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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3年當北方在直奉大戰前,南方則正由孫中山領導國民黨佈置北伐,不幸中間發生了廣州商團事變,13年10月15日商團事變平定,這時直奉戰爭已在激烈進行,迨直系失敗後,北京城換了主人,所謂的孫、段、張三角同盟自然發生了作用。

北方新興的勢力馮玉祥集團在政變後曾聯名電請孫中山北上,電雲:

“中山先生大鑒:辛亥革命未竟全功,致令先生政策無由施展,今幸偕同友軍,勘定首都,此後一切建設大計,仍希先生指示。萬望速駕北來,俾親教誨是禱。馮玉祥、胡景翼、孫嶽、續桐溪、劉守中、蒯定煜、凌毅、李石曾、李含芳、嶽維峻、張之江、李鳴鐘、鹿鍾麟、鄧寶珊……叩。”

10月27日,孫中山在韶關電覆馮玉祥等,答應北上,另一相同之電致段祺瑞,電雲:

“義旗聿舉,大憝肅清。諸兄功在國家,同深慶幸。建設大計,亟應決定,擬即日北上,與諸兄晤商……”

10月30日孫中山返抵廣州,在大元帥府召集會議,討論應付北方時局的具體辦法,並決定親自北上。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特發出秘密通告第八十六號,對同志指示:

“為通告事:此次馮玉祥、胡景翼、孫嶽諸將聯合共倒曹、吳,於掃除革命障礙,關係非細。胡、孫為黨員,馮部亦多黨員在內。總理此次北上,乃應北方同志之要求,期於北方黨務之進行,有所發展,並非輕與各派講求妥協。蓋關於建國北伐之舉,政府既有命令及宣言,並建國大綱廿條之頒佈,本黨復有北伐目的之宣佈,方針已定,決不遊移,惟當悉力以求貫徹。但目前本黨勢力,尚未充足,掌握政權,貫徹黨綱,尚須有待。凡我同志,當及時努力於宣傳組織,以期團體日固,勢力日充,萬不可以時局小變,致搖素志,尤當隨時留心總理之言論行動,得所師承,並隨時遵依黨令,為主義而奮鬥,毋蹈紛歧零亂之習,是為至要。”

13年11月4日,孫中山命令胡漢民留守廣州,代行大元帥職權;令譚延闓辦理大本營事務,主持北伐軍事,並電張作霖告以即日北上。

11月10日孫中山發表北上宣言如下:

“……故辛亥之後,吾人雖能推倒滿洲政府,曾不須臾,帝國主義者已勾結軍閥,以與國民革命為敵。務有以阻止國民革命目的之進行。十三年來,軍閥本身有新陳代謝,而其性質作用,則自袁世凱以至於曹錕、吳佩孚,如出一轍。故北伐之目的,不僅在覆滅曹、吳,尤在曹、吳覆滅之後,永無同樣繼續之人。換言之,北伐之目的,不僅在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

軍閥所挾持之武力,得帝國主義之援助而增其數量。此自袁世凱以來已然。然當其盛時,雖有帝國主義之羽翼,及其敗也,帝國主義亦無以救之,此其故安在?二年東南之役,袁世凱用兵,無往不利。三四年間,叛跡漸著,人心漸去。及反對帝制之兵起,終至眾叛親離,一蹶不振。七年以來,吳佩孚用兵,亦無往不利;驕氣所中,以為可以力征經營天下,……及人心已去,終至於一敗塗地而後已。猶於敗亡之餘,致電北京公使團,請求加以援助。其始終甘為帝國主義之傀儡,而不能瞭解歷史的教訓如此。由斯以言,帝國主義之援助,終不敵國民之覺悟。……吾人於此,更可得一證明:凡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者無不敗。反之,與國民結合以速國民革命之進行者無不勝。……永絕跡於國內。其代之而興之現象,第一步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今日者國民之武力,固尚無可言,而武力與國民結合,則端倪已見。吾人於此,不得不努力,以期此結合之確實而有進步……

本黨根據以上理論,對於時局,主張召集國民會議,以謀中國之統一與建設。而在國民會議召集以前,主張先召集一預備會議,決定國民會議之基礎條件,及召集日期、選舉方法等事。預備會議以左列團體之代表組織之:一、現代實業團體。二、商會。三、教育會。四、大學。五、各省學生聯合會。六、工會。七、農會。八、共同反對曹吳各軍。九、政黨。……”

11月13日10時20分孫中山偕宋慶齡、李烈鈞、邵元衝、黃昌谷、朱和中、馬超俊等20餘人乘永豐艦起程,汪兆銘則先一天赴港,在港等候。胡漢民、許崇智、楊希閔、劉震寰等乘江固艦送至黃埔,由於珠江水淺阻礙航行,下午3時始抵黃埔,黃埔軍校校長,蔣中正率全體官兵登永豐艦迎孫中山登岸與黃埔軍校師生告別,這時黃埔一二期學生正在對岸的魚珠炮臺一帶實施戰術演習,並作築城工作,蔣中正陪孫中山前往校閱。

孫中山在黃埔和軍校師生會晤,對於黃埔軍校的卓越成就贊勉備至,不知這時是有預感,還是下意識,在離別前竟黯然對校長蔣中正說:“我這次去北京,明知很危險,禍福難以逆料,將來能不能回來,實在不敢預測,不過北上是為了革命,是為了救國救民,雖有危險亦何所懼?何況我已五十九歲,死也可以瞑目了。”蔣中正聽了孫中山這番話,非常驚訝,因為孫中山平常最樂觀,如今卻作此語,深為不解,乃問:“先生為何今天這樣說?”孫中山答:“人總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時,倘在二三年前,我就不能死,現在有了這麼多好學生,可以完成革命工作,我死亦無憾了。”說著不勝悽惻。隨後由蔣中正在校中為孫中山餞行,下午5時50分孫中山即再登艦向香港航行。

14日晨2時孫中山所乘永豐艦抵香港,晨6時轉登日本郵船春陽丸,12時啟碇去上海,到春陽丸送行的有300餘人,爆竹喧天。16日午夜抵達吳淞口三來水停泊,17日晨9時25分乘褒爾登號小火輪在法租界公司碼頭上岸,有于右任、石青陽、戴傳賢、楊庶堪、居正、宋子文、蔣作賓、葉楚傖和段祺瑞代表光雲錦,齊燮元代表凌鐵庵等20餘人搭小火輪到吳淞口迎接,上海各界和市民則有一萬多人在碼頭歡迎。孫中山登岸後就坐汽車到莫利愛路29號寓邸休息,並在草坪上由新大陸影片公司攝製新聞影片。

19日下午3時,孫中山在寓邸舉行茶話會,招待上海新聞記者陳布雷、潘更生、戈公振等和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特派員知識真治等30人。由汪兆銘、邵元衝、葉楚傖、戴傳賢擔任招待。孫演說一個半鐘頭,宣佈時局主張,說明北上的目的,和對中國前途的展望,大意雲:

中國當今禍亂的根本,乃在軍閥與援助軍閥的帝國主義者。我這次北上,有二個目的:一為召集國民會議,這是為了對付軍閥;一為廢除不平等條約,這是為了對付帝國主義者。唯有打倒這兩個禍害,中國才能和平統一,才能長治久安。我為了這兩個目的而奮鬥,處境固然非常危險,但我決不畏懼。希望全國人民能夠徹底瞭解。各位是新聞記者,也就是國民發言的領袖,盼望各位領導輿論,以為贊助,並且負起指導和喚醒民眾的責任。

這時,上海和北京之間的交通,由於軍事影響,極為困難,津浦鐵路久已不通,由上海往天津的輪船,搭客擁擠,兩個星期內的頭等船位全部預定完畢,孫中山為了要趕赴北京,乃決定由日本繞道轉赴天津,只偕宋慶齡、戴傳賢、黃昌谷,其他隨員則分別乘船以天津為會集地。11月22日,孫中山偕隨員搭日輪上海丸赴日本,離滬前日本記者採訪,孫中山對日本記者說:

“中日兩國就當前世界大勢言,非根本提攜不可,兩國人民尤應親善攜手共御他人侵略政策。近年來中國人民對於日本頗多懷疑,此後日本上下,應切實表明對華親善政策。……

餘純然以國民資格赴天津之善後會議。”

23日抵長崎,在船上接見記者和政界人士暨中國學生,24日下午抵神戶,歡迎人士達5000人,登岸下榻神戶東方飯店,各界慕名造訪的絡繹不絕,前後演講十餘次。30日離神戶,登北嶺丸前往天津。

12月4日,孫中山乘日輪北嶺丸抵大沽口,天氣很冷。孫中山隨員自上海分途北上,有汪兆銘等已先抵津,此刻乘小火輪在大沽口迎候,並登北嶺丸向孫中山報告北方政情。午12時船抵天津碼頭,在碼頭歡迎的約計2萬餘人,段祺瑞和國民軍一、二、三軍代表及各團體代表,均登船恭迎。上岸後乘馬車至日租界張園行館下榻,這個張園是天津一所有名的住宅,他的主人是清末的武昌提督軍門張彪。

這天下午張作霖派代表到張園向孫中山致候,3時,孫中山即驅軍往河北曹家花園拜訪張作霖,兩人傾談了一個多鐘頭。事後張作霖曾對汪兆銘說:“我從前以為孫先生是個很難說話的人,今天見了面才知道他是一個溫厚君子。可惜北京的各國公使都反對他,大概因為孫先生聯俄的原故,你可不可以請孫先生放棄聯俄的主張,我張作霖一定可以叫各國公使和孫先生要好的。”

張作霖本是個老粗,並不通洋務,由於東三省的特殊地位,因此也懂得運用國際關係,可是他在外交方面批評孫中山卻錯了,孫中山對國際環境和外交,當然比北洋軍閥懂得太多,張作霖說外國公使不喜歡孫中山也是事實,只因孫中山北上前即一再強調反對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這些話對於所有的外國人都不中聽。因此孫中山的北上,在當時的外交團中,就表示不愉快的態度。段祺瑞、張作霖等這時正盼望外交團承認北京的臨時執政府,外交團則要執政府先公開表示尊重過去一切條約。這些條約就是孫中山所反對的不平等條約,在這一情勢下外交團當然對孫中山是不友好了。

孫中山生長南方,對於北方嚴寒天氣頗不習慣,到天津時,由於在船上脫帽站立太久,到張園後,又在門外照相,一再脫帽,加上長途旅行,長年辛勞,因此在拜訪張作霖後回到張園,即發冷發熱,感冒大作,肝亦覺痛,來勢甚猛。因此當晚各界在張園舉行的歡迎會就臨時取消,同時延請德國醫生石密德診治,當時醫生對於今天大家所注意的癌症尚不留心,所以只專對感冒醫治,沒有檢查肝部的毛病,孫中山服藥後,經數日調養,熱度漸退,醫生囑咐勿勞動多休息,而孫中山頗覺肝部作痛不止。6日起,病況有進步,孫中山就打算強作精神赴各地演講,經醫生勸阻才作罷。那幾天來見孫中山的人士均由孫科、汪兆銘、戴傳賢分別代見。至8日,孫中山乃抱病見客。

北方報紙對這位手創民國的偉人,倍極稱讚,且寄予莫大的企望。

孫中山在天津,對於政治情勢的發展密切重視,由於他堅決主張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使得列強對他頗不滿意。他到天津時,法國領事竟不許他透過租界,也反對他在法租界居住。過去孫中山在廣州大元帥期間力爭關餘,所以列強早懷不滿,現在他來北方路上一再強調廢除不平等條約,當然更加嫉視。北方執政府急切希望能獲得國際間的承認,而外交團則要挾北京新政府要尊重一切條約,不能任意變更。段祺瑞向現實低了頭,願意尊重列強的既得利益以換取列強承認中國的新政府。

孫、段、張三角同盟現在發生了嚴重的分裂,尤其是孫、段之間,孫中山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而段祺瑞的政府承認了所有的不平等條約。孫中山主張召集國民會議,段祺瑞則宣佈在執政府成立後一個月內召集善後會議,三個月內召集國民代表會議。兩位巨頭的政見距離越來越遠。

12月18日,段祺瑞特派許世英和葉恭綽到天津來歡迎孫中山赴京,並探望孫中山的病況,兩人見到孫中山先代達段氏的問候,就在病榻前報告北京的政情,孫中山詢及有關外交方面,葉恭綽說:“段執政已正式向外交團承諾,臨時執政府外崇國信。”孫中山聽了非常不快,乃問:“外崇國信,信守什麼?我們和外國之間的條約都是不平等條約,外交團要求尊重這些條約,聽說執政府已照會答允,有無其事?”葉、許兩人答稱確有其事,不過照會還沒有送出。孫勃然大怒,厲聲說:“我在外面要廢除不平等條約,你們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條約,簡直太不對了,你們要升官發財,怕外國人,尊重那些壓迫我們、剝削我們的不平等條約,為何你們又要來歡迎我呢?”葉恭綽和許世英捱了孫這麼一頓大罵,為之啞口無言,不知所對,於是很狼狽地退出。在病中的孫中山,經此一怒後,肝病大發,腫痛不已,脈搏增加到120以上,石密德醫生也束手無策。

就在這個時候,善後會議條例公佈,這是段祺瑞決心和孫中山不合作的明證,孫北上的救國抱負因之落空,加上又在病中,真是進退兩難。由於孫病況一天比一天嚴重,國民黨同志認為與其住在天津,既不適宜養病,又於國事無補,倒不如到北京療養為宜,因此娓婉地向孫報告,孫欣然應允,於是積極部署移京安排,決定以北京飯店為行轅,準備專車一輛,於12月31日由天津赴北京。當天下午4時車抵北京前門車站。

孫中山抵北京前門車站時,北京市民集聚往迎的,約有30萬人,車站前人山人海,爭睹民國偉人。孫中山雖抱重病,可是面對這個動人的場面,精神為之一爽,北京政府全體閣員、各大專學校校長、各團體代表、各機關首長都在車站歡迎,為了顧及孫病體,乃由歡迎人群推舉總代表一人登車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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