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新政功敗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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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在八月初五日第三度蒙光緒召見後，立即搭火車返天津。傍晚抵津，下車後即往見直隸總督榮祿，把譚嗣同的計劃和盤托出。當晚密談到午夜，第二天早上二度密談，第二天晚上三度密談，並晚餐。這時慈禧垂簾訓政的電報已到達。因為在初五晚上袁第一次向榮祿報告後，榮祿親自入京向慈禧報告一切，初六日早上慈禧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採取行動了。

事實上過去一個月中，慈禧聽到的盡是新黨要作亂的訊息，而直接要求慈禧重行訓政的，則是廣西道監察御史楊崇伊。他於八月初三日，就是政變前三日，曾上疏奏請維新變法不當，而要求太后重行垂簾訓政以轉危為安，疏雲：“掌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楊崇伊跪奏：為大同學會盅惑士心，紊亂朝局，引用東人，深恐貽禍宗社，籲懇皇太后即日訓政，以遏亂萌，恭折仰祈慈鑑事：臣維皇上入承大統，兢兢業業廿餘年，自東瀛發難，革員文廷式等冒言用兵，遂致割地償款。兵禍甫息，文廷式假託中憤，與工部主事康有為等號召浮薄，創立南北強學會，幸先奉旨封禁革逐，未見其害。乃文廷式不思悔過，又創大同學會，外奉廣東叛民孫文為主，內奉康有為為主，得黃遵憲、陳三立標榜之力，先在湖南省城開講，撫臣陳寶箴傾言崇奉，專以訕謗朝廷為事，湘民莫不痛恨。今春會試，公車駢集，康有為偕其弟康廣仁及梁啟超來京講學，將以煽動天下之士心。幸士子讀書明理，會講一二次即燭其奸詐，京官亦深知其要，遇有貪鄙者依附之，而唾罵者十居八九。不知何緣，引入內廷。兩月以來，變更成法，斥逐老成，藉口言路之開，以位置黨羽，風聞東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將專政柄。臣雖得自傳聞，然近來傳聞之言，其應如響。伊藤果用，即祖宗所傳之天下，不啻拱手讓人。臣身受國恩，不忍緘默，再四思維，惟有仰懇皇太后追溯祖宗締造之難，俯念臣庶呼籲之切，即日訓政，召見大臣，周諮博訪，密拿大同會中人分別嚴辦，以正人心，庶皇上仰承懿訓，天下可以轉危為安。臣愚昧之見，繕折密陳，伏乞皇太后聖鑑。謹奏。”

楊崇伊上奏經過，（徐）凌霄一士隨筆中記載甚詳，內雲：“御史楊崇伊之以危詞聳後聽政也，具折後謁慶親王奕劻，蘄代奏。奕劻有難色，崇伊曰：此折王爺已見之矣，如日後鬧出大亂子來，王爺不能諉為不知也。奕劻乃諾之，至頤和園見後，面奏崇伊有折言事。後猶作暇豫之狀曰：閒著也是閒著，拿過來看看吧。既閱而色變，立召見諸大臣。”

楊崇伊字莘伯，江蘇常熟人，光緒六年庚辰進士，由庶常授編修。光緒廿一年（1895年）授御史，就任後第一疏即於是年十一月首劾康有為、梁啟超在北京所創設的強學會。結果奉旨查禁。光緒廿二年（1896年）又疏參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革逐回籍。文廷式是光緒寵愛的瑾妃和珍妃的老師。照常理而言，楊崇伊發難於先，告變於前，他個人能揣摸慈禧的心理，抓住時機，應該可以從此青雲直上。卻不料慈禧親政後他並沒有大富大貴。這與袁世凱對比，兩人各自有命了。

楊不僅沒有飛黃騰達，反而潦倒不堪，光緒卅四年（1908年）八月，以浙江後補道丁憂回籍守制，寄寓揚州，竟持槍糾眾搶奪妓女，被江蘇布政使瑞澂參劾，驅逐回常熟原籍，交地方言嚴加管束。

八月初六日的早上，慈禧乘鑾輿直入光緒寢宮，把所有檔案都拿走。光緒驚惶失措，戰戰兢兢地跪在太后面前，太后指著光緒恨恨地說：“我撫養你廿餘年，你今天竟聽信小人之言要謀害我，你還有良心嗎？”光緒臉無人色，囁嚅地說：“兒子怎敢！”慈禧說：“呸！痴兒，今日沒有了我，明天還會有你嗎！”

就在這一天，慈禧傳旨重行臨朝訓政，理由是皇帝有病，需要休養。至於光緒皇帝，則被安置在三面環水的瀛臺中“養病”。

慈禧重掌政權後，立即命步軍統領崇禮率兵前往宣武門外的南海會館捉拿康有為。康已於初五早上離開北京，崇禮只捕到康廣仁和康的弟子程式毅、錢維驥。又去查抄了張蔭桓寓所，把張也捕去。在搜捕康有為時，梁啟超正在譚嗣同的寓所，聽到了政變的訊息，兩人相對黯然。譚這時很鎮靜，慨然對梁說：“在這以前我們一心想救皇上，可是到現在則連救康先生也沒有辦法了，我現在只好等死，你趕緊到日本公使館找伊藤博文，請他通知日本上海領事，設法援救康先生。”梁到日使館後，外面情形更惡化，他便請日使館給予政治庇護。譚在家中一直沒有事，初七還跑到日使館去看梁。梁和幾個日本友人勸譚逃到日本去，譚說；“變法是大事業，應該流血的，中國人還沒有為變法流過血，我願以死來答報聖主。”譚在初十被捕，他在監中題了一首絕命詩在牆壁上：“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御史楊深秀在政變後竟上疏責問皇帝被廢的原因，並反對慈禧訓政，於是他便被捕了。初九早上楊銳在床上被捕。林旭是在軍機處被扣。劉光第、徐致靖則是自己投案。

八月十三日下午二時，慈禧傳旨：“諭軍機大臣等：康廣仁、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大逆不道，著即處斬。”下午四時，康等被押赴宣武門外菜市口行刑。康廣仁首先受刑。譚嗣同就刑之前，對監斬官剛毅說：“過來，我有話講。”剛毅紅著臉走開。林旭厲聲問：“我們未經審訊，究竟犯了什麼罪？”這六個人是維新變法後，戊戌政變的犧牲者，後人便管他們叫“六君子”。張蔭桓被遣戍新疆。徐致靖則被判永遠監禁。其他株連坐罪的尚有李端棻、翁同棻、黃遵憲、張元濟、宋伯魯、陳寶箴、陳三立等20餘人，或被髮配，或革職永不敘用，或被囚禁，或交地方官嚴加管束。

六君子的簡歷如下：

康廣仁：是康有為胞弟，習西醫，因照料兄病赴京，維新後留京佐理康有為的文書。

楊深秀：山西人，曾任山東御史，力贊新政，曾劾守舊派許應。

楊銳：四川人，曾任內閣侍讀，為張之洞得意門生，曾贊助強學書局，後加入康所成立的保國會。

林旭：福建人，曾任內閣中書，為榮祿幕客，是康的弟子。

譚嗣同：湖南人，江蘇候補知府，才氣縱橫，學識淵博，曾在湖南倡行新政，極有成效。是康的私淑弟子。

劉光弟：四川人，刑部主事，曾參加保國會。

康有為挽六君子聯雲：

殷幹酷刑，宋嶽枉辱，臣本無恨，君亦何尤？魂魄果有靈，當效正學先生，啟口問成王安在？

漢室黨錮，晉代清談，振古如斯，於今為烈。邦家況多難，恰如子胥相國，懸睛看越寇飛來。

慈禧重新訓政後，立即把新政全部推翻，已裁汰的衙門和冗員一體恢復，八股文仍然交運，武科照舊考箭刀弓石。維新變法唯一留到後世的政績，只有一個京師大學堂，便是北京大學的前身。

維新運動失敗的因素很多，西太后不支援是最大的原因。事實上，西太后是代表守舊派，而守舊派則不只是幾個人，相反的守舊派力量很大，不只在朝中，在野的很多讀書人也是頑固地反對變法。中國讀書人都是標榜奉行先王之法，所以倡行變法就是大逆不道，而變法的人也總是託古改制。

康有為提倡變法時，衛道者便群起而攻，如湖南的葉德輝給皮鹿門信中就說：“寧可以魏忠賢配享孔庭，使奸人知特遁之足貴，斷不可以康有為擾亂時政，使四境聞雞犬之不安；其言即有可採，其人必不可用。”又對人形容康有為：“其貌則孔，其心則夷。”

直接激起官場中整個反對的，是因為新政如果進行，就要打破了許多人的飯碗。在裁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僕寺、大理寺等六個閒衙門的上諭頒佈後，北京城內的官吏群情大譁。接著又要裁撤湖北、廣東、雲南三個巡撫，一個東河總督和許多不辦運務的糧道，無鹽場的鹽道衙門。上諭中還說：“其餘京外應裁文武各缺，命大學士、六部、各省將軍、督撫，分別詳議以聞。”於是“群情大駭，謂帝大背祖宗制度，皆赴寧壽宮請太后保全，收回成命。”

還有“廢八股試帖楷法試法”表面上雖然沒有妨害任何人，實際上也影響極大，因為當時整個教育內容便是為了考八股，無數的讀書人日以繼夜應付考試以求功名富貴，忽然晴天霹靂，廢止了八股，讀書人們的心血光陰都付諸流水，前功盡棄。年輕的人從頭做起還來得及，年老的人豈不功名富貴無望了，他們對新政自然是痛心疾首。

梁啟超分析這些現象說：

“……今守舊黨之阻撓變法也，非實有見於新法之害國病民也。吾所挾以得拜第者，曰八股，今一變而務實學，則吾進身之階將絕也。吾所恃以致高位者，曰資格，今一變而任才能，則吾驕人之具將窮也。吾所藉以充私囊者，曰舞弊，今一變而竅名實，則吾子孫之謀將斷也。……吾今日所以得內位卿貳，外擁封疆者，不知經若干年之資俸，經若干輩之奔競而始獲也。今既……不辦一事，從容富貴，窮樂榮欲，已可生得大拜，死諡文端，家財溢百萬之金，兒孫皆一品之蔭。若一旦變法，則凡任官者皆須辦事；吾將奉命而辦事耶？則既無學問，又無才幹，何以能辦；將不辦耶，則安肯舍吾數十年資俸奔競千辛萬苦所得之高官，決然引退以避賢者之路哉。”

“張之洞嘗與餘言，以廢八股為變法第一事矣，而不聞上疏廢之者，蓋恐觸數百翰林，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數百萬童生之忌，懼其合力以謗己而排擠己也。”

一個社會，保守勢力總是巨大的，談改革就是要如何消滅愚昧和反動，把阻礙的守舊力量消滅，不能消滅保守的勢力就無法革新。求變求新是時代的需要，一個社會要進步就要不斷地求變求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