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二章 新制度

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暢讀/小說模式並且關閉廣告遮蔽過濾功能，避免出現內容無法顯示或者段落錯亂。

因為在西班牙港沒有其他事情，圖爾斯太太返回阿佤克斯去了。帳篷拆掉了，幾天之後，房子裡的來訪者也紛紛離去。畢司沃斯先生開始修復他的玫瑰花圃和睡蓮水池，水塘的邊緣已經塌陷，水池一片渾濁。他失魂落魄地工作著，感受著空落落的房子，不知道自己還能在這裡住多久。圖爾斯太太的傢俱一件也沒有搬走：房子似乎就在等待改變。他對《特立尼達衛報》的工作也失去了一些樂趣。他寫文章時需要和別人溝通。這人起初是伯耐特先生，後來是奧華德，現在則只有莎瑪了。她很少閱讀他的文章，當他大聲給她朗讀時，她既不感興趣也不覺得好笑，而且從不發表意見。有一次，他給她看他打出來的一篇文章，她翻到最後一頁，看還有沒有更多，這讓他惱羞成怒。“沒有了，沒有了，”他說，“我不想讓你勞神。”

從哈奴曼大宅裡傳出更多的騷亂。格溫德，那個殷勤的忠心耿耿的人開始不滿足了，莎瑪講述了他的一些煽動不滿的言辭。表面上什麼都沒有改變，但是圖爾斯太太不再指揮一切，而她的影響力開始漸漸被看作一個壞脾氣病人的抱怨。在她的兩個兒子都安頓好之後，她似乎失去了對整個家庭的興趣。她大部分時間都待在玫瑰房間裡生病，因為想念奧華德而憂傷。至於賽斯，他仍然掌管一切，但這也只是表面上的。雖然沒有公開的議論，但是沙克哈表現出來的不滿毫無疑問是針對他的，並引起了姐妹們對他的疑心。一切都平息下來之後，賽斯已被認為不是家族的一員，而他自己孤掌難鳴，無法維持家庭的和睦，這一點當圖爾斯太太不在西班牙港的時候就已經暴露出來，因為姐妹之間發生糾葛時，他無能為力。賽斯只有在圖爾斯太太的信任和維繫之下，只有和她一起才能有效地統治。雖然圖爾斯太太沒有正式表示對他不信任，但是顯然已經沒那麼信賴他了，賽斯甚至被當作一個外人來對待。

隨後又傳來賽斯檢視地產的謠言。

“給媽媽買嗎，你覺得呢？”畢司沃斯先生問。

莎瑪說：“至少讓某些人高興。”

但是畢司沃斯先生很快就後悔自己高興得太早了。聖誕節學校放假了，莎瑪帶孩子們回到哈奴曼大宅去。現在他們在那裡已經完全成了陌生人。在看完西班牙港商店的節日裝飾之後，圖爾斯商店裡擁擠不堪的舊皺紋紙裝飾和身處黑暗窒息之中的貨物在他們眼中變成了小家子氣的鄉下玩意，賽薇為在阿佤克斯的人感到難過，因為他們還把這些裝飾當一回事。最後，在平安夜，商店關了門，姨父們都各自回家。賽薇、阿南德、米娜和坎姆拉找出長襪掛起來。但是他們什麼禮物也沒有得到，也沒有可以去抱怨的物件。一些姐妹們偷偷地給自己的孩子準備了禮物；聖誕節早上，圖爾斯太太也沒有在大廳的長桌子處等著接受親吻，孩子們互相比較自己的禮物。奧華德在英國，圖爾斯太太在她的房間裡，所有的姨父都不在，沙克哈和他妻子一家過節，沒有人組織遊戲、製造歡樂的氣氛。聖誕節最後只有一頓午餐和琴塔的冰激凌，冰激凌像往年一樣味同嚼蠟，波紋上帶著鐵鏽。姐妹們悶悶不樂；孩子們爭吵不休，有一些孩子甚至捱了打。

沙克哈在節禮日帶著一大包進口糖果回來。他去了圖爾斯太太的房間，在大廳裡用了午餐，然後離開了。當畢司沃斯先生那天下午到達哈奴曼大宅的時候，發現姐妹之間議論的話題不是賽斯，而是沙克哈和他的妻子。姐妹們覺得沙克哈拋棄了她們。但是沒有人責怪他。他處於妻子的控制之下，所有的錯都是她的。

圖爾斯姐妹和沙克哈妻子之間的關係一向不融洽。她們在哈奴曼大宅並沒有按照傳統的習俗，結婚之後仍然和她們的母親住在一起，儘管如此，姐妹們仍然看重某些印度家庭關係的傳統：比如婆婆應該對媳婦嚴厲，妯娌之間應該彼此輕視。但是，沙克哈的妻子第一次和圖爾斯家族見面的時候就舉止傲慢，展現她長老會的摩登氣度。她賣弄自己的教育。她毫不知羞地稱自己為桃樂茜。她穿著短外套，不管這會讓她顯得多麼淫蕩和可笑：她是一個高大的女人，在生下第一個孩子之後發了福，她的裙子懸掛在她那碩大的屁股上，就像從裙撐上面垂下來一樣。她聲音低沉，舉止誇張。有一次她腳踝骨折了，她用了一根柺棍，琴塔說那柺棍簡直就是給她量身定做的。這且不算，她有時候還在她家的電影院裡賣門票；這一行為除了放蕩之外，簡直有失體統。雖然如此，姐妹們非但沒有對桃樂茜產生什麼影響，相反，她們發現自己總是處於下風。她們一直說她根本不會打理房子，但令人惱火的是，她在家居擺設上很有講究。她們說她不會生育，而她每兩年就生一個孩子。她所有的孩子都是女孩，但是這對姐妹們來說也沒有勝算，因為桃樂茜的女兒們個個美若天仙。最後，姐妹們只能抱怨桃樂茜給孩子們取的印地語名字——米拉、麗拉、萊娜——過於西化。

現在老話又被重提，而為了莎瑪和其他來訪的姐妹們的緣故，還增添了很多新的細節。這些同一主題的閒話被翻來覆去地說著，以致那些細節變得越來越粗俗：桃樂茜和其他的基督徒一樣，用右手做不潔淨的事，在性愛上難以饜足，她的女兒們已經知道用眼睛挑逗男人。姐妹們一次又一次地替沙克哈惋惜，因為他不能去劍橋大學，違反自己的意願娶了一個不知廉恥的妻子。因為賽斯的妻子派德瑪在場，她們不能議論賽斯的行為。每當有人提及劍橋的時候，姐妹們的語氣和神色就表明派德瑪不應受到這種暗地裡指責丈夫的連累，她和沙克哈一樣，因為有這樣一個配偶而受到大家的同情。畢司沃斯先生不禁再次驚歎於圖爾斯家族的同情如此深厚。

畢司沃斯先生和桃樂茜相處很好。他被她的愉快和肆無忌憚吸引，把她看作不同於圖爾斯姐妹的同盟。但是在那個炎熱、安靜的下午，在阿佤克斯節日的沉悶之中，大廳裡擺著雜亂的傢俱，還有黑洞洞的閣樓和沾著煤灰的綠色牆壁，蒼蠅在長桌子上太陽灑下的光斑上飛來飛去，整個大廳似乎被拋棄了，沒有一絲生氣。畢司沃斯先生也覺得沙克哈的缺席是一種背叛，禁不住同情起圖爾斯的姐妹們來。

賽薇說：“這是我在哈奴曼大宅過的最後一個聖誕節。”

變化接踵而來。波各迪斯的塔拉和阿扎德在裝飾他們的新房子。在西班牙港，漆成銀色的新路燈柱豎立在主幹道上，據說柴油發動機的巴士將會換成電車。奧華德原來的房間被租給一對沒有孩子的中年黑人夫婦。《特立尼達衛報》報社也是謠言四起。

在伯耐特先生的經營下，《特立尼達衛報》已經超過了《政府公報》，雖然要趕超《衛報》還有一定的距離，但是它的成功足以使得《特立尼達衛報》的擁有者對報紙的浮誇風格感到尷尬。伯耐特先生已經頂了一段時間的壓力了。畢司沃斯先生知道這些，但是他對此沒有興趣，而且他也不知道這些壓力來自何處。有一些員工開始公開表示輕蔑，把伯耐特先生當作一個無知的人來議論。報社裡流傳著一個笑話：伯耐特向阿根廷人請求一份副主編的工作，但他的求職信人家根本看不懂。似乎為了對這一切做出反應，伯耐特先生變得更加任性乖張。“讓我們面對事實吧，”他說，“西班牙港的社論是不會對西班牙產生什麼影響的。他們同樣也無法制止希特勒。”《衛報》對戰爭的反響是設立了一項戰士基金：在頭版的一個方框裡畫了十二架飛機，當基金數目增長的時候，這些飛機就被填上顏色。最後，《特立尼達衛報》開始以大標題報道西印度人在英國的板球迴圈賽，當迴圈賽被取締時，《特立尼達衛報》刊登了一幅希特勒的畫像，如果把畫像剪下來，並按照特定的虛線摺疊，畫像就變成一頭豬。

新年伊始，打擊就來了。畢司沃斯先生正和伯耐特先生在一家中餐館吃午飯，他們坐在其中一個小隔間裡，裡面有微弱的燈光，沒有燈罩的燈泡低低地懸掛下來，長長的電線鬆鬆地搭在沾滿蠅卵的骯髒的隔間隔板上。伯耐特先生說：“很快要發生一件驚人的事情。我要走了。”他停頓了一下。“被解僱了。”似乎看穿了畢司沃斯先生的心思，他又補充說：“你什麼也不用擔心。”然後，在短短的時間內他變換了好幾種矛盾的心情。他高興，他壓抑，他高興離開，他不願意離開，他不想說這個，他說了這個，他不會再提及自己的事情，他提及了自己的事情。他痙攣地吃著東西，抱怨食物的惡劣，似乎食物帶給他身體上的傷害。“竹筍？這就是他們的叫法？長到這個地步，在中國都已經是竹子了。”他按響了鈴，鈴裝在牆上一片不規則的圓片中間，髒兮兮的。他們聽見鈴聲在遠處一個洞裡響起來，伴隨著其他鈴響、女招待輕快的腳步聲和隔壁小間的談話聲。

被打擾的女招待走過來，伯耐特先生說：“竹筍？這簡直是竹子。你以為我這裡是什麼？”他拍著肚子，“造紙廠嗎？”

“那只是一小節。”女招待說。

“那是一根竹子。”

他又要了更多的啤酒，女招待咂咂嘴出去了，拉門劇烈地前後搖擺著。

“一小節，”伯耐特先生說，“他們使這聽上去就像乾草一樣。這個該死的屋子就像是牲口棚。我不擔心。我還有其他路可走。你也一樣。你可以回去畫你的廣告牌。我走了，你也走。我們一起走。”

他們大笑起來。

畢司沃斯先生回到報社，心潮澎湃。他有滋有味地參與了《特立尼達衛報》最浮誇言論中的一部分。現在，他一想起這些就感到內疚和驚慌。他一直指望自己被叫到一個神秘的房間裡，然後被告之他被解僱了。他坐在桌子跟前——雖然他給《特立尼達衛報》寫文章，但這桌子根本不能算是他的——傾聽著從木匠那邊傳來的噪音。他第一天來到報社時就聽見了這些噪音，從那以後，報社就一直處於修建和修葺工作之中。新聞編輯部的下午到來了。記者們回來了，脫掉外套，開啟筆記本，開始打字；一群人聚集在綠色水冷器跟前，然後又散開；桌子邊的一些人開始校稿，攤開裡頁。過去四年多，他一直是這興奮的事業的一部分。現在，因為等著被解僱，他只有看著人們忙碌。

想到待在辦公室裡更能增加被解僱的風險，他提前離開了報社，騎車回家。恐懼接踵而來。假使他不得不把孩子們重新送回哈奴曼大宅去，會有人要他們嗎？假如圖爾斯太太下了逐客令，就像莎瑪經常給那些房客發放逐客令一樣，他該去哪裡呢？他該怎樣生活呢？

前面的歲月一片黑暗。

回到家，他調了一杯麥克林恩牌胃藥沖劑，脫了衣服，躺在床上讀愛比克泰德。

但是時間一天天過去，並沒有人解僱他。最後，伯耐特先生要離開了。畢司沃斯先生想做出點姿態，表示他的感激和同情，但是他什麼也沒有想出來。畢竟伯耐特先生走了，而他留下了。《特立尼達衛報》在社會版上報道了伯耐特先生的離職。報紙上還刊登了一張刻薄的照片，照片上伯耐特先生拘謹地穿了一身晚禮服，在照相機的閃光燈下瞪著小眼睛，嘴上叼了一根雪茄，似乎是為了營造喜劇效果。報道說他很遺憾離開報社，他不得不接受在美國的一份工作，在特立尼達以及擔任《特立尼達衛報》編輯期間，他學到了很多東西，他將非常願意看見兩者的進步，他認為當地新聞業的水平“驚人的高超”。關於伯耐特先生所謂的其他出路，則是由別的報紙披露的。他們說一個由舞蹈者、表演在火上行走的人，舞蛇人和一個可以躺在釘床上的人組成的印度人劇團將和本地一家報紙的前任編輯伯耐特先生一起去美國。大標題是《馬戲團繼續前進》。

《特立尼達衛報》開始了新制度。伯耐特先生離開之後的第二天，編輯室裡張貼的海報上面寫著“不求出名，但求正確”，“新聞不是觀點”和“是事實嗎？不是，就砍掉”，以及“檢查，不然就住口”。畢司沃斯先生覺得這一切都是專門攻擊他的，其中的奇談怪論讓他害怕。整個報社都陷入低調，所有人的臉上都表情鄭重，無論是升職的人還是貶職的人。伯耐特先生的新聞編輯成了副編輯。他最著名的記者被分散到各個部門。一個去了“今日安排、疾病和天氣”版，一個去了船務版，一個去了社會版上的“戴安娜日記”欄目，還有一個去了“分類廣告”版，畢司沃斯先生加入了“法庭短訊”。

“寫作？”他對莎瑪說，“我可不把那稱之為寫作。那更像是填表格。某人X，年齡多少歲，昨天由於做某事而被Y先生罰款幾許。起訴透過。將要選擇自己的辯護律師，X如是說。地方法官，透過判決，如是說。”

但是莎瑪贊同新的體制。她說：“這將教會你更尊重別人和事實。”

“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但是我一點也不驚訝，我就知道你會這樣說。讓他們等著瞧吧。新體制，嗯。就等著風水輪流轉吧。”

畢司沃斯先生只對莎瑪說了報社的變動。在報社，從來沒有人討論這個話題。從前在伯耐特先生跟前的紅人都互相迴避，而且為了避嫌，也不和別人交往。雖然報社除了張貼的海報之外，沒有其他指示，但是所有的人，只要是新的職責允許他們寫作，都改變了寫作的風格。他們用完整的句子和複雜的大詞長篇大論。

不久指令就下來了，寫在一本叫作《新聞記者準則》的小冊子裡。為了表現新權威的高高在上和嚴格，有一天早晨，未經任何解釋，每一張桌子上都出現了這本小冊子，在小冊子的右上角寫著記者的名字，名字後面是“先生”二字。

“他今天一定起了個大早。”畢司沃斯先生對莎瑪說。

小冊子裡面包括了對語言、衣著、行為舉止的要求，每一頁的頁尾都有一句標語。在首頁上印著“最優秀的新聞是最公正的新聞”，引號表明這句話自有淵源，而且詼諧機智。封底寫著：“不歪曲事實地報道。”

“不歪曲事實地報道，”畢司沃斯先生對莎瑪說，“這就是那個狗孃養的現在乾的事情，你知道，浪費大量的薪金幹這個。還弄出這些標語來。新聞記者準則。準則！”

幾天之後，他回家時說：“你猜怎麼著？主編現在連撒尿都有自己的廁位，你懂的。‘對不起。我得去撒尿了——一個人。’多少年了，每個人都在同一個地方撒尿。怎麼了？他吃了道得腎藥，撒藍尿還是怎麼著？”

莎瑪的賬本更加頻繁地記錄著麥克林恩胃藥沖劑，而且總是寫著全稱。

“走著瞧，”畢司沃斯先生說，“每個人都會離開的。沒有人會忍受這樣的待遇，我跟你說。”

“那你什麼時候離開？”莎瑪問。

更糟的還在後面。

“我不知道，”他說，“我猜他們就是想要嚇唬我。從今往後我要……從今往後……你聽聽那個狗孃養的人用的什麼詞：從今往後，我每天下午要在西班牙港的公墓度過。把那本黃色的書遞給我。那本《新聞記者準則》！讓我看看。有沒有關於葬禮的規定？上帝！該死的，他們連這個也寫進去了！‘《特立尼達衛報》的記者在這樣的場合下應當嚴肅著裝，即身著黑色西裝。’黑色西裝！那人大概不知道我還有妻子和四個孩子吧。他一定覺得他每兩週付給我一大筆錢。‘無論是舉止還是著裝，記者都不能冒犯哀悼的人，因為這將使報社失去良好信譽。每個記者都應當記住他代表的是《特立尼達衛報》。他應該讓別人信任。記者不得經常拼錯姓名，拼錯姓名將冒犯別人。報道必須提及所有的安排和裝飾，但是記者在調查這一切的時候應該運用自己的判別能力。忽略某人的裝飾也不啻是對此人的大不敬。詢問一個獲得英帝國勳章的軍官是否是英帝國勳章獲得者等同於冒犯。在這種情況之下，最好將此人認為是高階英帝國勳爵士。在直系親屬之後，所有哀悼者的姓名都必須按照字母順序排列。’

“天！天！這是什麼狗屁玩意，到墳墓上跳舞嗎？你知道，我能把這殯葬欄目搞得有聲有色。昨日殯葬。掘墓人作。就發表在‘今日安排’旁邊。或者在‘疾病版’旁邊。大標題是：前進，前進，死亡。這麼著怎麼樣？加一張寡婦在墳前痛哭流涕的照片。然後再加一張寡婦聽過遺囑之後哈哈大笑的照片。標題是：‘笑了，X太太？我們也這樣認為。只要有遺囑，世上無難事。’兩張照片並排擺著。”

同時，他還是借債買了一套黑色的斜紋嗶嘰西裝。每天下午，當阿南德沿著拉貝羅斯公墓的外牆去乳品店的時候，畢司沃斯先生通常都在公墓裡面，神情肅穆地在墓碑之間穿行，小心翼翼地詢問著姓名和裝飾。他筋疲力盡地回到家裡，抱怨胃裡不舒服。

“資本主義的狗屁報紙，”他開始說，“又是一份資本主義的狗屁報紙。”

阿南德提及他的名字沒有出現在報紙上。

“我高興得要死。”畢司沃斯先生說。

連著四個星期六，他被派去採訪一些無足輕重的板球比賽，只是為了得到比賽最後得分。板球比賽對他來說毫無意義，但是他明白這樣的分配是對他再改造的一部分，於是他騎車從一場四等比賽趕到另一場四等比賽，抄寫著他不明所以的比賽記錄符號和評分結果，在樹下的球員們對他的到來感到意外和受寵若驚，只有這個時候，他才能享受一刻短暫的尊敬。大部分比賽五點半就結束了，而想要在同一時間趕到所有比賽場地是不可能的。有時候當他趕到一個賽場的時候，那裡已經空無一人。然後他就要去尋找秘書，就要騎行更遠的路。這樣，常常破壞了整個星期六的下午和傍晚，常常連星期天也被毀了，因為他蒐集的很多比賽評分結果根本沒有被印在報紙上。

他開始模仿理想學校簡介上的遣詞。“我可以以筆謀生。”他說，“讓他們去吧。讓他們再逼我試試。”那個時候個人自辦的雜誌開始流行，幾乎都是印度人自己經營的。“我要創辦我自己的雜誌，”畢司沃斯先生說，“我要和貝賽瑟一樣，自己賣雜誌。他告訴我，他賣他的雜誌就像賣熱蛋糕一樣快。像熱蛋糕一樣，夥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