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88章 太宗篇35 成功亦是妥協

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暢讀/小說模式並且關閉廣告遮蔽過濾功能，避免出現內容無法顯示或者段落錯亂。

第2o88章 太宗篇35 成功亦是妥協

雍熙四年夏六月，刑部大堂，一場別開生面的審判已然到收尾的關鍵時刻。這場侷限於刑部大堂裡的審判，牽動的卻是京畿上下、宮廷內外幾乎所有宗室、勳貴、官僚的心絃。

受審者身份特殊，乃是吳國公劉暉府上長史劉周，司馬朱廷和，主簿張常建，同時，吳國公劉暉也被要求二堂旁聽審判。

主審者乃是刑部尚書李惟清，由隴西調任京城任大理寺卿的王禹偁，陪審的身份就更加高貴了，燕王、宗正卿劉昭，以及宰臣、都察使韓徽。

徐王劉承贇，在雍熙三年臘月，走完了他平淡卻極其顯貴的一生，皇帝劉暘下詔，廢朝五日，以悼念這個故去的宗室舊老。

徐王的後事如何暫且不表，劉暘總歸不會苛待，一切依禮制而行，只是比起世祖皇帝時物質待遇方面有所削減。

而空出來的宗正卿，則讓皇帝劉暘頭疼了一陣子。隨著皇室成員逐漸增多，各脈宗王公卿也都在開枝散葉，作為直接管理宗室成員的宗正寺就越凸顯了。

關於接任人選，劉暘頭疼的倒不是取誰的問題，而是他的想法一時間不好宣之於口罷了。因為論資歷、論輩分，趙王劉昉是最適合的人選，然而，劉暘顯然不願意趙王掌管宗正寺。

甚至於往下排到的吳國公劉暉，劉暘也排除掉了，他心裡實則也不喜歡劉暉的虛榮浮麗。

於是，當皇帝都心有所屬了，不管過程如何，也不管結果呈現得是否好看，大漢第三任的宗正卿誕生了，正是燕王劉昭。

此時，涉案人員又是吳國公三名主要僚屬，又是吳國公旁聽，又是燕王陪審，場面搞得如此嚴肅，事情的嚴重性也可想而知。

追本溯源，還是“稅改”的問題。隨著朝廷加強吏治，加大對各地不法勳貴、貪官汙吏、土豪劣紳的糾治，雍熙元年前後那此起彼伏的所謂稅改弊病得到糾正，不說一掃而空，至少風氣是扭轉過來了，此前亂象大幅減少。

在一種磕磕碰碰、反反覆覆的狀態下，這幾年下來，各個道州從官府到民間，從權貴到地主，行事都收斂了不少。畢竟，天子雖然慎刑少殺，但酷愛流刑，一流還往往數千裡，甚至遠渡重洋，這如何讓人受得了。

這些年，隨著海上貿易的風潮，各種海貿暴富的傳奇傳說層出不窮，不勝列舉，但是，這終究只是少數人，即便是海貿已然格外風靡的江浙閔粵地區，參與進去的都只是少數人。

至於更為廣大的大漢江河內6道州，真正有實力、有意願嘗試海貿，只有上層貴族抑或是實力雄厚的大商賈。

而大部分大漢士民，其經營的重心還是在土地上，再沒有比腳下的黃土，生長的糧食作物，這種看得著、摸得到的東西更實在了。

雖然他們有機會的時候，還是忍不住花錢買兩件“海物”，沾一沾洋氣，甚至偶爾也會憧憬、幻想那種暴富，但要讓他們踏出那一步，還是過於艱難，千百年來根植於中國百姓骨子裡的土地思維太難扭轉。

而如今，只因為對那些泥腿子壓榨太狠了，就要罰沒大量錢財，還要被迫變賣所有土地家產，舉家外遷封國，這樣的處罰實在太重了，也幾乎是所有地主豪強難以承受之重。

趨利避害乃是人之本能，但朝廷的“嚴刑酷法”這真的落下來的時候，大部分人還是選擇收斂韜晦，進入蟄伏期。

因此，經過這幾年的過渡期，大漢的稅制改革算是緩緩落地了，至少在土地確權、土地買賣、土地等級、稅務規定、稅務收取等方面，已經形成一個系統，並且在絕大多數道州推廣開來，正式代替舊的兩稅制。

而一個極其重要的標誌，便是在雍熙四年初，在全國上計之中，朝廷正式明確了全國各道州府在冊田畝數目。這是中央與地方在稅制改革、田地規模上達成了一致，當然，這是一種妥協的一致。

但對於大漢的政治經濟而言，卻意義重大，這意味著，經過長達十年的改革推進，終於取得了一個突破性的展，有了決定性的成果，從此以後，朝廷可以根據這些田畝籍冊進行收稅。

也意味著由改革帶來的稅制、治安上的混亂，經濟、民生上的負面影響，都將逐步消散，這是大漢走向一個盛世雍熙的重要政治經濟基礎

甚至於，可以這麼說，大漢以“統歸地稅”為核心的稅制改革，已經取得了一個初步成功。

這是很多大臣在給劉暘的奏章中表明的東西，並以此誇耀劉暘的卓越政績，不墮先帝之志，延續開寶盛世。似乎，從雍熙四年開始，大夥兒又可以安心享受清平盛世了，因此，皇帝你也就不要再和世祖一樣折騰了

只不過，在這些讚譽背後，權貴們究竟存著什麼心思，劉暘也不是毫無察覺。

至少，大漢的稅制改革，當真成功了嗎？這一點，在劉暘心中仍舊打了個問號。

就拿中樞對地方財稅的收取來說吧，至少形式上，同樣是扣除地方留稅之後，再上繳。只不過，比起“量入為出”的兩稅法，朝廷有了一個更為清晰明確的依據：土地，且在土地狀況不生改變的條件下，能夠保持一個穩固的收入。

如此，對於財政司而言，自是省了很大的事，畢竟做財政預算這種東西，不可控的因素實在太大了，而朝廷對於帝國的管理也不可能做得那麼細緻。一切圍繞著田畝籍冊來展開，似乎起到了一個“旱澇保收”的效果。

然而，朝廷每年的支出卻不是固定的，只要這份不確定性還存在，就永遠不可能高枕無憂，財政司還得應時調整，一勞永逸的事情是不存在的。

新稅制下，朝廷根據田畝數目從諸道收取固定稅收，地方道司再從下屬州府縣邑收取賦稅，如此層次分明，但有一個極其明顯的問題，那就是目前的田地確權，籍冊數目，那資料當真是真實準確的嗎？

不言而喻，這本質上只是稅改到一定地步後，經過無數次糾纏碰撞之後，中央與地方達成的一種妥協。

也就是說，不管是道司也好，還是下屬州府縣鄉也好，似乎都只需上繳固定稅額即可，那麼基於田冊的固定稅額之外呢？

還有，田畝確權造冊之後，是否就一成不變了？土地交易後造成各家土地數目變化，從而產生的稅費差距，這個如何把控，中樞其能監察得這般細緻？

水田便旱田，旱田變水田；富田過渡利用後肥力下降變成中下田；田地種植不同作物，稅收上是否應該有所差別，如果有，是否會影響基礎糧食作物產出

總之，圍繞著土地，能產生無數的疑問甚至是矛盾，而這些都不是中樞朝廷真正能夠把握的。

這些問題，最終只能放給地方政府，而一旦放任，那麼以封建官僚根深蒂固的秉性，那麼舊的問題，新的矛盾，一起湧出來，是大機率的事情。

因此，那些始終排斥稅改，希望恢復舊制的臣子，他們的反對並不是毫無道理，也並非全然基於私利而提出反對意見。

畢竟，依著從前，按人頭派稅賦，每一人，每一戶，照章納稅，豈不比複雜的地稅簡單省便？

說到底，大漢的稅改，最核心的地方就在於，將納稅依據從人頭變成了土地，這其中是有突破性改變的。

這是世祖皇帝基於實現一個“相對公平”而進行的改革創新，然而，經過這麼多年的摸索，作為實際執行者新一代君臣，卻逐漸現，這條路實在太難走了。

在新稅制下，對於朝廷的監督能力，對官員的治政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實事求是地說，絕大部分的官吏，都不具備處理複雜稅收導致的複雜民生、政治、經濟問題。

面臨著這般現實的情況，劉暘最終選擇了妥協，也是不得已之下的選擇。也正是觸及到了一些更為根本的問題，劉暘才決定及時剎車，作為一個正兒八經的君主專制帝國，有些問題，尤其在土地問題上，只能改良，而不能改革，因為改革必死，必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