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结束的铃声落下,可o多万考生的心,却悬得更高了。
直到收音机里传来播报,大家才惊掉下巴:年的高考,竟然集齐了个年级的“选手”——从届到届,跨度足足十一年!
更有个别地方允许届的优秀高中生提前参战,相当于个年级的人才挤在同一片考场,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跨代竞争”。
“我的天!我届的,居然跟侄子辈的届考生同台比?”
河北知青王建国听着广播,手里的窝头差点掉在地上。他岁,在农村摸爬滚打了十年,而考场里坐在他旁边的,是个才岁的半大孩子,脸上还挂着稚气,手里的钢笔都是崭新的。
上海的陈慧敏也愣住了。她是届毕业生,备考时抄的课本还是姐姐留下的年版,而邻村的张大叔,是届的知青,已经o岁,孩子都能打酱油了,却还在跟她抢同一个大学名额。
“这哪是高考,简直是‘祖孙同堂’的逐梦大赛!”陈慧敏的母亲感叹道,语气里满是心疼与骄傲。
可惊叹过后,更多的是沉甸甸的焦虑。
报纸上明晃晃印着各大高校的招生名额,全国只招o万人左右,录取比还不到——相当于近o个人里,才能有一个人圆梦。这种低到离谱的录取率,让每个考生都心里打鼓:“我能考上吗?”
王建国夜里躺在知青点的土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想起自己备考时的窘境:白天要扛着锄头下地,只有中午歇晌的半个时辰,能靠着田埂啃干粮,顺便翻几页借来的旧课本;晚上煤油灯昏暗,蚊子嗡嗡叫,他裹着打补丁的棉袄,趴在炕桌上学到后半夜,眼皮重得像灌了铅,好几次都趴在书上睡着了,脸上沾了一脸墨水。
“说不定真考不上……”他心里嘀咕着,可转念一想,又立刻摇头。
能走进考场,就已经是天大的幸运了!o年动荡,多少人想读书却没门路,如今高考大门重开,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也得拼尽全力。
就像大家常说的“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嘴上说着“考不上就继续好好干活”,可谁心里不憋着一股劲?毕竟这是打破命运的唯一稻草,就算豁出去,也得抓住!
这种“既期待又忐忑”的心情,笼罩着每一个考生。天津的周明远是o届的,在工厂当钳工,备考时只能挤在机床旁的角落。
“别人下班打牌聊天,我就蹲在工具箱上背单词;中午车间机床轰鸣,震得耳朵嗡嗡响,我趴在桌上看题,居然都能睡着,实在是太累了!”后来他跟人说起备考的日子,眼里还带着血丝——那是“孤独与疲惫”交织的印记,也是无数考生的共同写照。
更让人抓狂的是“抢书大战”。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回忆当年:“每天下午新华书店进新书,我们下课只有十分钟,疯了似的往书店跑,o分钟就抢完了!”
陈慧敏也经历过这种“生死时”,她好几次跑到书店,都只看到空空的书架,最后托人从废品站找回几本霉的旧课本,抄得手指都起了茧子,笔记册的边角被翻得卷成了波浪。
而比抢书更磨人的,是“饥饿与求知”的双重折磨。
很多考生白天干重活消耗大,肚子饿得咕咕叫,却只能啃凉窝头、喝稀粥,晚上还要强撑着疲惫的身体看书。
“我问过后来的学生,有没有饿到头晕的感觉?有没有求知欲烧得睡不着的冲动?我们那代人,是两者搅在一起,又饿又想读,那种滋味,这辈子都忘不了!”一位当年的考生后来回忆道,眼里满是感慨。
除了这些“共性难题”,年高考的“特殊符号”,更是让所有人都摸不着头脑。
最特别的就是“地方自主命题”。
因为高考中断了年,全国上下都对这事儿陌生得很,加上时间仓促、教材不统一,没法搞全国统考,只能让各省自己说了算——命题、考试、阅卷,全由省级招生委员会统筹。
“原来不是全国一张卷啊!”
王建国听知青点的伙伴说,北京的作文题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而隔壁省份居然考《攻书莫畏难》,心里顿时慌了神。
他赶紧托人打听河北的命题方向,可谁也说不准,毕竟这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第一回。
各省为了稳妥,还搞起了不同的“预热操作”。
大部分地区先搞了预选考试,刷掉一批基础太差的考生,减轻后续阅卷压力;而有的地方实在赶时间,只组织了一次模拟训练,让大家熟悉一下考试流程,权当“练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