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四章 寄身喧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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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無法就這麼離開矮山的房子。他只能被開釋。不久之後，他就有了這樣一個機會。但交通成了一個問題。公車服務愈來愈惡劣；越野車就像以前那輛車一樣經常出故障，因此不得不賣掉。就在這個時候，圖爾斯太太在西班牙港的房子空出來了。她向畢司沃斯先生提供了其中兩個房間，他立刻接受了。

他認為自己是幸運的。給美國人工作的非法移民不斷從其他島嶼湧入，西班牙港房子短缺的狀況日益惡化。在城的最東邊崛起了一座棚屋鎮；而且即使買下房子也不能確保你一定有地方住，因為現在的法律禁止像莎瑪以前那樣無故驅逐房客。

他在荒野中間立了一塊牌子：房子出租或出售；然後就搬到西班牙港去了。矮山的歷險已經結束。在這次遷徙中，他只添置了兩件傢俱：一張斯林百金床和賽爾菲爾做的書架。而搬到西班牙港去的人並不只他們一家。

同去的有塔特爾一家，格溫德和琴塔以及他們的孩子，還有寡婦柏絲黛。塔特爾佔據了房子的大部分空間。他們佔據了客廳、餐廳、一間臥室、廚房和浴室；這使他們能更好地控制前後陽臺，而他們不用為這兩處付租金。格溫德和琴塔只有一間屋子。琴塔暗示他們可以租更多的房間，但要為更好的計劃攢錢；似乎是為了驗證琴塔的話，格溫德突然不再穿破衣服，他連續六天身穿不同的三件套西裝，衝著每個人熱情洋溢地微笑。琴塔每天早晨把格溫德的五套西裝拿出來晾曬，撣拂上面的灰塵。她在有高柱子支撐的房子下面做飯，她的孩子們睡在房子下面的雪松長板凳上，那是賽爾菲爾在矮山做的。柏絲黛住在院子裡獨立的僕人房間裡。

到畢司沃斯先生的兩間屋子要先經過前陽臺，那是塔特爾一家的領地。起初畢司沃斯先生睡在靠裡的房間裡。但是從隔板上面的通風口透進塔特爾一家客廳裡的光線和喧鬧，把他趕到了前面的房間，然而在那裡他又被莎瑪和孩子們的進進出出弄得心煩意亂。莎瑪和琴塔一樣在房子下面做飯；當畢司沃斯先生叫喊著要吃飯或者喝他的麥克林恩牌胃藥沖劑的時候，莎瑪就不得不上樓給他送去，前臺階是開放式的，整條街都看得見。

房子裡從來就沒有安靜過，自從W.C.塔特爾買了一部留聲機之後，就更加讓人難以忍受。他一遍又一遍地放著同一張唱片：

<blockquote>

在一個夜色甜美的晚上

羅斯塔遇見了年輕人維廉。

他緊擁著心愛的姑娘，

小夥子偷走一個親吻。

踢噼踢噼當踢噼當

</blockquote>

這時W.C.塔特爾總是附和著歌唱，吹著口哨，邊唱邊打拍子；於是每當放這首歌的時候，畢司沃斯先生就被迫聽下去，等著W.C.塔特爾的附唱：

<blockquote>

踢噼踢噼當踢噼當

踢噼踢噼當踢踢噼噹噹噹。

</blockquote>

W.C.塔特爾和格溫德之間也發生了爭執。他們都把自己的車停在房子旁邊的車庫裡，早晨的時候，一輛車就不可避免地擋了另一輛車的路。他們互不理睬，持續冷戰。W.C.塔特爾告訴塔特爾太太，說他的連襟是個文盲，格溫德衝著琴塔嘮叨不停，兩個妻子都以悔悟的心情聆聽。圖爾斯太太不在，兩個姐妹天天都有口角，為了誰的孩子弄髒了洗好的衣物，或者誰的孩子把廁所弄得汙穢不堪之類的小事。寡婦柏絲黛總是當調停人，有時候在塔特爾的後陽臺，姐妹之間的和解頗為感人。琴塔宣稱她們的和解幾乎有了一種定式，總髮生在塔特爾一家購買了許多新傢俱和新衣服之後。

儘管在家裡實行嚴格的婆羅門體制，但是W.C.塔特爾還是喜歡追求現代。他不但買了留聲機，還買了一臺收音機、一些考究的桌子和一套莫里斯傢俱；他還買了一個撩人的四英尺高的雕像，雕像是一個手拿火把的裸女。在把拿火把的裸女雕像買來之後，有相當長的時間大家相安無事。有一天，米娜在塔特爾家的傢俱中徘徊時，不小心弄斷了雕像的手臂。塔特爾家又封鎖了領地。肇事的米娜被鞭打了一頓，從此塔特爾家和畢司沃斯家的關係又陷入了僵局。就算莎瑪宣佈她在隔街的工匠那裡訂了一個玻璃櫥櫃也無濟於事。

玻璃櫥櫃被送來了。

琴塔用英語衝她的孩子們嚷嚷道：“維迪亞德哈！施威德哈！別待在前門。我可不想讓你們打爛別人家的東西，讓別人說我忌妒。”

把那個典雅的玻璃櫥櫃抬上前臺階時，其中一扇玻璃門搖晃著開啟，碰到臺階上碎了。塔特爾一家半藏半露地躲在客廳門兩側的百葉窗後面，目睹了這一事故。

“哦！哦！”那天晚上畢司沃斯先生說，“玻璃櫥櫃來了，莎瑪。玻璃櫥櫃來了，姑娘。現在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裡面擺上東西。”

她在一個架子上擺上那套日本咖啡套具。其餘的架子都空著，這個她借了好幾個月的債買的玻璃櫥櫃，和她的縫紉機、她的母牛、她的咖啡套具等其他淪為笑談的東西一樣，成了她的財產。櫥櫃放在前面的房間裡，那個房間已經被斯林百金床、賽爾菲爾的書架、帽架、餐桌和搖椅擠得滿滿的。畢司沃斯先生說：“你知道，莎瑪姑娘，這間屋只差再添一張床了。”

房子更加擁擠。寡婦柏絲黛本來打算把她佔據的那個僕人房間當作在城市裡謀生的基地，但是她放棄了這一打算，開始接納從矮山來的寄膳者和寄宿者。寡婦們現在迫不及待地要她們的孩子受教育。如今已經沒有一個哈奴曼大宅保護她們；每個人都要在一個新的世界裡奮鬥，這個世界是奧華德和沙克哈已經進入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只有教育才能讓他們生存。只要孩子們一上完矮山幼兒園，就要送到西班牙港來。柏絲黛讓他們寄宿。

在後柵欄和她的小屋子之間，柏絲黛用電鍍鐵皮建了一個房間。她在這裡做飯，寄宿的孩子們在僕人房間的臺階上、在院子裡、也在房子下面吃飯。女孩們和柏絲黛一起睡在僕人房間裡，男孩們和格溫德的孩子們一起睡在房子下面。

有時候，因為受不了吵鬧和擁擠，畢司沃斯先生帶著阿南德到西班牙港較為安靜的街區散步。“這裡的街道都比那房子乾淨，”他說，“只要讓衛生檢查員去那兒一次，所有人都要進監獄。寄宿者也好，寄膳者也好，通通進去。我恨不能親自寫報告。”

房子裡每天早晨和下午都擁擠著一批學生，很快就引起了街上人的注意。也許是因為這個，也許真的有衛生檢察員來過，從矮山傳來訊息說圖爾斯太太打算採取措施。傳言說房子下面的空間會鋪設地板，還要砌牆，據說還要隔斷並劃分房間，在磚牆上砌出格子窗。外面的柱子用空心陶磚砌成的欄杆圍起來，牆的一部分抹了灰泥，但是沒有粉刷；沒有格子窗。相反，為了遮蔽房子，鐵絲網籬笆被拆除了，代之以一堵高大的磚牆；磚牆被抹上灰泥粉刷過了，街上的人們只能猜測牆裡面對各個寄宿或寄膳的孩子的安排。每個下午、傍晚和清早，房子里人聲嗡嗡，就像是一個學校。

孩子們被分為房子的住戶和寄宿者，在此基礎上再按照不同的家庭來區分。衝撞時有發生。寄宿的孩子們時常把在矮山的爭執帶到西班牙港來。傍晚，在嗡嗡的人聲之外，還有鞭打的聲音（柏絲黛有鞭打寄宿者的權力），還有柏絲黛的叫嚷：“看書！學習！學習！看書！”

每天早晨，畢司沃斯先生把頭髮梳得整整齊齊，換上乾淨的襯衫，認真打好領帶，離開這個地獄一般的房子，騎車去寬敞、明亮、通風的《特立尼達衛報》報社上班。

現在他對莎瑪說：“地洞！你們家讓我住在地洞裡。這個地洞！”他的話有不快的聯想。因為每當他提及他在鄉間的房子和他岳母的地產時，他總是小心翼翼地避擴音及具體地址，就像一個動物小心保護自己的洞穴一樣。而他的洞並不是避風港。他的消化不良又開始了，而且很嚴重，他發現自己的孩子也在忍受緊張的折磨。賽薇起了皮疹，阿南德突然得了哮喘，一連在床上躺了三天，呼吸困難，被根本無效的藥棉折磨得死去活來。

寄宿者們不斷湧入。熱衷教育的瘋狂感染了圖爾斯太太在阿佤克斯的朋友和扈從們。他們都想讓自己的孩子到西班牙港上學，圖爾斯太太迫於情面不得不接納。柏絲黛管他們的住宿。鞭打和吵鬧越來越激烈。“看書！學習！”叫喊增多了。每天早晨，就在熙熙攘攘的孩子們從高牆之間的窄門魚貫而出之後不久，畢司沃斯先生也衣履光鮮地出門，騎車去《特立尼達衛報》報社。

儘管職責繁重，儘管他從來沒有停止對解僱的擔憂，這種擔憂在矮山時就騷擾著他，報社現在成了他每天早晨逃離的避風港；就像伯耐特先生的新聞編輯一樣，他害怕離開報社。只有在中午，當孩子們在學校，W.C.塔特爾和格溫德在上班時，他才覺得可以忍受這座房子。中午他休息很長時間，然後下午在報社待到很晚。

莎瑪又開始拿出她的記賬簿，再次說他的薪水無法維持家用。自我厭惡又招致怒火、吵嚷和眼淚，給原本就喧囂的夜晚增加了幾分吵鬧，讓人幾近精神崩潰。白天，他和一個《特立尼達衛報》的攝影師開著《特立尼達衛報》的汽車到平原採訪印度農民，給他的特寫《今年的稻子收成前景》尋找素材。那些目不識丁的農民不知道他會寫出怎樣的特寫，對他像對待大人物那樣畢恭畢敬。這些人和他的哥哥們一樣，在農田裡耕作、積累，買了自己的土地，蓋起了大宅；他們把自己的兒子送到美國和加拿大，去當醫生和牙醫。這個島上處處財源。就像西裝革履的格溫德，開計程車招徠美國人的生意；還有W.C.塔特爾的傢俬，他把他的卡車租給美國人；新汽車；新建築。畢司沃斯先生髮現自己被隔絕在這些財富之外，不名一文，儘管他懂馬可·奧勒留和愛比克泰德，還有塞繆爾·斯邁爾斯。

就是這時候，他開始對他的孩子們說起他的童年。他告訴他們他住的小屋，那些夜晚挖掘他們的花園的男人；他告訴他們在那塊土地後來發現了石油。他告訴他們假如他的父親沒有死，假如他像他的哥哥們那樣留在地裡勞作，假如他沒有到波各迪斯，假如他沒有去畫廣告牌，沒有到哈奴曼大宅，也沒有結婚！假如不是發生這麼多事情！他們將會得到怎樣一筆財富。

他怪罪他的父親，他怪罪他的母親，他怪罪圖爾斯家族，他也怪罪莎瑪。他的腦袋被接連的怪罪佔據；但是，他更多的是怪罪《特立尼達衛報》，他蠻不講理地暗示莎瑪，就像她是報社理事會的成員，他要另找一份工作，而且最糟糕也不過是給美國人當勞工。

“勞工！”莎瑪說，“就你那像吊床一樣鬆鬆垮垮的肌肉，我倒要看看，你能堅持多久。”

莎瑪的話不是讓他惱羞成怒，就是讓他想要惡作劇。於是他像平時思考未來時那樣，穿著背心和短褲躺在床上，他抬起一條腿，用一根手指戳著鬆弛的小腿，或者搖晃著小腿，就像他們新婚不久、還住在哈奴曼大宅的長屋裡時他常做的。就是這些時候（因為孩子們也參與了這一關於金錢的討論），畢司沃斯先生開始就他正直的謀生手段說教，告訴他的孩子們，他只能留給他們良好的教育和嚴格的家教。

有一次在這樣的家庭會議上，阿南德說學校裡的男孩們開始攀比自己父親的職業。這個新的遊戲已經蔓延到攻讀獎學金的班裡。對此最津津樂道的挑戰者是那些家境並不理想、對自身階層缺乏信心的男孩，但是他們頤指氣使，絲毫不顯得懊惱或缺乏安全感。阿南德在一張美國報紙上看到說“新聞工作者”是一個華而不實的字眼，因此就說自己的父親是一名記者，這個職業雖然並不堂皇，倒也還體面。格溫德的兒子維迪亞德哈說他的父親給美國人工作，這就是他們現在的說法。阿南德說：“為什麼維迪亞德哈不說他的爸爸是計程車司機呢？”

畢司沃斯先生沒有笑。格溫德有六套西裝，格溫德賺了不少錢。維迪亞德哈將要被送到國外去謀取正當的職業。但是阿南德的明天是什麼呢？在海關謀一個職位，在行政部門做個職員：既不體面，也不堂皇，還要看人臉色。

阿南德覺得自己的玩笑開錯了。幾天以後，學校裡流行新的盤問：男孩子們怎樣稱呼他們的父母？阿南德為了貶低自己，撒謊說：“爹和娘。”他受到同學們的嘲笑，而才到學校不久的維迪亞德哈卻十分精明，他毫不遲疑地回答說：“媽咪和爹地。”因為這些稱自己父母為“爸爸和媽媽”的男孩都來自暴富的家庭，野心勃勃、奮力進取，同時又對自己的一切半信半疑，這些男孩開始把他們的英語作文當真了：他們的爹地在辦公室上班，週末時，爹地和媽咪開車帶他們去海濱，車上還有裝滿食物的大籃子。

儘管畢司沃斯先生常常說要換工作，但是他知道他永遠無法離開《特立尼達衛報》去給美國人打工，做勞工、職員或者計程車司機。他不是當計程車司機的材料，也沒有勞工堅實的肌肉；他其實相當害怕失去這份工作：美國人不會一直待在這個島上。但是作為一種象徵性的抗議，他給自己所有的孩子都報名參加了自己工作的競爭對手《衛報》的童子聯盟。此後，畢司沃斯先生的孩子們每個生日都會收到來自童子聯盟的祝福。而讓他尤為得意的是，W.C.塔特爾也效仿他，給自己的孩子報名參加了童子聯盟。

《特立尼達衛報》的報應來了。逐漸縮小的發行量終於使得主管們明白他們政策的失誤；他們開始承認讀者們可能更喜歡看評論，而不是看新聞，而新聞即使實事求是也不一定就是好新聞。《衛報》不但搶走了《特立尼達衛報》的讀者，還吸引了原先不看報紙的客戶。《特立尼達衛報》推出了救貧基金，基金的名字表明，這一基金並不與那些將失業的人看作是不可用之人的領導人發生矛盾。這一基金實際上是為了回應《衛報》的幫需基金，但是幫需基金只是聖誕節時的噱頭，而救貧基金則是永久的。

畢司沃斯先生被任命為調查員。他的職責是審閱救貧基金申請人的材料，否決不合格的人，然後探訪其餘的人，視察這些人到底多麼貧困，再根據環境，就他們的困境寫一篇悲慘的報告，悲慘到足以使救貧基金捐款。他必須每天找到一個需要救貧的人。

“需要救貧的頭等物件，”他對莎瑪說，“M.畢司沃斯先生。職業：救貧基金調查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