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新政功敗垂成

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暢讀/小說模式並且關閉廣告遮蔽過濾功能，避免出現內容無法顯示或者段落錯亂。

榮祿到天津出任北洋大臣後，就積極安排在九月間舉行一次盛大閱兵典禮，要恭迎光緒皇帝奉慈禧駕臨閱兵。傳說待慈禧到了榮祿的軍營中後，立即宣佈廢黜光緒皇帝，所以七月初光緒皇帝在聽到外間傳聞時，很激動地對慶親王奕劻說：“朕誓死不往天津”。於是外間又傳說天津閱兵之議取銷。不過到了七月廿日左右，懷塔布、立山等七個守舊派連袂到天津去看榮祿，幾天後御史楊崇伊等又到天津去看榮祿，外間都不知道這些守舊派和榮祿談了些什麼，只是不久之後榮祿突然調聶士成的軍隊五千駐紮天津，又命董福祥的軍隊移駐長辛店（距北京彰德門40裡）。這種種行動都不是簡單的，使光緒在深宮中極受刺激。

對舊黨來說，自懷塔布等六堂官被斥革後，接著在七月廿二日李鴻章也被撤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因此內務府的臣子們環跪在太后面前，一致泣訴皇帝妄變祖法，欺壓滿籍舊臣，要求慈禧重行臨朝訓政。御史楊崇伊並擬了一個請太后訓政的奏摺給榮祿看，榮祿很贊成，並給慶親王奕劻看，奕劻也贊成，並和李連英一道跪在慈禧前，懇請她老人家親政。慈禧當時並沒有立刻答應，不過政變的醞釀已經成熟了。

另一件事正是慈禧和光緒短兵相接的。在六月間，康有為請開懋勤殿（在乾清宮西廊，離南書房很近）設顧問官，王照也作此請求。光緒命譚嗣同參考康熙、乾隆、咸豐三朝的先例來草擬上諭，在七月廿八日把這道上諭持往頤和園請慈禧同意。不料慈禧不但不同意，且面色非常難看，把上諭往御座旁一扔。光緒知道他的處境很惡劣，而守舊派又把慈禧包圍得很緊，他們母子之間本來已經很淡漠的關係，至此到了瀕於破裂的階段。這種局面之下，光緒實在是陷於進退維谷境地。

自從頒行新政以後，光緒這位年輕皇帝真是朝乾夕惕，宵旰勤勞，因為皇帝要親閱奏章，無論什麼人的奏章都可以直接送到皇帝御案。光緒一早起來就看奏章，到天黑都看不完，後來皇帝只看重要的，其他則分給四京卿去看，仍看不完。奏章的格式也不統一，有的竟用二尺長紙一直寫下去。其中也有攻訐皇帝的，如湖南省有一個舉人就上書痛責光緒，說：

“變祖宗之法自稱開創，置祖宗於何地？”

光緒一方面如此勤行新政，另一方面又要對付守舊派的反對，實在是非常艱苦的。

光緒廿四年（1898年）七月廿八日，光緒突然賜給楊銳一道密諭：

“硃諭：近來朕仰窺太后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並不欲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登用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雖經朕屢次降旨整飭，且有隨時幾諫之事，但聖意堅定終恐無濟於事。即如十九日之硃諭，皇太后已以為過重，故不得不徐留之，此近來實在為難之情形也。朕亦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於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律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漸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等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審處，再行辦理。朕實不勝緊急翹盼之至。特諭。”

同時又有一道密諭交楊銳帶給康有為：

“硃諭：朕惟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足以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皇太后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康有為、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企望之至。特諭。”

憑心而論康有為和他的新政幹部都是一群書生，應付一個非常局勢，既缺乏經驗，又沒有深長的考慮，所以當康有為在南海會館和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接到光緒的硃諭時，大家都有點手足無措。光緒向他們求救，他們也沒有真正的良策。他們在幾經交換意見後，想出了四條對策，然而這四策都不切實際。那是：

第一：仿照日本設立參謀本部，使皇帝能直接統御軍隊，成為事實上的海陸軍大元帥。

第二：索性革新得徹底，宣佈改元為“維新元年”。

第三：遷都上海，以脫出太后和舊黨的迫害。

第四：召見在小站練兵的袁世凱，因為他曾參加過強學會，現在正練新軍，應該說是一個新政派的人，請皇帝在召見袁的時候，予以溫慰，要他為皇帝效力，保護皇帝。

康有為等為什麼看中了袁世凱？是因為袁曾參加過強學會，被新黨黨人認為是一位同路人，而袁這時正在練新軍，手中握有兵權，如果能爭取袁加入，自可有一番作為。從這一點看起來就可以證明維新派的手法不夠高明，而且對袁世凱的認識不夠深刻。至於上面的四個對策，第一策完全是空的，因為在北京附近的軍事指揮完全在北洋大臣榮祿手中，皇帝做了海陸軍大元帥毫無用處，根本掌握不到軍隊。至於第二策改元維新對當前局勢毫無用處。第三策遷都上海更是千難萬難。

光緒在這四策中選了第四策，就是召見袁世凱。

袁世凱自光緒廿一年（1895年）十月受命在小站練新軍後，到光緒維新變法時，已經練軍歷時兩年多了。在這期間他練新軍，加入強學會，受李鴻章和榮祿的寵信，是一個又新又舊的熱門人物。當時北洋大臣下面統轄三支部隊，一支是董福祥的甘軍，一支是聶士成的武毅軍，一支是袁世凱的新建陸軍，在這三支軍隊中以袁世凱的新建陸軍最整齊，士兵訓練有素，軍紀嚴明，儼然成為那一時期北方的主力。

由於袁半新半舊的政治態度，使維新派的人認為可以拉袁來擔任勤王的任務。

光緒皇帝深知自己帝位搖動，必需有一良策來解救。當他接獲康有為等所獻四條密策後，乃立即採取爭取袁世凱為已所用這一策，於八月一日在頤和園召見袁世凱，溫語慰勉。袁離去後，並降旨嘉獎，命以侍郎銜專辦練兵事務。第二天（八月初二）又召見袁一次，勉勵袁努力任事。

袁被光緒召見是公開的，守舊派不知袁的態度，見袁獲旨嘉獎，又加侍郎銜，當然怕袁已投效新派，於是立即請求榮祿應付可能的新變化。榮祿乃調聶士成守天津，以阻斷袁由小站調兵入京之路；調董福祥軍移駐長辛店以防不測。

在七月底和八月初這些日子中，北京和天津，到處都是謠言，一說維新派要謀害慈禧；一說守舊派迫光緒前往天津閱兵時把他廢黜；還有個謠言說慈禧要毒殺光緒。光緒被這些謠言所困擾，也為自己的帝位而擔憂。

八月二日他寫了一封密詔，交林旭帶給康有為：

“硃諭：朕今命汝督辦官報，實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遲，汝一片忠膽熱腸，朕所深悉。希愛惜身體，善自調攝，將來更效馳驅，共建大業，朕有厚望焉。特諭”

當新政頒行時，光緒曾將上海《時務報》改為官報，派康有為督辦其事，只是一連串新政推行中之一，康有為離不開北京，光緒也離不開康有為。不過，到了這時，情勢已非常緊急，光緒自己對當時情勢如何變化，毫無把握，希望康有為能夠離開北京，因為他是倡議維新變法的首腦，是慈禧和守舊派恨入骨髓的人，如果康有為不落在舊派手中，則康在外活動，當使守舊派有所顧忌，而康既可保持生命，還可待時而動，以相呼應。光緒這番苦心，實在是很令人感動的。

當康有為於八月初三早上奉光緒密詔，要他速赴上海時，新黨的人知道這是紅色的警號，表示光緒皇帝的處境，危機四伏。因此康有為立即寫了一個謝恩的奏摺，聲稱決於初四日離京去滬，同時矢誓要拼命拯救皇帝。這封奏摺交林旭帶回宮去。然後康和譚嗣同、梁啟超、康廣仁（康有為的兄弟）等籌商營救皇帝，和應付當前局勢的辦法。大家哭了一場，決定了幾個緊急步驟：一是由譚嗣同去找袁世凱攤牌，要袁站在光緒這一邊，以兵力保衛皇帝；一是由梁啟超到金頂廟容純甫那兒去刺探訊息。而康有為則分向各方寫告別信，收檢行李，直忙到天亮。初四早晨九點鐘，康往訪英籍友人李提摩太，要見英國公使，而英公使到北戴河避暑去了。又去看伊藤博文，希望伊藤能往見慈禧，勸太后勿對光緒不利。

譚嗣同是初三晚上由南海會館到法華寺袁的寓所見袁的。袁世凱在初一和初二都蒙光緒召見，初三晚上忽然見到光緒所親信的京卿譚嗣同來訪，當然知道一定有重大事件。他佯作鎮靜地迎接這位不速之客。他們坐定後略作寒暄，譚就單刀直入地問袁：“皇上是何等樣人？”袁答：“當然是曠代聖主。”譚說：“天津閱兵要行廢立的事，足下知道嗎？”袁說；“也曾風聞。”於是譚就拿出光緒的手詔給袁看，然後對袁說：“當前能救皇帝的，只有足下，足下忠義著於天下又受皇帝特達之遇，今值皇上有難，足下若能救則救，如不願意的話，”說至此譚嗣同摸摸自己腦袋：“可往報太后，譚嗣同的頭顱可換足下的高位。”袁聽了變色說：“足下把袁某當作何等樣人？聖主是我輩共同擁戴的，足下與我同受聖主特達之遇，救護之責也是共同的，足下有何高見，某願聞其詳。”譚以低沉而嚴肅的語氣對袁說：“傳說榮祿奉太后密詔，預備趁天津閱兵的機會，脅迫皇上退位，另立新君。榮祿所恃的，是足下和董、聶三支軍隊，他要行廢立大事也必需賴這三支兵力。董、聶二軍如與足下新軍對抗，必非敵手，天下健者惟有足下。愚意以為，如果禍變發生，足下以新軍壓制董、聶兩軍，護衛皇上，驅逐舊黨，整肅宮廷，這是千秋大業，不朽的功勞。”袁也以嚴肅的口氣答說：“如果天津閱兵有變，皇上可移駕到世凱營中，傳諭殺賊，新建陸軍必能受詔完功的。”譚見已入港乃追問一句：“榮祿待足下有恩，足下如何能對付他呢？”袁一臉忠義之色答：“救君父是公，榮祿之情是私，公私不能兩全，惟有奉公而忘私。”譚覺得袁的確可以託以重任，於是就和袁詳詳細細地商量種種細節。最後袁對譚說：“現在營中槍彈火藥都在榮祿手中，事情既然如此急迫，僕必須先回天津去做一番佈置。”兩人互相叮囑一番，這時已是午夜，譚才告別。

譚嗣同午夜訪袁，本是政治上一個大冒險，但是政治上的重要關頭，任何行動總有三分冒險性，當時情勢也實在沒有別的路可走，明知是險棋也只好下了。據說林旭不贊成譚找袁，所以曾寫了一首詩給譚：“伏蒲泣血知無用，慷慨何曾報主恩，願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這首小詩是借東漢末年何進召董卓兵入京誅宦官故事來警告譚。千里草是指董卓，本初則指袁紹，都是影射袁世凱。

袁世凱當時是一種什麼心境，實在很難說，他後來曾寫過一篇文章敘述整個事情的經過，在那上面全是為了洗刷自己而作的交待，至於康梁後來所寫戊戌政變的文章，則是相反的說法。不過袁的任何決定，當然是他個人對自己人格道義以及歷史的一個很重要的決定。袁是個聰明機警，同時政治觸角很敏銳的人，他所作的決定，自然是經過了慎重的考慮，同時也是衡量過成功和失敗的輕重。要知道當時的袁是一個新舊兩派的騎牆人物，他在新派中還是個守舊的。他如果擁戴光緒成功，大功只在康、梁、譚等之下，何況與維新人物共事，無論在學識和政見上都屈居康、梁、譚之下；可是如果他出賣光緒和維新派，則他就是第一大功，在守舊派諸人中，除了李鴻章外，他便是第一等人物。他完全不把守舊派的人放在眼中。在新舊之間的選擇，投奔守舊派對他是有利的。

譚嗣同與袁世凱初三日晚密談後，光緒聽了很高興，於是初五日再召見袁世凱予以嘉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