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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爾提諾在多塞特郡的這幢小屋子離魯爾沃斯海灣不遠，這是他在牛津大學時的一位老朋友借給他的。房子在陡崖頂上的一處小山谷裡，從房子往海灘去的路被鏽跡斑斑的帶刺鐵絲網給封住了。那裡原來還有小心地雷的標識，可其實早就沒有什麼地雷了。瑪爾提諾剛剛搬來這裡的時候，房東就在鄉村俱樂部裡跟他講過這一點。在道格・門羅跟艾森豪威爾在海耶斯酒店公寓會晤後的第二天早上，他沿著海岸線一邊散步，一邊不時地撿起石頭朝撲上沙灘的浪頭擲去。

哈里・瑪爾提諾四十四歲，中等身材，肩膀很寬。他穿著一件老舊的傘兵迷彩服以抵禦寒冷。他的臉蒼白得很，彷彿永遠曬不黑，下巴很窄，眼睛一片深邃，看不清到底是什麼顏色。他總是在自言自語，嘴角還會掛著一絲略帶嘲諷的笑意。看起來，這個人對生活早已失望無比。

這是他出院的第三個月，情況已有所好轉。只要不過度活動，他的胸就不會再疼。可他仍有嚴重的失眠，晚上幾乎沒法睡覺，一躺上床，大腦就變得活躍。這也不奇怪。奔波了這麼多年，他一向都是晝伏夜出，與危險為伍。

醫生說得很清楚，對於門羅來說，他再也派不上用場了。他本來可以回到牛津大學的，但這不是個出路。他也不想再撿起一九三九年時編了一半就中斷掉的那本書。這些事情都沒有意義了。他雖然沒從戰爭中學到什麼，但對這一點還是有所認識，所以他想徹徹底底地隱居起來。多塞特郡的海濱小屋，還可以讀讀書。他就蟄居在這麼一方小天地裡。

“你瞧瞧你住的這他媽什麼破地方，哈里，”他一邊往峭壁上攀爬，一邊朝自己發著牢騷，“連你自己都快找不著路了。”

小屋子雖老，起居室卻頗為舒適。石板地面上鋪著波斯地毯，屋子裡有一張餐桌、幾把靠背椅；到處都是書，不是碼在書架上，就是摞在地上。這些都不是他的。除了幾件衣服，屋子裡的一切都不是他的。

石壁爐的兩邊各有一張沙發。他往壁爐的餘火裡又添了幾塊木柴，給自己倒了杯蘇格蘭威士忌，一飲而盡，然後又倒一杯。他坐下來，從咖啡桌上拿起記事本。本子上寫了幾行詩，他大聲讀起來。

“車站午夜陰森一片/你寫希望/你能投遞給誰”。他把記事本扔回桌子上，苦笑起來。“承認吧，哈里，”他喃喃道，“你實在不是當詩人的料。”

他突然感到倦了。這種疲憊感一下子就湧了上來，缺少睡眠讓他不堪其擾。他胸口左肺的位置又開始隱隱作痛。這種疼痛把他拉回到了里昂，把他拉回到那命中註定的最後一天。如果那個時候他能再多警醒一點，事情就不會如此。“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前亡”，或者，說白了就是他的好運氣到頭了。他不知不覺陷入夢中，往日畫面全都無比清晰地回到眼前。

那一天，駐里昂的蓋世太保頭子、黨衛軍旗隊長容根・考夫曼換了便裝從市政府走出來，鑽進一輛雪鐵龍汽車的後座。他的司機也是便裝。考夫曼每個星期四都要去約會他的情婦，穿成這樣才不引人注目。

“不著急，卡爾。”他對司機說。司機是個黨衛軍中士，已經跟著他兩年了。“我們出門有點早，我跟她說的是三點，再說她討厭搞突然襲擊這一套，你也知道。”

“照您的吩咐辦，旗隊長。”卡爾笑了笑，把車開動了。

考夫曼抖開一份今早從柏林寄過來的報紙，饒有興致地讀了起來。他們穿過市鎮，來到鄉下。鄉下的風景果然別緻，路的兩側都是蘋果園，空氣中也瀰漫著蘋果的芳香。有那麼一會兒，卡爾發現後面跟了一輛摩托車；而當他們轉進一條岔路，往那個叫肖蒙的村子駛去時，那輛摩托車仍在尾隨。

於是他說：“後面有輛摩托車，已經跟了一會兒了，旗隊長。”他從衣袋裡掏出一把魯格手槍，放在旁邊的座位上。

考夫曼轉身看了看後車窗，笑道：“你這是怎麼了啊，卡爾，他是我們的人。”

騎摩托車的人加速來到汽車旁邊揮了揮手。這是個黨衛軍的戰地憲兵，戴著頭盔，穿著厚實的制服大衣，胸前挎著MP-40衝鋒槍，槍的上方是戰地憲兵的護喉牌。這種牌子只有在正式執勤時才能佩戴。憲兵的臉被風鏡遮著，看不清是誰。他再次揮了揮帶著手套的手。

“他肯定是給我送情報來的。”考夫曼說，“停車。”

卡爾駛到路邊，踩下剎車。騎摩托車的人把車停在他們前方支了起來。卡爾鑽出汽車：“我們有什麼能效勞的嗎？”

憲兵從大衣口袋裡掏出一支毛瑟半自動手槍，一槍正中卡爾的心臟，把他打得倒向雪鐵龍，然後滑倒在地。穿著黨衛軍制服的憲兵用腳把他的屍體翻過來，又精準地朝眉心補了一槍，然後開啟後車門。

考夫曼一向都會佩槍，但眼下他已經脫下大衣，整整齊齊地疊放在角落裡。他從大衣右側口袋裡摸出魯格手槍，剛要轉過身，那個黨衛軍一槍擊中了他的胳膊。考夫曼趕緊攥緊袖子捂住手臂，血從他的指間淌了出來。

“你是誰？”他狂吼道。那個人扶起防風鏡。考夫曼所看到的，是他這輩子見過的最幽深、最冰冷的眼睛。

“我叫瑪爾提諾，是英軍少校，在特別行動機構效力。”

“原來你就是瑪爾提諾，”考夫曼痛苦而猙獰地看著他，“你的德語說得真好，簡直無可挑剔。”

“這很正常。我母親是德國人。”瑪爾提諾對他說。

考夫曼說：“我早就想見你一面，只不過不是這種場合而已。”

“我知道你想。我找你也有一陣子了。確切地講，是從一九三八年就開始了。那一年五月，你在柏林蓋世太保總部，還是個少校。你逮捕了一個年輕的女人，她叫羅莎・伯恩施泰因。恐怕你已經不記得這個名字了。”

“哪裡，我記得很清楚，”考夫曼對他說，“她是猶太人，替社會主義地下組織工作。”

“有人告訴我說，她被你審完之後，都沒能活著走到行刑隊那裡。”

“那不是真的。根本就沒有什麼行刑隊。她是在三號室被吊死的。這是標準程式。她是你什麼人？”

“我愛她。”瑪爾提諾舉起手槍。

考夫曼大叫道：“別做蠢事。我們可以做個交易。我可以讓你不用死。瑪爾提諾，相信我。”

“是嗎？”哈里・瑪爾提諾一邊說，一邊朝他眉心開槍。他立刻就沒命了。

他把沉重的摩托車扶起來後便開走了。儘管剛剛完成這樣的行動，他的心情仍然平靜得很。完全沒有情緒——完全沒有。只是問題在於，這樣的行動也無法讓羅莎・伯恩施泰因回到人間。不過話說回來，無論做什麼，也沒法把她換回來了。

他沿著郊區縱橫交織的路開了一個小時，穩穩地一直向西。終於，他拐進一條窄窄的鄉間小道。小道兩側高高的草都快捱到一塊兒去了。路的盡頭有個帶院子的農莊，已經破舊不堪，窗戶上到處都是碎掉的玻璃，地上也缺了好多塊石板。瑪爾提諾翻身下了摩托車支好，朝前門走去。

“嘿，皮埃爾，開門！”他推了幾下閂住的門，然後又用拳頭砸。門突然一下子開了。他收不住身子，一下撲倒在地。

一把瓦爾特手槍的槍口抵住了他的眉心。持槍的人大約四十歲，頭戴貝雷帽，穿著燈芯絨外套和牛仔褲，像個法國農民，卻說著一口字正腔圓的德語。“請站起來，瑪爾提諾少校，然後慢慢地走進來。”

他跟在瑪爾提諾後面，順著走廊走進廚房。皮埃爾・杜瓦爾被綁在桌邊的椅子上，嘴裡塞著手絹，兩眼狂怒，臉上湧起血色。

“把手攤開，貼著牆。”德國人說完，老練地搜了瑪爾提諾的全身，從他身上摸出了MP-40衝鋒槍和毛瑟手槍。

他走到牆上的老式電話機邊上，撥了一個號碼。過了一會兒，他說道：“是施密特嗎？他出現了。是的，瑪爾提諾。”他點了點頭，“好的。十五分鐘。”

“你的朋友？”瑪爾提諾問道。

“也不算。我是反間諜機關的，叫克萊默。電話那頭的是蓋世太保。那群豬我也很討厭，這一點跟你們完全一樣。但是大家畢竟都得工作，不是嘛。把頭盔摘了、大衣脫了吧。放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