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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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離世前十週，穆罕·畢司沃斯先生被解僱了。他是西班牙港聖吉姆斯錫金街的新聞記者，纏綿病榻已有段時日。在過去不到一年的時間裡，他在殖民地醫院住了九周，然後又在家休養了更長時間。醫生建議他完全靜養，這使得他的僱主《特立尼達衛報》別無選擇。他們通知畢司沃斯先生在三個月內離職，但承諾在他有生之年每天早晨繼續為他免費提供一份報紙。

畢司沃斯先生時年四十六歲，是四個孩子的父親。他沒錢。他的太太莎瑪也沒錢。為了他在錫金街上的房子，畢司沃斯先生背了三千元的債，而這筆鉅債已經壓迫了他四年。這筆債務的利息是百分之八，每個月要付二十元；另有地皮租金十元。兩個年幼的孩子還在上學。而畢司沃斯先生原本可以依傍的兩個年長的孩子都在國外靠獎學金唸書。

讓畢司沃斯先生稍感安慰的是，這一次莎瑪沒有直接跑到她母親那裡乞求幫助。在十年前這可能是她的第一反應。現在她試圖安慰畢司沃斯先生，並自己尋找出路。

“土豆，”她說，“我們可以開始賣土豆。這裡土豆的價錢大概是八分錢一磅。如果我們以五分錢買入然後以七分錢賣出……”

“就別提圖爾斯家的德行了，”畢司沃斯先生說，“我知道你們圖爾斯家的個個都精於算計。你仔細看看四周，數數有多少人在賣土豆吧。還不如把那輛舊車子賣了。”

“不，不能賣車子。別擔心。我們會有辦法的。”

“是啊，”畢司沃斯先生不無惱怒地說，“我們會有辦法的。”

莎瑪不再提賣土豆的事情，而畢司沃斯先生也不再威脅要賣汽車。現在他已經不再想著去違背妻子的願望了。他漸漸學會接受她的判斷並尊重她的樂觀態度。他信任她。自從他們搬進這座房子，莎瑪對他和孩子萌生了一種新的忠誠；離開她的母親和姐妹們，她可以毫無愧色地表達這樣的忠誠，而對畢司沃斯先生來說，這簡直是同買入他自己的房子一樣的天大的勝利。

他把這座房子當作自己的，即便房子數年來並且一直會處於被抵押的狀態之中。在被疾病和絕望折磨的幾個月裡，他一次又一次地為住在他自己的房子裡的奇蹟，以及這舉動背後的勇氣而深深地感動：從他自己的前門走進房間，把任何他不願意見的人拒之門外，每天晚上關上自己的門窗，除了自己家裡的聲音聽不見任何喧囂，自由自在地在自家的各個房間穿梭，在自家的庭院四周遊蕩，而不用像從前那樣遭受指責，不用再回到圖爾斯夫人的這座或者那座房子裡，跟莎瑪的姐妹們、她們的丈夫，還有孩子們擠在擁擠不堪的房間裡。從小他就在一個又一個陌生人的屋子之間漂泊；而自結婚以後，他就覺得自己只住在屬於圖爾斯家族的房子裡，從位於阿佤克斯的哈奴曼大宅，瀕臨倒塌的矮山的木屋，到西班牙港那間粗笨的水泥房子。現在他終於擁有自己的房子了，就在這屬於他的半塊地皮上，重要的是這片土地屬於他自己。他應當對這房子負起責任，這對他來說，尤其是在這最後的歲月裡，是了不起的事情。

這所房子在整個聖吉姆斯地區都小有名氣，隔著兩三條街就能看見。它就像一座巨大的四方形崗樓：高大，四四方方，兩層樓，還有用瓦楞鐵皮搭建的金字塔尖似的屋頂。這座房子是法務官書記員設計和建造的，這位書記員好在閒暇時間建房子。法務官書記員交際頗廣。他買下城市委員會已經宣佈不再出售的地皮；他遊說土地的擁有者賣掉一半的土地；他在繆克拉泊附近買了許多已經無人問津的溼地，並且取得了在上面建房子的官方許可。他在一塊完整的地皮或者四分之三塊地皮上建造平房，正面二十英尺，側面二十六英尺，這樣的房子很少被路人注意到；在二分之一塊地皮上他建造兩層樓的房子，二十英尺長，十三英尺寬，頗引人注目。他主要蒐集在德克賽特、龐貝大草原和伏特瑞德的美國軍隊兵營拆除的建築殘料來建房子。這些材料並不見得都適合新房子，但卻讓法務官書記員不需要依賴任何專業的幫助就能維持自己的癖好。

在畢司沃斯先生這座兩層樓的樓下，法務官書記員在一個角落設了一間窄小的廚房；其餘呈L狀的空間沒有再被分割，被用來當客廳和餐廳。廚房和餐廳之間有一條沒有門的走廊。樓上，就在廚房的頂上，書記員建造了一間水泥小房間，裡面裝了一個馬桶、一個洗臉池和一個淋浴間；因為有淋浴間，這房間長年潮溼不幹。樓上剩下的L空間被分割成兩間臥室和一個陽臺。因為房間朝西，又沒有任何能幫它遮擋陽光的東西，下午的時候只有兩間屋子比較舒服：樓下的廚房和樓上潮溼的衛生間。

在起初的設計裡，法務官書記員似乎忘記了樓上樓下必須要有樓梯，最後整個樓梯看上去像是事後補建的。門都被擠到東面牆上，一座粗劣的木製樓梯——厚重的木板搭在不規則的架子上，外帶扭曲變形的沒有漆過的扶欄，上面搭著傾斜的瓦楞鐵皮頂——晃晃悠悠地懸在房子背後，這種拙劣和房子正面那白色的砌磚、白色的木工以及門窗上的磨砂玻璃構成驚人的對比。

畢司沃斯先生為這所房子花了五千五百元錢。

畢司沃斯先生曾經建造過兩座自己的房子，並花費了相當長時間四處看房子。但他是個外行。他修建的房子只不過是拙劣的木頭玩意兒，比鄉間的棚屋好不到哪裡去。而在他找房子的時候，他總是期望那種超出他能力範圍的全新且現代的水泥房子，油漆得明亮宜人；他找到的寥寥無幾。所以當他看到一座他買得起的房子，而且從前面看結實、體面又現代時，他立刻就目眩神迷。他從來沒有在下午太陽西曬的時候來看這座房子。他第一次來看房子的那個下午在下雨，第二次帶著孩子們來的時候則是傍晚。

市面上當然不乏兩三千元就可以買下的房子，建在一塊完整的地皮上，位於城市待開發的新區。但是那些房子都老舊而破敗，沒有籬牆，也沒有任何便利設施。這種新區通常是一塊地上擠著兩三所寒酸的房子，每所房子的每個房間分別租給了來歷不明的不同人家。看過那些房子充斥著雞仔和孩子的後院，再來到法務官書記員的房子的客廳，這是何等驚人的反差啊！法務官書記員沒有穿外套，也沒有系領帶，穿著拖鞋，逍遙自在地坐在安樂椅上，厚重的紅色窗簾映襯著鋥亮的地板，使得整個房間華麗溫馨得就像廣告裡的畫面！這和圖爾斯家簡直是天壤之別！

法務官書記員在他建造的每所房子裡都住過。住在錫金街的房子裡時，他正在建另外一所房子，那所房子被刻意地安排在離這裡有一段距離的穆安特。他一直獨身，和他寡居的母親住在一起。他的母親是一個和藹可親的婦人，用熱茶和自家烘烤的蛋糕招待過畢司沃斯先生。他們母子之間那種相濡以沫的感情觸動了畢司沃斯先生，他疏於照看自己的母親，五年前她就在窮困潦倒中離開了人世。

“我簡直無法形容離開這所房子的難過心情。”法務官書記員說。畢司沃斯先生注意到雖然他講的是方言，但無疑受過良好的教育，而他用方言和誇張的口音僅僅是為了展示他的坦率和友好。“兄弟，真的是為了我的母親。這是我要搬出去的唯一理由。老祖宗不能爬樓梯。”他朝房子後面示意，那裡的樓梯被厚重的紅色窗簾遮住了，“心臟病，你知道的，隨時都可能發作。”

莎瑪從一開始就不同意買房子，而且根本沒來看房子。畢司沃斯先生問她：“哎，你什麼想法？”莎瑪說：“想法？我？你從什麼時候開始認為我有想法了呢？如果我沒有資格去看你的房子，我也認為自己沒有資格說出我的想法。”

“哈！”畢司沃斯先生說，“鬧騰吧。生氣吧。我敢說，如果是你媽要花點她的髒錢買這所房子，你肯定就是另外一種態度了。”

莎瑪嘆了口氣。

“嗯？我看只有我們和你媽以及你那快樂的一大家子住在一起你才會高興。嗯？”

“我什麼也沒想。你有錢，你想要買房子，我不需要考慮任何事情。”

畢司沃斯先生要買自己的房子的訊息已經在莎瑪家傳開了。蘇妮蒂是莎瑪的一個外甥女，二十七歲了，已經結婚，有兩個孩子，她的丈夫是個英俊的浪蕩子，早已對妻兒棄之不顧；他在波可瑪站頭看管鐵路上的房子，火車每天在那兒停靠兩次。蘇妮蒂對莎瑪說：“我聽說你現在發達了，姨媽。”她沒有掩飾語氣中的揶揄。“買房子買地啊。”

“是的，孩子。”莎瑪帶著一種殉教式的悲壯說。

後樓梯的對話傳到畢司沃斯先生耳朵裡，當時他正穿著短褲背心躺在屋裡的斯林百金床上，周圍是過去四十一年他攢下來的大部分傢什。從蘇妮蒂小時候開始，他就和她格格不入，但是他的輕蔑從來沒有壓倒過她的譏諷。“莎瑪！”他喊道，“讓那姑娘回去幫她那無能的丈夫照看他們在波可瑪的羊群吧。”

羊群是畢司沃斯先生捏造出來的，但是每次都讓蘇妮蒂惱羞成怒。“羊群！”她朝院子嚷嚷著，咬牙切齒，“哼，有的人至少還有羊群，不像有的人根本就一無是處！”

“嘖！”畢司沃斯先生輕聲噓著，然後，他拒絕陷入和蘇妮蒂的爭吵，轉身躺著繼續閱讀馬可·奧勒留的《沉思錄》。

買下房子的那天他們開始注意到房子的瑕疵。樓梯很危險；樓上的地板已經下陷；房子沒有後門；大部分窗戶關不上。有一扇門打不開；屋簷下的隔音板掉下來了，留下的縫隙可以讓蝙蝠輕易地鑽進閣樓。他們儘可能平靜地討論這些問題，小心翼翼地不公開表達失望。令人驚奇的是他們的失望很快就煙消雲散，他們很快就對房子的古怪和不如人意之處完全適應了。而一旦他們不再挑剔，這房子也就成為他們的房子了。

當畢司沃斯先生第一次從醫院裡回來的時候，他發現房子完全是為他量身打造的。小花園拾掇得井井有條，樓下的牆壁也粉刷一新。他那輛普萊菲特車停在車庫裡，那是幾個星期之前一個朋友替他從《特立尼達衛報》辦公室開回來的。醫院已經成為一個虛幻的空間。他已離開那裡，邁入了一個欣悅的、嶄新的、完整的世界。他幾乎不能相信自己建造了這樣的世界。他無法理解自己怎麼會擁有這樣一個世界。他帶著快樂、驚訝和難以置信的心情檢視了周圍的每一件東西，重新發現每一件物品。每一種關聯，每一項佔有。

櫥櫃。已經有二十年之久了。他結婚不久時從阿佤克斯的木匠那裡買下了它，雪白嶄新，紗網沒有上漆，新木頭還散發著香味；然後，過了一段時間，再沿著隔板摸過去時手上會沾滿木屑。多少次，他給它上色，再上一層清漆！多少次，他為它刷上油漆！紗網上的修補之處網眼已經阻塞了，上過的清漆和油漆在木頭表面留下一層不均勻的厚厚的外殼。他用了多少顏色來油漆它！藍色綠色甚至是黑色。一九三八年，羅馬主教去世的那一週《特立尼達衛報》發行了帶黑框的報紙，而他正好買了一大聽黃色的油漆，然後把所有的東西都漆成了黃色，甚至包括打字機。打字機還是他三十三歲時買的，他那會兒正計劃透過給美國和英國的雜誌寫文章發財致富；那是一個短暫、快樂又充滿希望的時期。打字機從此就一直保持著黃色閒置在那裡，它的顏色早已不觸目了。至於帽架，除了它一直跟隨他們到處遷徙，已經被視為家中的一部分這個原因以外，他想不出為什麼他們還留著它。帽架上的玻璃已經斑駁，大部分鉤子斷了，木頭也因為過度油漆變得醜陋不堪。書架是在矮山時一個退休的鐵匠打的，圖爾斯家請他來做傢俱木工；每一塊木頭的製作，每一處榫卯的打造，以及每一個裝飾的嘗試，都顯示了他原先職業的手藝。還有餐桌：是畢司沃斯先生賤價從一個需要幫助的貧民那裡買來的，這個貧民從《特立尼達衛報》的救貧基金得了些捐助，因此想對畢司沃斯先生表示一點感激之情。還有那張斯林百金床，他已經不能睡在上面了，因為醫生不讓他爬樓梯，而床放在樓上。還有玻璃櫥櫃，是買回來讓莎瑪高興的，仍然算得上考究，也仍然沒有什麼東西可放。莫里斯傢俱，最後的傢什，從前是法務官書記員的，被他當作禮物留了下來。還有就是車庫裡的那輛普萊菲特。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房子，他的房子。

如果這個時候沒有房子該是多麼悽慘啊：他將會死在圖爾斯家的人旁邊，死在那個巨大的支離破碎的冷漠的家庭裡；把莎瑪和四個孩子留在他們中間，留在一間屋子裡；更糟糕的是，虛度的一生都不曾努力讓自己擁有一塊屬於自己的土地；活著和死去時都像一個人被生下來那一刻，毫無意義而且無所適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