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七、吳拒馮系投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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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3月間馮玉祥離平地泉宣佈出國赴俄，於23日抵達庫倫。代馮出任國民軍第一軍司令的張之江卻請辭西北邊防督辦和察哈爾都統，並保李鳴鐘和鹿鍾麟繼任。北京閣議覆電慰留。25日國民一軍將領一致擁護張之江，張不得已勉強主持國民一軍大計，所謂大計就是固守京畿，倘無和平辦法及正式交代，決不放棄京畿。倘欲國民軍讓步，須透過和平途徑，武力壓服決不接受。這都是國民軍中鷹派的主張。鷹派的代表人就是鹿鍾麟，他認為國民軍以前應付灤州、滄州、保定、朝陽、大同各戰線都能支撐，現在縮短了戰線，怎麼不能守一個北京城。當時國民軍的兵力共有步兵十一師，除甘、熱、察、綏留四師外，在京畿附近的有步兵七師，騎兵兩師。而國民二、三、四、五四軍殘部已完全撤至長辛店及北京西郊，實力仍完整，足可一戰，所以應該憑藉掌握北京作為談和的條件。

4月1日國民軍將領在北京警衛部開緊急會議，一軍鹿鍾麟、韓復渠、鄭金聲、門致中、程奇聖。二軍弓富魁，三軍胡德甫，五軍方振武均出席，一致決議聽鹿鍾麟指揮、備戰、籌餉、謀和。一、二、三、五各軍並組聯合辦公處。

當時對北京具有威脅性的，是奉軍和直魯聯軍，這兩支軍隊都是奉軍系統，由於奉軍對國民軍有威脅性，同時由於有郭松齡聯結國民軍對奉張倒戈的一幕，所以奉張咬牙切齒派兵入關，當然要消滅國民軍以報一箭之仇。在這個時候，國民軍內部多以聯吳拒奉為改善當前困境的一著棋。由於直系巨頭曹錕在北京，也可以說在國民軍手中，如果恢復曹錕的自由，就是疏通直系之路。

和平運動本是由北京父老王士珍等組織調人團向各方疏通，奉張表示需國民軍放棄直隸、熱河、京畿三區為先決條件。這當然是國民軍無法接受的，於是國民軍乃派王乃模、何遂赴保定與吳軍先頭部隊田維勤搭線，接觸情況頗順利，田並派耿乃熙入京，會見鹿鍾麟，鹿且領銜國民軍將領公宴耿，即席表示歡迎直軍入京，駐防南苑，共同御奉。4月9日丁春喜電鹿鍾麟，謂吳佩孚必先去段，恢復曹錕自由，才有談和餘地。耿乃熙亦以相同意見告鹿。吳的條件驅段釋曹，比張作霖的退出北京和直隸，熱河要好辦得多，因此鹿鍾麟遂決心發動政變。

15年4月9日夜10時，北京警衛司令鹿鍾麟先下手為強，派出大刀隊監視電話局，斷絕通話，另派大刀隊、保安隊5000餘人分守九城和交通機關，由東單牌樓起斷絕行人。以（一）金佛郎簽約。（二）屠殺學生。（三）挑撥戰爭諸大罪包圍執政府。宣佈討段迎吳。段率安福系諸要員在國民軍進入執政府前逃入東交民巷。

北京警衛司令部於4月10日釋出佈告雲：

“為佈告事，照得段祺瑞自就任執政，禍國殃民，無所不至，其最巨者，如擅定金佛郎案，槍斃多數學生，尤為國人所痛恨。其左右親信皆系安福餘孽，逢奸長惡，違法營私，挑撥戰事，塗炭生靈。……本軍為國家計，為人民計，迫不得已……。並電請吳玉帥即日移師入都，主持一切。京師地方秩序，仍由軍警負責維持，合亟佈告商民一體周知，各安營業。倘有造謠生事，妨害治安之徒，一經捕獲，即依法懲治，以警效尤……。中華民國十五年四月十日。總司令鹿鍾麟。”

北京政變後，段祺瑞及其親信逃入東交民巷，即令國務院釋出兩則通電如下：

“十萬火急，各省區軍民長官鑑，本月九日夜半，鹿鍾麟率兵圍困府院，截斷交通，意圖危害。不特一切政務無由執行，且致首都秩序不保，市民恐怖異常。在此擾亂期間，所有捏造事實，假借名義之檔案，概屬無效。各省區地方治安，均盼軍民長官妥為維持。奉諭特達。國務院。蒸一。”

“十萬火急，各省區軍民長官鈞鑒，蒸一電計達，本院暫行停止辦公，執政安全。國務院。蒸二。”

北京國務總經理賈德耀於15年4月12日通告外國駐北京的公使團，告以政變經過，內雲：

“徑啟者，頃因京畿警衛總司令鹿鍾麟，突於本月九日深夜之際率兵圍困府院，意圖危害，以致一切政務之執行，暫時陷於停頓之狀態。本總理誠恐上述事變之真相及其結果，不無足以引起貴公使及各國公使深切之注意，是以不得不說明其要點如左：

（一）現在段執政雖為在京一隅之暴力所障礙，暫時不能得使其職權，然未嘗因此而為辭職之表示。且對於全國治安業經通電訓令各省區軍民長官，本其職守，妥為維持。並嚴重宣告，在此紛擾期內，所有一切捏造事實及假借民意之電文，概屬無效。

（二）此次鹿鍾麟之軌外行動，不能得任何方面之同情，其他深明大義之各軍事當局，及訓練有素之軍隊，且將自動激起而制止之。預計在最短期間必能排除目前一切之障礙，而恢復從前之政治原狀。

以上兩點頗關重要，用特專函奉達貴公使，即希查照。中華民國國務總理賈德耀。”

國民軍逐段後即往迎曹錕，希望因此而得到吳佩孚的諒解，聯吳以討奉。其起事的通電中，對吳推崇備至，有云：“吳玉帥以命世之才，抱救國之志，數奇不偶，養晦黃州，志士仁人無不扼腕。彼乃密派兵艦前往加害……。幾摧柱石，此又異邦人士全國婦孺同深憤慨者也！……用是萃集將領，共同討論，僉以法統不復，無以樹立國之基，障礙不除，無以開和平之路。……謹於四月九日保護總統，恢復自由。所有禍國分子分別監視，靜待公決。……此後動定進止，惟吳玉帥馬首是瞻……”

4月11日國民軍全體將領再致吳佩孚並孫傳芳、閻錫山等電雲：

“蒸電計達，查此次促段下野，實因順全國之輿情，平各方之公憤。原冀實行監視，聽候解決。不意敝軍改編衛隊之訊息傳出，段已事前風聞避入使館界內。現在京師治安，業由軍警負責維持，秩序如常。至於建國大計，諸公素抱偉略，當能主持一切。敬祈隨時見教，俾有遵循，無任感禱。鹿鍾麟、何遂、方振武、鄭金聲、唐之道、韓復渠、徐永昌、石友三、佟麟閣、門致中、孫連仲、龐炳勳、顧佔鰲同叩。真。”

這時，北京新華門外又是一番新氣象，昨天還是待罪的階下囚曹錕，被人指責斥罵，忽然搖身一變而為人人擁戴的“總統”了，請安者不絕於途，饋遺者亦絡繹於路。曹錕有蒸電給吳佩孚雲：

“子玉吾弟……鹿君識見過人，深明大義，願隸麾下，以當前驅。已於本日不動聲色，不鳴一槍，復我自由，拘彼元惡。即遣該軍師長韓復渠赴漢報告。兄亦派劉中將文亮同往。乞予優待，以示獎借。時至今日，論公論私均無再戰之理，鹿君如此傾向，尤應曲全，即電奉方停止軍事。兄憂患餘生，智盡能索，得脫危疑之境，端資號召之功，私衷慶幸，欲言不盡。”

曹並且親書“文武吉甫”四字贈吳，以酬庸吳救駕之功。並跋雲：

“孔子作春秋，撥亂世而致太平。撥亂以武，致治以文。文武之道，一張一馳，不剛不柔，佈政優優，子玉仁弟兼之矣。錕志於軍旅，疏於政治。思維吾人陳力之誡，恝然遠行，未盡之責惟吾弟竟之。天下至大，責任至重，服天下者不惟其力而惟其心，治天下者不惟其名而惟其實。文王至聖，小心翼翼，桓公九合，失在一矜，吾弟勉乎哉！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敢以此言為吾弟頌。曹錕跋。”

曹錕這篇跋，有推崇，也有勉勵。所謂“恆公九合，失在一矜”，這個矜字就是曹所勉責於吳的。吳嘗自況關羽，關羽也是失在一矜。

曹錕受夠了國民軍的苛待，他的兄弟曹銳死於馮玉祥倒戈政變時的馮軍司令部中，他的佞幸李彥青也為馮所殺，他不會對國民軍有好感，可是他獲釋後，仍在國民軍手中，他便不得不虛與委蛇。

吳佩孚在查家墩收到曹錕蒸電，在電末批“假電”二字，雖不中亦不遠。

當北京的“投靠”電報到達查家墩吳佩孚總部時，這真是天降喜事，兩年來隨吳流離轉徙，吃盡了苦頭的直系，如今總算重見天日了。馮玉祥出國，馮的軍隊無條件地聽吳的驅策，吳佩孚叱吒風雲的黃金時代又重新出現了。大家都靜聽大帥的命令——如何接收國民軍？如何勝利旋師北京？如何重組政府？

吳佩孚沒有一點喜色，踞坐公案，拿起毛筆在北京來的鹿鍾麟投靠電報上批了四個大字“全體繳械”。這一下可讓吳的部下倒抽了一口冷氣，大為失望，他們平素對吳的任何決定都無條件的信從，然而今天對吳的決定卻大為不滿。因為叫國民軍全體自動繳械根本是不可能的，困獸猶鬥，逼上梁山，這簡直是和自己作對。

吳不僅要國民軍全體繳械，並且親自草擬答覆鹿鍾麟等的電報，中有“恨不能食汝之肉，寢妝之皮”句。

吳總部的低階幕僚面面相覷，不能說話，只有二三高階幹部向吳要求，對於繳械問題予以考慮。吳岸然地說：“我用不著考慮了，他們可把槍械繳存在保定軍庫，我派齊撫萬（燮元）前往點收就行。他們既然來電說絕對服從我，我叫他們繳械他們就得遵令以示誠意。”

吳佩孚的不善運用權術，又一次得到了證明。他不乘奉張之危而逼垮奉張，現在也不願揀便宜利用馮軍。如果他收容了馮軍，令他們去打奉軍，自己隔山觀虎鬥，待他們兩敗俱傷，然後一舉而消滅這兩支軍隊，北洋天下豈不是吳佩孚的。他不願這麼做，寧願逼馮軍上梁山。

本來吳的威嚴是不可侵犯的，其左右只可唯唯諾諾，然而對於納降問題，茲事體大，禍福攸關，所以他的左右一再苦諫，幾至聲淚俱下，吳才稍稍改變，塗去“全體自動繳械”字樣，改為“除酌留張之江一師聽候改編外，其餘一概繳械”。這一改等於不改，大家覺得這樣辦法還是逼馮軍為敵。吳的倔強自矜，在人格上不肯欺世取巧，可是在政治上則太不能隨機應變。

吳認為：第一赤禍不可不防（由於馮赴蘇俄更足證明馮投靠外國），政綱不可不振，這不是區區恩怨問題而是是非問題。第二已經和奉張聯合討馮，自不能今天聯甲倒乙，明天聯乙倒甲，這種翻覆，姓吳的是決不幹的。

張之江有電來，派門致中為代表，願竭誠擁護，聽候改編調遣，吳命秘書電覆：

“除執事與瑞伯（鹿鍾麟）下野交出部隊外，別無善策。蓋執事非如此不能表示反赤之決心，鄙人非如此不能取信於群帥。一俟群疑盡釋，自當借重長才。”

鹿種麟的孤注一擲完全沒有成功，因為段逃入東交民巷，釋曹後又未發生預期聯吳的效果，其他國民軍巨頭張之江、李鳴鐘、宋哲元等亦不贊成鹿的這著險棋。鹿曾派人赴天津請張紹曾入京，張雖熱中政治，亦裹足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