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黎元洪被迫下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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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6月6日，北京舉行國務會議，內政總長高凌霨首先發言，高說：“總統近來對於政務，有的不經國務會議直接處理，有的則以命令方式，直接交院辦理。例如制憲經費、崇文門監督任免案、任命張拱宸為軍警督察長案，都是總統獨斷獨行，這實在是違反責任內閣精神，侵越內閣職權，我個人認為，總統既然對於我輩閣員不信任，我輩只好退避賢路。”高的話講完，交通總長吳毓麟、司法總長程克、財政總長張英華都異口同聲地贊成內閣提出總辭。

總理張紹曾還沒有來得及開口，高凌霨又說：“如果總理不願意辭職，我們閣員也可以聯名辭職。”吳毓麟並且大罵黎元洪不已。張紹曾這時只好很勉強地說：“要辭職還是大家一塊辭職好了。”擁黎的政學系閣員農商總長李根源、教育總長彭允彝都沒有發言。高凌霨乃把津、保派事先擬好的辭呈電搞拿了出來，請大家簽名，這個通電全文如下：

“呈為輔弼失職，責任不明，請予罷斥事。竊於二十四日財政部收到稅務處公文一件，內開借撥海關重建房屋一案，奉大總統批：出使經費月撥十三萬元，國會制憲經費月撥十七萬元。其修建江海關經費，即照數勻撥，財政部查照知行等因，僉以制憲為國家根本大業，本應寬籌經費，以促觀成，出使經費，亦關重要，惟依法定手續，須先經由國務會議透過，方生效力，歷次陳明，未蒙諒許。乃於六月二日又接府秘書廳函交由府派哈漢章往京師軍警督察處覆呈一件，奉手諭交院照辦各等因。是日又經議決調薛篤弼為崇文門稅務監督，擬具命令，副署送府，時經三日，復未蒙蓋印發下。伏查民國《約法》採取責任內閣制度，故於第四十五條明定，凡大總統釋出命令，須經國務員副署。又查政府組織令，國務由國務會議行之。又查《國務會議規則》第一條所列國務會議事項，第三項預算外之支出，第七項簡任官之進退各等語。是借撥關款，及簡任稅務監督各案之必須經由國務會議議決辦理，具有明文。今大總統事先出以獨斷，事後不納劻勷，凡勞鼎座之分憂，實出閣員之失職。紹曾等既不蒙信任，惟有仰懇鈞座立予罷斥，以明責任而重法制，不勝屏營待命之至。”

張紹曾內閣辭職通電發出後，吳敏麟和程克並勸張離開北京，以免遭遇困擾，其實擁曹派怕張又變卦戀棧，張允考慮，吳早已備妥了專車，請張立即出京，張紹曾遂於辭職當晚，偕國務院秘書長張廷諤專車赴天津。

12年6月7日，黎元洪就內閣總辭呈中指摘之點，通電辯解：

“元洪不德，負我元僚，致有總辭職之舉。制憲經費，列為主因。當時國會議決，議長請求，適財長闕員，元洪曾遍約閣員，下及財次，公同籌議，始轉商稅司，緩築海關，批明用途，乃獲約定。不虞今日，復有後言。元洪贊助制憲，心在救國，縱責過失，猶勝阻撓，此可請邦人共鑑者也！使館斷炊，下旗歸國，此何等事，而忍漠然！爾時座中討論，變無異詞；軍警督察，直接元首，項城設官，躬預其議。衛戍既立，何妨裁省，閣員反對，業予新除。崇文稅差，閣員力主易人，比經許諾，第以陶立並無大過，可授別官，執意不從，亦允蓋印，乃電促再三，迄不送府，今猶在院，可覆按也。凡斯薄物細故，既非要政，決無成心，寧承劻勷，不垂嘉納！元洪與內長同寅推轂屢矣，張揆諸人，半托舊契，縞紵之交，硯席之好，歡若平生。特府院之間，情同骨肉，維持調護，終始不移，垂拱觀成，未嘗掣肘。縱復責為失檢，亦僅此數端，偶攄意見，初非拘束，旋復聽從，曾謂久要，而難原諒。一統未成，百廢未舉，閣員肯明責任，固所禱祝以求者。節關密邇，樞府偕行，中流失舵，不知所屆。元洪縱不足惜，如國家何？閣員明達，寧忍恝然，已派劉次長治洲、金次長永炎赴津謝過，分勸就職，期於得請，知念特聞！”

黎同時發表通電，宣示借撥經費實情，有云：

“國會再斷，《約法》蕩然，混沌糾紛，久淪為無法之國。元洪痛父老身家，靡所保障，隱忍復職，冀見憲法之成。竊慮議之非難，行之維艱。督軍不廢，雖成猶阻，幹喉焦唇，庶幾悔禍，誠信未格，事與願違，恐一旦去職，成立尚不可睹，瞻言前路，心膽俱碎，苟可促進，惟力是視。元洪憂患餘生，急於求去，憲法期成不過兩月，制憲以外，絕無所求，耿耿此心，可質天日。憲法果成，國之福也，眾之功也，元洪何與！如其不成，寧復有國，涕泣盼望，實式圖之。”

劉治洲和金永炎到天津後，見到了張紹曾，轉達黎元洪誠懇挽留的意思，張紹曾滿腹心事說：“這次政潮，蘊釀很久，其中原因複雜，大家都很明白，我個人能力有限，業難消弭。現在我既已辭職，當然沒有復回之理，總統雖挽留我，我無法克服兩個‘高’字，奈何奈何！”張紹曾所說的兩個高字，一個是高凌霨，一個就是“總統問題”。

張紹曾內閣總辭職的當天，北京軍警代表在旃檀寺陸軍檢閱使署舉行會議，與會代表很憤激，大家都說：“總統有錢養活議員、政客，而我們拼命、流血、衛國、衛民的軍人反而幾個月不發薪水，害得我們窮得連飯都沒得吃，我們非和他算帳不可。”

12年6月7日，北京駐軍第九、第十一、第十三等師和步軍統領、毅軍、警察廳等單位代表，共500餘人，身穿制服，腰佩軍刀，到公府要求總統發給欠薪。黎元洪勉強在居仁堂接見他們，一肚子的冤氣，狠狠地掃了他們一眼，厲聲說：“你們見我做什麼？是不是要逼我退位？要我走我就走。”請願的軍官們回答說：“不敢，只是因為現在沒有內閣，我們找不到財政總長和國務總理，只好請求總統作主。”黎見軍警官佐們態度尚稱恭順，乃答應於十天后（端節前二天）籌發軍餉，軍警官佐們乃退出。

8日，擁曹派僱用流氓，自稱公民團，在天安門前高搭講臺，集合數百人，宣稱有1萬人，舉行國民大會，由一個姓葉的上臺發表演說，他說：“內閣總辭職，中央陷於無政府狀態，主要原因是由於黎總統而起。黎總統復位，本無法律根據，現在還弄出政潮，破壞法紀，吾人為救國計，不得不請黎氏速行覺悟，即日退位，以讓賢路。我們大家愛國不後人，應請同抒卓見，拯治危亡。”葉某說完，復有登臺演講者多人。接著葉某就把在天津印好的電報稿宣讀一通，然後草草收場。這個“國民大會”是津、保派的智囊邊守靖於7日由天津到北京組織起來的。這就是當年袁世凱、段祺瑞組織“公民團”偽造民意的再版。

北京城內外，充滿了大風暴降臨的氣氛，政學系的李根源攜行李細軟搬到了府學衚衕黎寓來，和總統府秘書長饒漢祥誓與黎總統同生共死。

9日上午6時，北京警察宣佈罷崗。陸軍檢閱使馮玉祥、京畿衛戍總司令王懷慶聯名分函國會和外交團，宣稱他們願盡力保護國會和外國僑民，負責維持京師治安。這一天，不少便衣警察和保安隊在輪流巡邏市區。外交團召集臨時會議，討論應付當前北京緊急局勢，有人主張組織一個國際委員會，協助北京政府“整理”財政，可是沒有取得一致的同意。最後只透過了一項決議，就是推派外交團的領袖、葡萄牙駐華公使符禮德到東廠衚衕去慰問這位孤家寡人的黎元洪。

9日，葡駐華公使符禮德代表北京外交團前往探問黎元洪，黎以一國元首身份在外國使節面前，除了說些感謝之話而外，簡直不好說什麼。符禮德把馮玉祥、王懷慶的聯名信拿給黎看，其中有句“此係政治作用”的話。符禮德對黎表示，在外國發生了這種情況，通常就叫做政變。所以外交團願意盡力維護黎總統的安全。

事態當然是很嚴重，9日這一天新華門和東廠衚衕原來駐守的衛戍部隊均告撤走，黎見此情況，也只好枯守東廠衚衕，不好去總統府。中午黎宅對外電話也有好幾處不通，顯然受到監視。天安門前所謂的“國民大會”繼續舉行。

外交團用正式的公函通知北京外交部，對於軍警罷崗表示關切，因此為了外僑安全起見，擬派洋兵巡街，這一來才讓擁曹派慌了手腳，當晚7時，警察遂自動復崗。

這一天，馮玉祥、王懷慶向黎表示，可以推舉顏惠慶組織內閣，並將政權交與這個內閣。黎表示組閣人選可以考慮顏惠慶，可是政權問題應由國會解決。王家襄、王正廷勸黎再向國會提出解釋總統任期案，以便安全下臺，饒漢祥拒絕起草這個諮文。晚間黎宅又有會議，根據馮、王意見請顏組閣，顏也參加了這個會議，表示願跳火坑，可是當他在散會後退下來找高凌霨、吳毓麟沒有找得到，便又推辭不組閣。同一天，吳佩孚的代表李倬章來到天津，代表吳表示態度，他說是吳子玉要他鄭重地宣告，一切活動要在軌道以內行之，不要一時衝動，讓“老帥”（指曹錕）贏得千秋的罵名。吳自己決不參加這次政潮云云。

10日午飯後，又有中級軍官300餘人到東廠衚衕黎宅索餉，由侍從武官長蔭昌代為接見，蔭昌說：“總統不是不關心各位的欠餉，現在正忙於組織內閣，在內閣沒有產生前，軍警餉項自然都無從發放。軍警代表則堅持以節關日近，非即日發放不可。糾纏到下午3時才散走。接著“公民團”在天安門前聚集千餘人，還有所謂“市民請願團”、“國民大會”代表等，手持“改造時局”、“府院勾結種種失政”、“財政無辦法”、“市民餓、總統肥”、“總統不管市民”、“總統退位”等紙旗向黎邸進發，沿途散發傳單，均是攻擊黎的詞句。到了黎宅，請見總統，黎自然不肯接見，請願“市民”便在黎宅門外搖旗吶喊，鼓譟喧譁，黎叫人去找步軍統領聶憲藩、京師警察總監薛之珩派軍警來維持秩序，都置之不理，包圍者到了午夜才散去。這晚黎宅電話被軍警派人監視，不許接傳，自來水亦被堵塞。

黎元洪坐困東廠衚衕，形同囚禁，外有“惡民”包圍，軍警索餉，內則眾叛親離，水電斷絕。黎在極端險惡情勢下，迫不得已，乃急電曹錕、吳佩孚求援，電詞哀懇，同時並將該電轉致各省，電雲：

“連日留張不獲，請人組閣，皆畏不敢就。罷崗開會，全城鼎沸，謠言紛起，皆謂有政治作用。本日復有軍警中下級官數百人，無故闖入住宅，借名索餉，此豈元首責任所在？又有公民請願團、國民大會，約近千人，續來圍宅。元洪依法而來，今日可依法即去，六十老人，生死不計，尚何留戀！軍警等如此行為，是否必陷元洪於違法之地？兩公畿輔長官，當難坐視，盼即明示！”

11日，黎元洪在私邸召集留在北京的名流舉行會議，出席的有顏惠慶、顧維鈞、孫寶琦、王正廷、吳景濂、王家襄、湯漪等。大家心情都很沉重，空氣也很窒息。黎在席間表示，不能再蹈民國6年的覆轍，自己一走了事。自己下臺沒有問題，可是決不做徐世昌第二。他說：“我是依法而來，今天要走也要依法而去，不能糊里糊塗的被人趕走。”

北京的空氣緊張而蕭條，6月10日11日這兩天，滿城風雨，草木皆兵，達官貴人紛紛搬到天津，簡直好像北京又是大難臨頭的樣子。12日又有軍警代表、“公民團”代表更番到黎宅示威挑戰，黎的親信、總統府秘書長饒漢祥也認為非走不可了，只是政學系的兩位閣員還主張戰鬥到底。中午王懷慶和馮玉祥送來聯名辭呈，黎還下令加以慰留，並派張懷芝退還呈文，他們都拒而不受。接著第十一、十二兩師中下級軍官宣佈全體辭職。

黎元洪困處東廠衚衕，他求援無路，於是再發一通電報給曹錕和吳佩孚，電雲：

“疊電計達，本日又有軍警官佐多人麇集門外，復僱流氓走卒數百人，手執驅黎退位等紙旗，圍守住宅，王、馮兩使聯名辭職，慰留不獲，元洪何難一去以謝國人，第念職權為法律所容，不容輕棄，兩公畿輔長官，保定尤近在咫尺，坐視不語，恐百啄無以自解，應如何處置，仍盼示。”

12日下午3時，黎宅舉行最後一次高階層會議，決定在大勢無可挽救的情勢下，發表七道命令：

（一）准許張紹曾辭職；

（二）派李根源兼署國務總理；

（三）除李根源外，全體閣員準其辭職；

（四）任命金永炎為陸軍總長；

（五）裁撤全國巡閱使、巡閱副使、督軍、督理。全國軍隊均交陸軍部直接管轄；

（六）聲討製造政變者；

（七）宣佈自民國十四年元旦起，裁撤全國厘金。

這七道命令可以說是自說自話。對於挽救實際的政潮，絲毫沒有裨益。

對黎元洪來說，政學系的李根源在這次患難局勢中，始終追隨，情誼甚篤。李根源是雲南騰衝人，日本士官畢業，和唐繼堯、趙恆惕等同期，他長了一臉大麻子，大家都呼之為李大麻子。他在政治上不是個成功人物，可是卻是一位著名的風雲人物。

6月13日上午，張懷芝來見黎元洪報告，據說馮玉祥向他說：“總統不應該指軍警索餉為別有用心。本軍欠餉達十一個月，而總統還要把持崇文門的稅收，不放本軍全體官兵一條生路，我們當然幹不下去，只好辭職了。總統挽留我們而不解決欠餉問題，我們留下來如何對官兵交待？請向總統要求，於十二小時內發給三百萬元欠餉，否則本軍自由行動，本人不能負責。”

張懷芝對局勢也很悲觀，他認為馮玉祥、王懷慶等的態度已很明顯，絲毫沒有磋商的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