指光緒實行新政的103天，時間是從光緒廿四年四月廿三日（1898年6月11日）詔定國是，實行變法後，至同年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收回政權之日止，前後共計103天。現在把這一期間光緒為了施行新政所頒佈的主要上諭分為政治、經濟、軍事、文教四大類，列述如下：一、政治方面：康有為等新政建議光緒新政上諭內容日期（陽曆）詔定國是詔定國是六月十一日禁止婦女纏足命各省督撫勸誘禁止婦女纏足八月十三日下詔求言命大小臣工各抒讜倫以備採擇命各督撫保護賢能命遇有士民上書言事都察院毋庸拆閱並不得積壓命各省訪查通達時務勤政愛國能員八月二日八月二日九月二日

九月七日保薦外交人才命各省督撫保薦使才詔選宗室王公遊歷各國六月十一日六月十二日擬定憲法開國會命各部刪去冗例另定簡明則例裁詹事府等六衙門酌置散卿以議庶政決心開懋勤殿以議制度七月廿九日九月九日九月十三日九月十四日滿漢不分詔許旗人經營商業君民合治未頒上諭建設新京未頒上諭斷髮易服改元未頒上諭

二、經濟方面：康有為等新政建議光緒新政上諭內容日期（陽曆）振興商務、命各省設商務局六月十二日農業、工業命各地方官振興農業命劉坤一、張之洞試辦商務局命陳寶箴、劉坤一在上海試辦機器製造局京師設立農工商總局命各省農工商分局置造機器命各省興辦農務局、農會，分設絲茶公司七月四日七月廿五日八月廿五日八月廿一日八月九日九月十三日獎勵工藝新發明獎賞士民創作新法七月五日開礦築路頒佈振興工業給獎章程十二款飭盛宣懷趕辦芒漢路，並迅辦粵漢、滬漢各路在京師設立礦務、鐵路總局命胡燏棻籌辦京西運銷鐵路七月十二日六月廿六日八月二日九月十日舉辦郵政統計全域性命洋師及各通商口岸設郵政分局九月十三日大籌鉅款行新政命戶部編列預算按月刊報九月十六日廢漕運未頒上諭裁撤厘金未頒上諭

三、軍事方面：

康有為等新政建議光緒新政上諭內容日期（陽曆）裁軍練兵命各省陸軍改練洋操命八旗漢軍均以新法練軍命各省切實裁兵、練兵六月十九日七月九日七月十六日力行保甲、舉辦團練命各省力行保甲七月十六日統計全域性、大籌鉅款以行新政、練海陸軍而強中國命各省嚴飭地方官辦理保甲命各省舉辦團練命各省籌款添設海軍籌造兵輪七月卅日九月五日七月廿八日

四、文教方面：

康有為等新政建議光緒新政上諭內容日期（陽曆）廢八股試帖諭自下科始，廢八股為策論六月廿三日楷法試士命將經濟歲科歸伴正科諭此後考試，以實學實政為主，不賃楷法諭變通科舉，此後一經殿試，即量為授職，並停朝一場命將譯書局改為官督商辦六月卅日七月十九日七月廿一日

六月廿八日翻譯西書及日本書命各省學堂廣譯外洋農務書藉七月四日派人留學命各省挑選學生赴日本留學八月十八日開設報館命改《時務報》為官報命在京師籌設報館七月廿六日九月十二日廢淫祠設學校各地書院及不在祠典之民祠改為學堂創設京師大學堂命在南北洋設礦學學堂命籌辦礦務鐵路等專門學堂命妥議海軍學堂命各省立農學、工學、商學事宜命各通商口岸設茶務學堂，蠶桑公院命各省興辦小學堂獎勵設立學堂七月十日七月三日六月廿日八月十日八月廿一日八月十日九月十一日九月廿九日七月五日

新政詔書雖然一道一道地頒佈，可是光緒皇帝並無很多的實權，上有慈禧，下有軍機處，外面有掌握軍權的直隸總督。康有為雖受到光緒特達之知，卻只能在總理衙門章京行走，無法進入軍機處。到了七月廿日，光緒實在感到行新政沒有新人幫忙太難施展，於是下了一道上諭：“內閣候補侍讀楊銳，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內閣候補中書林旭，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均著賞加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預新政事宜。”同時又寫硃諭給楊、劉、林、譚四人，教他們把新政條理開列，竭力輔佐。於是，所有新政奏摺都交他們審閱，所有新政諭旨，都由他們撰擬。這樣一來大家便管他們叫“四京卿”，軍機處的實權當時幾乎全在他們手中，簡直就等於是宰相的地位。如果這種形勢真能堅持下去，新政新人都將成為事實了。

四京卿中，林旭是康有為的弟子，譚嗣同則是康有為的私淑弟子。譚是湖南瀏陽人，曾演繹康的學說寫成一本書叫做《仁學》，在南京做候補知府一年，大部分時間都閉戶著書，後受湖南巡撫陳寶箴的敦促，回湖南辦新政。在湖南創辦時務學堂，聘梁啟超做總教，唐才常做分教，又創辦內河輪船，開礦，築湘粵鐵路，設武備學堂，設保衛局，出版《湘學新報》、《湘報》，開南學會，是維新派中最重要的一個人物，有學問、有幹才、有肝膽、有氣魄。

光緒和康有為之間礙於體制，不能見面，因此光緒給康的密諭都是交給林、譚二人帶去，送到南海會館康的住處，康的意見也是託林、譚二人轉陳。所以有了這個部署，才使新政派和皇帝之間通了聲息。

康有為的新政派最大的失策，是誤以為新政可以憑光緒皇帝的一道一道詔書就能達成。至於守舊派則緊緊地抓往西太后，完全不理會新政的詔書，而各省督撫們更是些老奸巨滑的官吏，他們儘管接到了新政詔書，卻並不行動，同時靜觀慈禧和光緒這場政爭，到最後是誰勝誰負。因為當光緒在四月廿三日下“明定國是”詔書後，照理等於宣佈變法開始了，可是卻又在四月廿七日下了三道完全相反的詔書，這表示慈禧還可以影響朝政，三道詔書是：

一、“硃諭：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翁同龢，近來辦事多未允協，以致眾論不服，屢經有人參奏，且每於召對時，諮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見於詞色，漸露攬權狂悖情狀，斷難勝樞機之任。本應查明究辦，予以重懲，姑念其在毓慶宮行走多年，不忍遽加發譴，著即開缺回籍，以示保全。欽此！”

二、“上諭：嗣後在廷臣工，仰蒙慈禧太后賞項，及補授文武一品，皆滿漢侍郎，均著於具折後，恭詣皇太后謝恩，各省將軍、都統、督撫、提督等官，亦一體具摺奏謝。”

三、“上諭：署直隸總督王文韶著迅即入題，以大學士榮祿暫署直隸總督。”

這上面三道上諭，可以看出完全是慈禧的主意，也就顯示光緒在重大問題和人事上仍必須聽命慈禧。由於翁同龢是光緒的師傅，又贊成變法，守舊派因之必須去翁為快。照理說慈禧既已歸政，照例不必再接見大臣，大臣們也不必特別向太后具折謝恩，現在忽然要令二品以上大臣謝恩陛見，並令外官具折，即表示慈禧已經部分臨朝親政了。再說，榮祿是慈禧最寵信的大臣，這時奕已死，榮祿應該取代奕龢地位擔任首席軍機大臣，現在反而叫他去做直隸總督，就表示慈禧要榮祿在天津直接統率當時北洋的三支主力部隊（董福祥的甘軍，聶士成的武毅軍，袁世凱的新建陸軍）。所以從上三項的詔書看起來，完全可以看出是慈禧的重要部署。

新政頒佈後不久，光緒為了許多頑固派阻撓新政，曾斥革了禮部尚書懷塔布等六個堂官。事情經過是因為有個禮部主事王照上奏請光緒遊歷日本，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騤不肯代奏，被光緒知道，光緒便藉此殺一儆百，把尚書懷塔布、許應騤、侍郎堃岫、溥暹、徐曾灃、曾廣漢一齊革職。懷塔布的太太是慈禧的侍從，乃向慈禧哭訴說，光緒要把滿洲人都趕走，這更觸怒了慈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