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七、日本軍閥炸死張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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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5月下旬，北洋軍節節後退，各國駐華使節已預感北京政府會垮臺，而這一次的垮臺不像過去17年軍閥混戰那樣，所以紛紛請示本國政府對中國問題的看法。在列強中，日本從“田中奏摺”起就決心立即開始侵略中國，因此山東兩次出兵，以及濟南慘案相繼發生，北洋軍從山東退至河北後，日方行動亦趨積極，其狠毒面目，日益顯露。

17年5月12日滿鐵日方代表江藤三等向奉張逼籤五路協定，交通部長常蔭槐無法應付避往天津，交通部路政司長劉景山臨時辭職，表示無言的反對。日方既找不到主管的交通部，乃徑向大元帥府“逼宮”，揚言如果不給日本完成吉會路諸權利，則張作霖將來出關時即不準經過南滿路。張作霖迫於形勢，乃任命交通部航政司長趙鎮兼次長再兼代部務，令趙與日方交涉。5月13日趙鎮偕同滿鐵代表深夜到部，將敦圖、長大兩路包辦合同蓋用部印。可是趙鎮兼代部務是從5月15日生效，而合同蓋印是13日，又逢星期天，日方認為無效，迫令將合同日期改為15日。這個合同內容雙方均守秘密，其後張作霖出關遇炸，全部檔案均在專車中同歸於盡，據日方宣稱所籤的合同包括敦圖、長大、延海、洮索四路，只餘“吉五”一路留待張作霖返奉後再議。

日方不僅逼籤路約，同時還計劃收繳關內奉軍槍械，逼令奉軍回奉。5月18日日本政府發出“通告中國南北政府及歐美列強覺書”一件，略謂如果動亂波及滿蒙，日本即將在該地採取維持治安的有效措施。

5月20日日本參謀本部下令秘密動員，命令內容為：

（一）駐屯滿州各部隊，主力向奉天移動。（二）由濟南撤至大連的外山旅團改赴奉天。（三）駐滿洲日軍主力集中奉天。（四）派出勁旅向錦州、義州、山海關、朝陽鎮擔任奉軍警戒。（五）維持新民屯之治安。

日本駐東北的關東軍認為這是佔領東北的開始，極為興奮，可是這個命令到了5月23日又發生變化，由於美國國務院表示“東三省行政主權屬於中國”的嚴正立場，遂使日本政府為之猶豫，並派田代皖一郎由東京遄赴東北，口頭傳達日本政府命令，仍保留張作霖地位和力量，相機待變。這一來讓關東軍激進分子大為失望，也因此斷送了張作霖的生命。

日本“覺書”發出後，美國表示反對，中國作戰雙方的立場也是一致。

5月25日張作霖答覆日本覺書，謂斷難承認日本覺書所稱“適當有效措置”。宣告東三省及京、津為中國領土，主權所在，不容漠視。並負保護外僑責任。盼日本鑑於濟南慘案，勿再有不合國際慣例措置。同時發表宣言，指日本此舉違背華盛頓會議的立場。

5月29日國民政府答覆日本覺書，由上海外交交涉員面交日本駐上海總領事，表示對於東三省的治安問題，以及中外人士的安全問題，均為國民政府自有的責任，對於日方所稱“採取適當而有效之措置”，宣告萬難承認。

同日，日本駐華海軍宣佈禁止中國南、北海軍在青島、煙臺、龍口、大沽、秦皇島領海各20浬內交戰。列國海軍武官對於日本海軍片面的宣佈，且未在“列國海軍武官會議”上透過，表示反對。

5月30日晨1時張學良、楊宇霆、孫傳芳離保定北上，7時抵北京，孫軍放棄保定退往琉璃河，張作霖在大元帥府召集軍事會議後即下令前線總退卻。

5月31日張作霖準備退出北京，與北洋元老王士珍商量臨時維持北京的治安辦法。北京政權每次有改變時，這位北洋三傑的“龍”王士珍總是被推選出面維持。北京各國公使團會議應變，日使主張由外兵接管北京城門，美使反對，會議無結果而散。

晉軍商震把以前扣留的奉軍要員於珍釋放，派他赴北京謁張作霖商量和平移交北京的辦法。

6月1日張作霖以茶會招待外交團話別。據說日本公使芳澤曾秘訪張作霖，勸他接受日本的條件，否則對他不利，如能接受則日方保護張氏經大連返瀋陽。這次會議時間很長，站在客廳外面的侍從人員曾聽到張氏大聲說：“我姓張的不會賣國，也不怕死。”

6月2日張作霖以安國軍大元帥名義發出通電，宣告退出北京後，政務交國務院，軍事歸軍團長負責。此後國事聽國民公決。王士珍等組成北京治安維持會，使館區晚間宣佈特別戒嚴。

6月3日晨1時，張作霖離北京順承王府私邸，1時10分抵前門車站，1時15分專車啟行，同行有潘復、莫德惠、劉哲、於國翰等外，尚有日籍顧問町野武馬與嵯峨誠也。專車過天津，潘復、町野下車，常蔭槐加入，專車共18輛，張作霖座車本在第三輛，車過山海關時加入吳俊升專車，因此張的座車排在第四輛。

在這北方局勢天翻地覆，張作霖出關的這一天，卸任總統黎元洪在天津病逝。他的去世不為人所注意，因為北方大局正在大變。

17年6月4日晨5時30分張作霖專車進入瀋陽皇姑屯，南滿路與京奉路交叉路橋下，轟然一聲巨響，吊橋橋板塌下，剛好壓在第三、四、五輛車廂上。吊橋橋板分為三節，支以石柱，柱外包以鋼骨水泥厚六尺，所以如果不是特殊的爆炸物，不可能發揮如此巨大的破壞力，同時火車透過橋下，若非用電流計算時間，亦不可能如此準確。

火車被炸後，現場屍骸枕藉，慘不忍睹，吳俊升登時殞命，張作霖重傷，日籍嵯峨顧問則僅足踝微傷。其他車廂均系隨行人員，見張老帥出事，乃迅速搶救，將交道口出事地點警戒，不準人接觸現場。並用汽車送張作霖返瀋陽。張因重傷，於上午10時去世，享年55歲。但這個訊息被封鎖，外界完全不知。

根據日本投降後所洩露的各種資料，關於張作霖被暗殺經過，確實為日本關東軍所策劃及組織。

當時關東軍的司令官是村岡長太郎中將，關東軍的重要將領認為張作霖是日本控制東北的最大障礙，如果不除掉張作霖，則日本在東北的阻力非常之大，所以村岡乃親自主持暗殺張作霖。最初村岡曾秘密派遣日本駐哈爾濱武官竹下義晴到北京去執行，但被河本大作參謀窺破，認為北京耳目眾多，暗殺工作不易掩匿，所以乃改在張作霖回返東北時發動，即由河本擔任行動總指揮，陰謀決定日期是在5月31日後，暗殺地點本擬在京奉路巨流河的路橋，後因這一地區中國軍警監視甚嚴，沒有從容佈置的機會，因此河本才選定皇姑屯南滿路的吊橋為下手場所。由神田、富田兩大尉負責勘定地點，由工兵隊長管野負責裝置電流炸彈，由獨立守備隊長東宮負責發放電流；由荒木五郎率領行動員準備在爆炸後張作霖不死而臨時砍殺。此外日本駐北平武官建川美次和田中隆吉負責調查火車組織與張作霖啟行時間，同時派出大批暗探在山海關、錦州、新民屯等地佈防。

關於事件發生後的掩飾責任，亦有安排。先由浪人安達隆盛覓得中國失業軍人劉戴明，再找到售賣嗎啡的中國乞丐三名偽冒兇手，於6月3日深夜帶往南滿路附屬地一風呂浴室洗澡換衣，由日兵押到皇姑屯吊橋下用刺刀殺死。三人中有一王姓在洗澡時乘機逃脫，張作霖被炸後，該王姓乞丐即向奉軍報告，說出日方所指兩具兇手死屍即兩華丐屍體，一風呂浴室主人曾往看屍體，亦向瀋陽日本憲兵隊證實是曾在其浴室洗澡之華丐。

劉戴明原系孟恩遠舊部，民八張作霖逐去孟，劉戴明表示此次係為故主復仇，可是實際則為貪得2萬日元的酬勞費。事前河本曾付劉定金1000日元，事後則不認帳。安達陸盛把這件失信事件告訴了他在東京的親戚工藤鐵三郎，工藤把這件事告訴當時的鐵相小川平吉，小川報告了首相田中和元老西園寺。西園寺深恐劉戴明被張學良逮捕，洩露了這幕醜事，所以亟命小川償付酬金，並將劉戴明送至大連，助其開設煙館。

禍首河本自述當時關東軍對於解決張作霖後的繼任人選有張學良和楊宇霆兩派主張。炸車之日河本曾準備了一隊士兵集中南滿附屬地，因事先沒有和關東軍參謀長齋藤少將聯絡，所以被齋藤所解散。事變時關東軍竟日以電話詢問日本駐沈領事館，希望準其出兵維持鐵路附屬地以外的秩序，但被森島領事所拒絕。當天瀋陽日人住宅區曾有浪人投彈一連四次，均因中國方面官吏冷靜應付而未發生不幸事件。

瀋陽軍署於4日午起即和在北京的少帥張學良聯絡，請其火速返沈，而張學良亦已獲悉皇姑屯事變，他當時不過28歲，要應付這樣一個非常艱難而又複雜的情事，也真是不容易。當時因為不知道事變的真實原因，雖然懷疑是日本人在幕後製造，卻還不知下一步行動。日人既然膽敢謀害張作霖，則也不會放過張學良，所以張學良決心遄程返回瀋陽，就不得不採取極其秘密的部署。他化裝成一個伙伕，搭乘火車由北京赴瀋陽，經過南滿路檢查站時，步行繞過，再換乘汽車直駛瀋陽，徑入帥府。在他尚未返抵瀋陽時，奉方要人對張作霖之死秘不宣佈，只發表公報宣佈張大元帥重傷，不公佈死訊。把張的頭部以繃帶包紮起來，僅露眼、鼻、口，躺在床上，照樣擺了鴉片爐具和水果。日人來訪者請其在臥室外遙望，使日人信以為真。

張作霖的遺囑，仿劉備死後的遺詔，簽名則由張學良代簽，因少帥能摹仿老帥簽名，可以亂真。張作霖的遺囑雲：

“餘不幸歸途遇險，今病勢已篤，殆朝暮間人矣。餘自京發從軍，早自誓以身報國，今年五十有六，死已非夭，惟是報國之志未遂，不免耿耿爾。今以奉天重任付之學良，望汝善為料理，延聘賢良，修明內政，以慰父老懸懸之望，更望我袍澤同仁，事事以國家人民為重，戮力同心，精誠團結，餘身雖死，亦瞑目矣。”

張學良根據這道自己“偽造文書”的命令，就任奉軍代理統帥，然後急調嫡系部隊星夜返沈。

張學良同時邀請老一輩奉系大將來帥府共商善後。張作相見到他以後又是難過又是高興，他說：“小六子（張學良的小名）你放心幹好了，我們都會支援你。在公的方面如果我們不服從你的命令，你只管拿軍法來辦我們。可是私底下你還是我的侄兒，如果知道你不好好的幹，我會在沒有人的時候打你的耳光。”張作相在老一輩奉系中是最有份量的，他這一番話等於決定了張學良的繼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