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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奉天公佈張作霖逝世,由張學良繼任奉天督辦,宣告停止軍事,休養生息,萬福麟被派為黑龍江督辦。

6月24日東三省聯合會通電推舉張作相為東三省保安司令兼吉林司令,張學良為奉天司令,萬福麟為黑龍江司令。

張作相堅不就東三省保安司令,7月4日東三省聯合會乃改舉張學良,張即日宣佈就職。張作霖雖出身綠林,沒有讀過書,可是深知國家民族大義,他不肯作日本傀儡是他致死的最大原因,因張未能執行所謂“廿一條中有關南滿、東蒙古農工業的中日新約”部分。日人雖在北京向袁世凱敲詐成功,但在東北現場,對於張作霖曾經過多年交涉,終未達成所願。吉敦路雖然修成,而東北本身,亦自修瀋海路、四洮路、打虎山路,打通平沈路線(當時叫京奉路),以對付之。至於商租雜居,始終成為懸案。當民國十五六年時期,日本駐奉天總領事吉田茂是著名的日本外交家,某次為中日交涉,曾向張盛氣凌人地說道:“你要真不接受的話,日方當另有辦法。”張乃反唇相譏地答道:“怎麼說!你們有什麼好辦法,儘管拿出來,難道又要出兵嗎?我姓張的等著你的好了!”說完話,就起身送客,吉田弄得很難堪,於是辭職離開瀋陽,日方另派林久治郎繼任,同時派政友會幹事長和鳩山一郎齊名的森恪前往大連,轉赴北平,召集會議,面授機宜,由駐華公使芳澤謙吉出面,向張交涉,因為此時張已就“安國軍大元帥”之職了。

到了戰事不利準備退出關外,張作霖仍不肯屈服於日本軍閥的威脅利誘,最後關東軍只好途窮匕首見了。

關東軍謀殺張作霖後,當時的日本首相田中最為失望。田中所進行的外交壓迫已經收效,他壓迫張作霖簽署了鐵路協定,而奉軍回師關外亦受到日方勸告。田中認為他的分離滿蒙策略假以時日必能實現,卻不料霹靂一聲,張作霖被炸死,這一來田中的整個安排都受到影響,關東軍既然殺死了張作霖,等於逼迫整個奉系反日,因此除了強佔東北外,已無他路可走。所以田中深感痛心,憤懣之情溢於言表,曾告宇垣一成和岡田啟介,欲將關東軍首要分子及暗殺的策劃人交付軍法懲辦。日本元老政治家西園寺也預感軍人野心分子胡作非為,橫行霸道,軍紀為之廢弛,若不整頓,前途不堪設想,因此也極為贊成。可是參謀本部和陸軍部的中級軍官則極為反對,他們認為關東軍如此做法是為了日本,其本意實可嘉許,何況迫於客觀情勢,他們的功勞不能明令旌賞,亦當原諒其用心,不予懲罰,堅持勿揚國恥,最多隻給以行政處分了事。執政的政友會也怕事情鬧大了予反對黨以可乘之機,所以亦勸田中首相含糊結案。

這件公案在日本政府中引起了極大的爭論,前後拖了一年多,田中有心振作,卻屈於少壯軍人的恐嚇,最後以“張案經過周密的調查,發現關東軍並未牽涉在內”的含糊語句結案,並且呈報昭和天皇。昭和對於田中在張案發生時所報告的和一年後的報告完全相反,前者肯定認為關東軍主謀,應該把肇事首犯交付軍法審判,後者卻說關東軍沒有牽連在內,前後矛盾萬分。因此在覽讀奏章時大為震怒,且竟佛袖離座,予首相極大的難堪,甚至在退席後餘怒未息,悻悻然告訴侍從長說此後不願再見田中,田中受到天皇這樣大的斥責,大為羞憤,乃呈請辭職,幾個月後竟因此抑鬱而死。

關東軍暗殺張作霖的舉動雖然沒有動搖日本分離滿蒙的日本國策,可是田中分離滿蒙所選定的物件則因為皇姑屯一炸而需要重新安排。當時曾任張作霖顧問的日本陸軍少將松井七夫主張扶植楊宇霆,而日本駐奉天特務機關長則主張擁立張學良,而關東軍參謀長齋藤恆看上張作相,刺張的主謀兇手河本大作則擬定張景惠。東京方面對張作霖的繼任人選沒有積極的主張,不過東京方面有一個原則,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只要能阻擋南京國民政府的政治權力伸入東北,使東北成為一個特區,為日本勢力範圍。事實上這一點非常困難,因為在張作霖被關東軍謀殺後,東北軍民對日本軍閥的憎恨更為增加,他們不一定喜歡張作霖,可是卻對於日本軍閥用此卑劣手段對付張作霖,為之寒心。

17年6月15日至7月16日這一段期間,關東軍參謀長齋藤恆、日本駐北京武官建川美次均分別向日本陸軍省報告,認為東北脫離中國本部的時機已經成熟。而日本外務省亞細亞局局長有田亦正草擬“對支方策”,方策分為兩部分:一為一般方針,強調以和列強協調為手段,以承認國府為歸宿;一為防止滿洲赤化為理由,以東三省脫離中國本部為目的。日本外務省有此“方策”,顯示外務省態度已在轉變,原來日本政府對東三省的措置分為兩派,軍人主張用武力控制,造成既成事實,促成東三省脫離中國;外交人士則主張採取條約一步一步地控制東三省,最後目的亦是使東三省脫離中國本部,殊途同歸,不過一是積極路線,一是消極路線。如今外務省新的“對支方針”也採取條約以外的方法,顯見在張作霖被炸後,日本政府的和緩派已有改變。

事實上,無論外交官和軍人,均以各種手段向張學良施壓力,壓力集中在兩點上:一為阻止張學良易幟,不許張學良投向南京的國民政府,以破壞中國的統一。二為滿蒙鐵路權益的伸張。日本田中首相於6月26日兩次密電駐瀋陽的日本總領事林久治郎,飭其警告張學良勿與南方妥協,又於7月18日重申前飭。林久治郎於6月29日、7月18日兩次謁見張學良,7月19日更把田中的意旨面送給張,內容為:

(一)南京國民政府含有共產色彩,且其地位尚未穩定,東北目前犯不著與南京方面發生連繫。

(二)如果國民政府以武力進攻東北,日本願出兵相助。

(三)如果東北財政發生困難,日本正金銀行願予充分接濟。

張學良看了田中的三點建議,很冷靜地問林久治郎,他說:“我是不是可以把日本不願中國統一的意見,或東北不能易幟是由於日本的干涉這項事實報告國民政府?”林久治郎見少帥如此質問,為之啞然,避不作答。因為從純外交上而言,這就是干涉中國內政。張學良第二天拜訪關東軍的村岡司令官,再把他對林久治郎的話對村岡複述一遍,村岡亦未作答。

當張學良出掌東北軍政大權後,閻錫山、李烈鈞等均以父執身份用函電或派專人勸告張學良以政治方法達成中國統一。張學良一方面受到日本的壓力,又以父仇不共戴天,其內心是亟望投向中央,不過迫於形勢,不敢輕舉妄動。

民國17年六七月間,中國全國均心向統一,除了山東濟南和即墨兩縣因受日軍干涉,不準易幟,東北情況特殊,尚未正式表示外,均是一片青天白日旗飄揚,即遠在國外之各使領館以及僻在西陲的新疆均無例外。

張作霖死訊正式公佈後,日本政府特派駐法大使林權助為特使,赴瀋陽弔喪,並且向張學良遊說。林權助和張作霖是好朋友,因此就私人的關係來說,他是以父執的身份來探望張學良的。日本政府曾給林權助一個秘密訓令,內容為:

“自日本觀點言,在目下情形中,東三省與南方講求妥協實甚不利。幸張學良已自動不與南方續洽,則東三省當成為中國最進步之省份。此不特中國一省或日本一己之利益,中國全部人民之利益亦即在此。深信張大元帥如尚在世,必願見此成就。張學良循此路線,亦足以完成其先人之遺志。

萬一南軍侵入東三省,則日本決盡其犧牲以執行其現時之政策,維持東三省之和平與秩序。”

林權助於8月3日抵瀋陽,4日起至12日連續與張學良

密談四次,其中最露骨之一次是8月9日,在坐除張、林兩人外,還有張學良的助手王家禎,林權助的助手佐藤少將。雙方談話頗尖銳。

林說:“國民政府內部有糾紛,共產黨在幕後操縱,假如東三省與國民政府妥協,日本在東北的權益將受到極大損害。因此,日本政府希望東三省的軍政當局採取觀望態度,不要和國民政府攜手。如果東三省蔑視日本警告,而率行易幟,則日本將採取自由行動,這一點日本政府是有決心的,希望貴總司令能夠了解,同時能下決心鎮壓不良分子,如有需日本之處,日本政府願全力相助。”

張答:“我是一箇中國人,當然以中國人的立場為出發點。我不願意看到中國分裂,而願中國走向統一,實行分治合作之政治。貴國之勸告,我當然予以考慮,不過必需以東三省人民的利益和志願為依歸。如果東三省人民公意要求統一,我唯有依照人民公意。貴使提到日本要採取自由行動,我相信基於國際公法上,日本當不至甘冒干涉中國內政的大不韙。我今天深感遺憾的,是日本方面一再以強硬態度對我威脅。”

林說:“事實上日本政府已有決心,在東三省採取自由行動,即使冒干涉中國內政之嫌亦所不避,希望貴總司令速作決定。”

張答:“我的決定不會受日本的壓力,而是以東三省民意為定,在任何情況下,我不能違反東三省的民意。”

至是佐藤插嘴說:“現在不是講是非的時候,田中首相的決定就是是非之抉擇。貴總司令如拒絕田中首相的抉擇,東三省將生重大事體。”

林說:“我和令尊是好朋友,敝國政府派遣我來弔喪,就是因為我和貴總司令有這種淵源。在私誼上說,我把貴總司令當作自己子侄,有危險我不能不奉告。”

張學良聽到林權助倚老賣老的無理言辭,立刻還以顏色,他岸然告訴林說:“我和貴國天皇同歲,閣下知道不知道,對於閣下剛才的話,我所能奉答的就是這些。”

於是張學良乃端茶送客,雙方不歡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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