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刑警探案 第一章 勒索鉅款幼兒被綁 臨機一念揭開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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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我們派人調查打入村黨支部書記家電話的出處，並對姜作忠鄰近住家也實行了通訊監控。

5月4日早晨七點剛過，姜作忠家旁的王姓鄰居家中電話鈴響了起來，提起話筒一問，仍然是找姜作忠的。姜作忠聽到呼喚，飛快地奔到王家，剛抓起話筒，就聽到裡面的說話聲：“你是姜作忠嗎？錢準備好了沒有？明天上午十點交貨，到時候你開啟手機，在上海金陵東路等候訊息。記住了，只能一個人過來，不然，取消交易。還有，如果沒有那麼多錢，貨也會缺胳膊少腿的！”放下話筒後，姜作忠直奔我們的住處。

其實，此時我們已經知道了他們的通話內容。

由於綁架者指定的交貨地點在上海，必須緊急部署。為了分散目標，減少注意力，我們兵分三路，分別出發，約定至遲在下午六點到上海匯合。一路由江口市公安局副局長王又恆親自帶領，以技術偵察人員為主，負責開拓資訊渠道，和上海警方聯絡，居中指揮。一路由郭笑和我帶領，抽調二十名精幹偵查人員，負責交貨中心地段的監視，一旦發現犯罪，立即圍堵抓捕。第三路由臨江市公安局的楊學恭副局長、孫建明教導員帶領，負責安排二十名偵查員，在交貨中心地段的外圍，控制交通路口。這兩路人員都必須略作化裝，以一個合適的身份在現場活動，不致引起外人注意。

送錢人選定為姜作忠的兒子、小磊的父親。他年輕力壯，表現得比較沉穩，讓他拎一隻堅硬的手提箱，必要時也可作為武器自衛。我們給他做了三條規定：一是不見小磊不交錢，小磊不在安全控制之下不交錢，小磊到手後趕快離開，以後的事由我們處理；二是在交易過程中，不要東張西望，左顧右盼。他的所有活動都在公安人員的監控之下，人身安全有充分的保證。三是如果交易的時間、地點臨時更改，時間延至夜晚，地點放在荒僻的郊外，則要提出困難，儘量拖延，以便給我們有一個應急處置的時間。

然而，事情的發展並不順利。小磊的父親、偵查人員在金陵東路一帶徘徊、守望了一整天，沒有接收到綁架者的任何聯絡資訊，也沒有在這個路段發現什麼可疑狀況。

會不會由於我們從姜灶調出的人員過多，被綁架者在現場的坐探看出破綻而不敢動作了，還是綁架者故意在拖延時間呢？不管是屬於哪一種原因，我們決定再守候一天。

5月6日，從早晨七時至晚上十點，依然沒有結果。小磊的父親越發焦慮不安，我們幾個表面上很平靜，其實內裡也個個心急如焚。當我們獲知，今天上午姜作忠在薑桂家中又接到一個類似的恐嚇電話時，我們不得不作這樣的考慮：不能在這裡再耗下去了，除留下第一組在上海繼續監控外，其餘兩組人員連夜返回現場，開展常規性的偵查。

5月7日凌晨，我剛躺到床上不久，又接到支隊通知，距薑桂現場不遠處的江口農場發生兇殺案，要我就近帶領技術人員去現場，研究一下偵查工作。

下午四時許，我在江口農場案發現場，接到仍在上海的王又恆副局長的電話，說是上海的小組在工作中發現一條線索，一個家住在薑桂地區、名叫張峰的青年人，在上海遊蕩時被他們逮住。在詢問到綁架案時，聲稱他本人並不知情，但他聽到風聲，可能與一個外號叫“三毛”的人有關。至於“三毛”的姓名、住處、體貌特徵、與什麼人相識，一無所知。張副局長要求，要迅速找到“三毛”，開展審查，在5月8日上午七時前把是非搞請楚，因為他們在那時對張峰的留置盤問期限已到，必須放人。

我隨即用電話將這個情況向留在江口的郭笑支隊長報告，希望他能到現場處理此事。

在電話的另一端，郭支隊長的語氣平淡，告訴我他明天要參加一項科目考試，不能前來。我知道他和王又恆的工作關係並不太融洽，而且這條線索可變性很大，是否張峰在被逼無奈之下信口開河、虛晃一槍也未可知。沒有其它辦法，我只有離開江口農場的兇殺案現場，趕往薑桂。在返回薑桂的途中，我用電話聯絡到臨江市公安局副局長楊學恭，要他立即通知與薑桂相近的幾個鄉鎮派出所長，到薑桂集中，領受一項緊急排查任務。

在會上，我嚴令與會的七個鄉鎮派出所長，放下手頭的一切工作，動員全部警力，釆用各種手段，在轄區內全力查詢“三毛”。晚上六時三十分前，報告工作結果，如有敷衍塞責者，將按照不執行警令嚴肅追究。同時，派出偵查人員跟進，就地監督落實。

到晚上七時，排查已有結果，七個鄉鎮內共有十三名外號叫“三毛”的人，其中不少有過違法犯罪的劣跡。這一點大出我們的意外，一個難題擺在了面前：誰是我們要找的“三毛”呢？

現在時間緊迫，容不得再做調查，必須當機立斷，選擇一、兩個作案可能性相對最大的“三毛”開展審查。

會議室裡，與會的人有的在默默沉思，有的在悶悶抽菸，有的用眼光罩住我，彷彿都在等我表態。我心裡非常清楚，要做這樣的決定風險實在太大。張峰提供的說法是確實聽到的還是編造的，是未知數；即使這種說法是張峰聽到的，前頭的來源是知曉內情還是風聞臆測，是未知數；“三毛”在現在看來，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沒有具體的個性特徵，如同“白馬非馬”一說。“三毛”究竟是哪個“三毛”，也是一個未知數。這麼多未知因素集合在一起，要作出一個正確選擇，確實太難了。我掏出一顆煙點燃，狠狠地吸了一口：箭在弦上，不得不冒險一發了。

我注視著記錄了十三個“三毛”簡要情況的幾頁紙片，憑著對已知情況的分析，更多的是依靠直覺的感悟，開始發言：“我認為，我們今晚首先要審查的三毛，是家住在正樂鄉永西村的陳志謀。雖然他和別的三毛比較起來，劣跡惡行較少，但我還是選定他。有三條理由，一是他居住地和薑桂相鄰，距離不遠，來往方便，可能知曉姜作忠的家庭情況；二是打出的三個公用電話地點分別是金西、曹場和靖海的天和，他的住地正是這三個方位的中心點。三是就一般情況而言，這樣的綁架人質、敲詐勒索案件，不大可能是單個作案。他有一個哥哥和姐夫，住地緊靠在一起，今夜也必須一起審查。我的想法雖然粗莽了一點，但是，六天時間過去了，一個五歲兒童還在犯罪分子手中。我們每個人都知道，多拖一天時間，就增加一分危險，我們承擔一些風險是值得的。因此，大家要振作精神，組成三個審查小組，對陳志謀等三人分別審查。為了保密和保險，防止‘三毛’另有其人，獲知內情而逃跑或殘害人質，今晚十一時動手，審查地點遠離薑桂現場，除抽調的審查小組成員外，一律不允許其他人員知曉。”

楊學恭副局長支援了我的意見，各項準備工作隨即展開。

這時，江口市公安局局長季啟斌來到了薑桂，走進了會議室，我向他扼要的彙報了今夜的工作計劃，他表示贊同。時間到了晚上十點，季局長和我一起去參加三個審查小組的戰前動員短會。會上，我和楊學恭副局長分別佈置了工作任務和強調了工作紀律，然後請季局長做指示。他微笑著說：“大家的工作非常辛苦，我主要是來看看你們。剛才袁支講的意見，我很贊成。這些意見代表江口市局的意見，也代表我的意見，希望大家認真執行。”聽了這些話，我如釋重負。人們在生活中，遇到有風險的抉擇時，有多少人能如此表明態度！季啟斌由啟明市市長轉任江口市政法委副書記，後改任江口市公安局長，雖然到任不久，業務工作不十分熟悉，但他為人厚道真誠，極富親和力。在他手下工作，無需拘謹，個人能力盡可發揮。

各小組領受任務後，準備行動。藉著這段空隙，我和季局長去監控點聽取電話錄音。綁架者先後打過三個電話，第一個電話未能控制，後兩個已在控制之中。從錄音聽來，這兩次呼叫是同一人，操一口標準的普通話，流利而清晰，沒有一絲本地口音摻雜其中。對此，我的思緒泛起了漣漪：難道綁架者是外地人？如果綁架者是外地人，今夜的工作將會是什麼結果呢？但轉念一想，事情尚未開始做，何必猜度其結果，枉自動搖自信心！季局長要返回了，我和他握別後，跳上汽車，向“三毛”的審查地點——臨江市公安局馳去。

在審訊室裡，我第一次見到這位“三毛”，二十五、六歲年齡，矮矮瘦瘦，其貌不揚。尖狹的面龐，細小的眼睛，軟長的頭髮，踏拉著一雙髒兮兮的塑膠拖鞋，目光象受驚的猴子，不停地在四周跳躍。

負責審查的孫建明教導員告訴我，在“三毛”住所周圍已做過搜尋，沒有發現有藏匿小孩的地方。我急切想知道敲詐電話是否為“三毛”所打，便開口問道：“到了這裡，有什麼話要說？”

“我好端端的在家裡睡覺，被你們弄到這裡來，我還不知道為什麼呢！”“三毛”擺出一付滿不在乎的腔調。

“說普通話！你是有意讓我聽不懂是嗎？”我大聲喝斥。

“我說的是普通話，你聽不懂我也沒有辦法。”他翻了翻白眼對我說。濃重的江中口音稍稍作了些改變。

雖然只有短短的兩句對話，我已知道電話決非是“三毛”所打。電話中聲音響亮，吐齒清晰，而他出聲低啞伴有雜音，更重要的是憑他剛才的說話，根本講不出那麼標準而流暢的普通話。

手機鈴聲響了，我走出室外，開啟電話，楊學恭副局長的聲音傳了過來，他在三甲鎮派出所負責審查“三毛”姐夫。

“你們那裡的情況如何？我們這裡的審查沒有進展，物件表現得很正常，態度還算誠懇。看來案子與他瓜葛不大，是不是把人先放了？”

我未作過多考慮，立即回答他：“我們這裡也沒有更多情況，但是現在不能放人。可以從側面入手，繼續盤問，以圖發現嫌疑和線索，天亮後再決定人的去留問題。”

我看了看手錶，這時已是5月8日凌晨三點。人在工作或思慮緊張時，時間總是跑得特別快。

我叫出孫建明，要他叫“三毛”分段講清這兩天的活動情況。如有可疑，立即派人去核實。

刑警大隊會議室裡，同樣燈火輝煌，對“三毛”哥哥的審查正在這裡進行。我坐下來，聽了一會兒，知道這兒也沒有任何突破徵兆，我瞧著偵查人員的表情，看得出他們在心裡已經排除了審查物件的嫌疑。我的心情益發沉重起來。心想，我的直覺出問題了，現在該考慮天亮後的取捨了。

正在這時，聽到樓梯上傳來一陣腳步聲，我推門而出，迎面碰上孫建明，他晃動著高大的身軀，向我問道：“袁支，三毛自交七日下午在同村的一戶人家打牌，這一節情況需不需要連夜核實？”

我不假思索的回答道：“需要！通知當地派出所長立即核實。”

孫建明轉身走了。我望著他的背影，心想我這種做法是不是不通情理，這麼個線索要派出所長深夜從床上爬起來去核實？但話已出口，況且案件偵查正處於緊張時刻，還是讓他們去做罷。

不到一小時，核實的結果反饋過來了，那個和三毛打牌的婦女證實了這一節情況。不過，她還說了另外幾句話：“下午兩點多鐘，家裡電話響了，一問之下，是上海的長途，找打牌的三毛的。”

這是一個多麼重要的情況啊！“三毛”在外面打牌，竟然有電話跟過來！那個時候，農村裡裝電話的住戶不多，外面的電話能隨“三毛”跟過來，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知道這家住戶家中有電話、知道這架電話的號碼、知道“三毛”當時正在這架電話機旁邊。一個身在外地的人要具備這三個條件，很難做到，除非“三毛”跟他事先約定。而且這個長途，是上海來的！我瞧著孫建明英俊面龐上的激動之色，對他說：“有戲了，趕緊加大力度，狠狠地審！”

孫建明轉身就走，如飛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