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來自殖民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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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印度是一個亂七八糟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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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

往來市中心和郊區之間的通勤火車上，那個男子穿梭在人堆中，鑽進鑽出，散發傳單。他手上的一沓傳單髒兮兮、皺巴巴的，用印度通行的三種文字訴說一個難民家庭的悲慘遭遇。有些乘客接過傳單，認真閱讀起來。其他人看都懶得看一眼。火車開到一個站上，停下來。散發傳單的男子從一扇門鑽出去，一位婦人帶著一個小男孩，從另一扇門鑽進來。這對母子並不是傳單上描述的那個家庭。出現在傳單上的亟待各界伸出援手的，是一位貧困的孟加拉婦人和她六個捱餓的子女，而不是眼前這個身材瘦弱、衣不蔽體、渾身邋里邋遢的瞎眼男孩。他高高舉起雙手，哀哀地向乘客們乞求。兩行淚水不斷從他那紅腫的眼眶中流淌出來。一個婦人跟隨在男孩身後，推著他，從車廂這頭走到另一頭。她扯起嗓門，一面哀號一面伸手，從那群懶得抬起頭來的乘客手裡，熟練地接過一枚枚小硬幣。她忙著收錢，沒工夫停下腳步來，央求吝於施捨的乘客賞幾個銅板。火車靠站之前，這對母子已經走到門口，準備更換車廂。火車停下，孃兒倆鑽出車廂，另一個男子鑽進車廂。他匆匆忙忙穿梭在人堆中，趕在火車抵達下一站之前，收回先前散發的傳單。

整個過程進行得十分迅速。車上的每個人，包括乘客在內，對這一幕早已司空見慣，見怪不怪。髒兮兮的木製車身上張貼著油印的告示，用三種文字警告乘客不得在車上施捨，也不可接受陌生人的香菸，因為“這些香菸可能摻有麻藥”。但沒人理睬政府的警告，看見乞丐進來，依舊大大方方掏出銅板兒，佈施一番。在印度，做乞丐可是一種神聖的職業，他能喚起每個人的慈悲心，包括窮人在內。剛才那個男孩的眼睛，說不定是被弄瞎的，以便在郊區通勤火車上乞討，而散發傳單的那個慈善團體，顯然擺了個烏龍，向乘客發出錯誤的傳單。但這些都無關緊要。重要的是施捨，這種自動自發的慈善行為，反映的是人對神的一種發自內心的虔敬，一如在神像前點一根蠟燭，或在祈禱時轉動法輪。就像祭司，乞丐也有他的天賦職責。和神職人員一樣，他也需要一個屬於他的組織和團體。

但有一位觀察家提出不同的看法：

如果我有權力，我會封閉每一個供應免費餐點的慈善團體。它使我們國家墮落和沉淪，因為它鼓勵懶惰、遊手好閒、偽善，甚至犯罪的行為。這樣的慈善並不能增加我們國家的財富，不論是物質上或精神上的財富……我明白，成立一個機構，讓人們腳踏實地努力工作，然後才讓他們吃飯，比成立一個慈善團體難得多……但我相信，以長遠的眼光來看，這樣做畢竟划算得多。如果我們不希望看到無所事事、遊手好閒的人成幾何級數增加，把我們國家整個淹沒掉，我們就應該立刻採取行動，解決這個問題。

這位觀察家乍看之下似乎是個外國人，他不明瞭乞丐在印度社會扮演的角色。他使用歐洲的標準，衡量印度這個東方國家。即使掌握權力，他的改革也不可能成功，因為太過激進。當然，在解決乞丐問題上，他失敗了。

俯瞰達爾湖的商羯羅查爾雅山是斯利那加城①最美麗的景點之一。攀登這座山，你得小心翼翼，步步為營，因為山坡上有好幾個地點被印度遊客當作廁所使用。上山途中，如果你撞見三位女士結伴兒並排蹲在山腰，你不必驚慌。她們會瞅著你咯咯笑，彷彿對你說：不要臉，跑來偷看人家大便。

在馬德拉斯，高等法院旁邊的巴士站是最常被人們當作公廁使用的地方。旅客抵達車站。為了打發時間，他就撩起身上穿著的纏腰布，旁若無人蹲在排水溝旁解決。巴士抵達，他放下纏腰布，從容上車。一位女清潔工拿根掃帚，把他拉出的那堆東西給掃掉。在南印度這座大城，有時你會看到一位鼻樑上架著眼鏡的道貌岸然的老先生，漫步走過坐落在海港的大學。突然，他停下腳來，撩起纏腰布，露出只繫著一條細細薄薄丁字帶的光溜溜的屁股，當街蹲下，就在人行道上撒起尿來，撒完，從容起身，慢吞吞整理好丁字褲，放下纏腰布，若無其事繼續散步去了。傍晚時分，濱海大道人來人往，非常熱鬧，但沒有人看這位老先生一眼，也沒有人臉上露出尷尬的表情。

在果亞，清晨時分，你也許會想出門走一走，沿著曼杜威河畔的回欄大道散散步。往下一瞧，你卻看見距離路面六英尺的水邊，蹲著長長一排人影，乍看起來，就像一叢叢被浪潮沖刷到岸邊的海草似的。在這一點上，果亞的居民和古羅馬帝國的公民看法一致：大便是一種社交活動，從事這種活動時，他們得蹲在一塊兒，邊拉邊聊天。拉完，他們站起身來，光著屁股涉水走入河中清洗一番，然後回到馬路上，跳上腳踏車或鑽進轎車裡，揚長而去。整個河濱散佈著一堆堆排洩物。就在這一團臭氣中，人們討價還價，買賣剛從船上卸下的魚貨。每隔約莫一百碼，河邊豎立著一塊藍白兩色的搪瓷牌。這個告示是用葡萄牙文寫的：汙染河水的人，必受嚴厲懲罰。但沒有人看它一眼。

印度人喜歡隨處大解。通常他們蹲在鐵路兩旁，但興致來時也會蹲在海灘、山坡、河岸和街道上，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之下解決個人問題。深閨制度下長大的伊斯蘭教婦女，在這檔子事上可就含蓄得多。但這是一種宗教上的克己行為。據說，農民（不論是穆斯林還是印度教徒）一旦被迫使用封閉的廁所，就會罹患幽閉恐懼症。我在北方邦一座紡織城鎮結識了一位相貌英俊的伊斯蘭教小夥子。他在一所有趣的學院就讀，身上穿著雅潔的尼赫魯裝——連紐扣都跟這位印度總理身上的一模一樣。對這個現象，他卻有另一種解釋。他說，印度人是具有詩人氣質的民族。他自己就常常跑到曠野上大解，因為他是個詩人，熱愛大自然，而大自然正是他用烏爾都語寫的那些詩歌的題材。在他心目中，人世間最美好、最具詩情畫意的活動，莫過於黎明時分迎著朝陽蹲在河岸上。

在外國旅客眼中，這一群群蹲著的人影，簡直就像法國雕刻家羅丹的作品《沉思者》一樣永恆，一樣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但印度人從不提起它——不論是在日常談話中，還是在文學作品和電影裡。如果這只是一種掩飾，那倒也無可厚非。但事實是：印度人對這些隨處蹲著大便的同胞，根本視若無睹。他們甚至會板起臉孔，義正詞嚴地否認這些人的存在。這種集體的盲目，源自於印度人對汙染的恐懼——他們自詡為全世界最清潔最愛乾淨的民族。他們遵照教規，每天沐浴一次。對他們來說，沐浴可是人生一樁大事。印度人想出各種辦法保護自身，以免遭受任何形式的汙染。排便時，必須遵循一套正規、純潔的程式。做愛只能使用左手，吃飯只能使用右手。人的一切活動都被嚴格規範、淨化。因此，刻意觀看蹲著的人不啻是歪曲事實——你應該看穿表面現象，探尋隱藏在背後的真理。聚集在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俱樂部的女士們先是否認印度人在街上公然大解，接著她們會皺起眉頭，一臉嫌惡地提醒你，歐洲人的生活習慣才真的令人不敢恭維：做愛、上廁所和進食，全都使用右手；每個禮拜洗一次澡，把身子泡在一缸髒兮兮的臭水中；洗臉、漱口、吐痰，全都使用相同的盆子。她們舉出這類誇張的、充滿情緒性的例證，並不是想證明歐洲人究竟有多髒，而是想凸顯印度的清潔和安全。這是印度式的辯證法，印度式的觀察。如此一來，在他們眼中，光天化日下成群蹲著的男女和路邊那一堆堆糞便就會消失無蹤，眼不見為淨。

且讓我們再聽聽那位觀察家怎麼說：

散佈在這塊土地上的，並不是一座座景緻優美的小村莊，而是一堆堆糞便。進入印度的村莊，可不是一個賞心悅目的經歷。通常，我們得閉上眼睛，捏住鼻子。周遭的一堆堆垃圾和一陣陣臭氣，實在太礙眼、太刺鼻了。

我們能夠，而且必須，向西方學習的一門科學就是公共衛生。

由於我們的不良生活習慣，我們汙染了神聖的河川，把聖潔的河岸轉變成蒼蠅的滋生地……一把小小的鏟子，就足以剷除印度人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一大困擾。隨地棄置排洩物、在大庭廣眾間擤鼻涕、把痰吐在街頭——這些行為都是一種罪過，不但褻瀆神聖，而且糟蹋人性。這種人從來不為別人著想，實在太過自私。不把自己的排洩物遮藏起來的人，即使住在深山裡，也必須受到嚴厲的懲罰。

這位觀察家看到的是一般印度人視若無睹的現象。他的眼光和理想是西方的、外國的。印度人自吹自擂的每日一浴，卻被他譏為“這是哪門子的沐浴”。他可沒耐心慢慢去探索隱藏在儀式行為背後的意圖，並在意圖中尋找真相。他一心只想搞好印度的公共衛生。在倫敦，他讀過有關素食主義和洗衣技術的書。旅居南非時，他學過簿記。如今回到祖國，他開始閱讀探討公共衛生的著作。

在他那部探討鄉村衛生的著作中，蒲爾博士指出，排洩物應該掩埋在距離地面不超過九到十二英寸的泥土中。根據他的觀察，地表的土壤充滿各種微生物，而陽光和空氣又能輕易穿透它，因此，只需一個星期，排洩物就能夠被轉化為柔潤、肥美、香噴噴的土壤。任何一位村民都可以測試蒲爾博士的理論。

這段話所呈現出來的，是這位觀察家獨特的眼光和特有的語調。他對公共衛生的關心（在印度傳統中，這可是廁所清潔工人的職業），並未受到一般印度人的肯定和認同。不信，你就到新德里國際機場，瞧瞧那兒的廁所吧。印度旅客隨地大便——在地板上，在男廁的小便池中（在小便池中如何大便？恐怕得施展印度人最擅長的瑜珈術）。由於擔心受病毒感染，大便時，印度人都不敢坐在馬桶上。他們採取半蹲的姿勢，以至於廁所的每一個隔間，地板上都沾滿他們拉撒出來的屎尿。沒有人在乎。

在歐洲和其他地方搭乘臥鋪旅行時，一般人都會選擇上鋪。睡在上鋪，一來可以享有比較多的隱私，二來不必遭受別人的臭腳和不斷開啟的車廂門的干擾。在印度搭火車旅行，睡在上鋪還有一個好處：灰塵比較少。可是說也奇怪，印度人偏偏喜歡睡在下鋪。這倒不是因為把寢具攤開來，擺在下鋪比較方便（腳伕和服務生會幫你這個忙），而是因為爬到上鋪睡覺，多少需要耗費一點體力，而在印度傳統中，任何需要體力的活動都被認為是低賤、墮落的，能免則免。

這回，我搭乘特快車到德里，車票是印度鐵路局一位高階官員幫我訂購的，因此，順理成章地，我分到了下鋪。我的室友年紀約莫四十，西裝筆挺，模樣看起來像是一位高階職員或大學教師。分到上鋪，他顯得有點不開心。他先向服務生抱怨一番。火車開動後，他開始喃喃自語，怨這怨那。我看不過去，便主動提議跟他交換睡鋪。他登時眉開眼笑。可是說也奇怪，他依舊站在睡鋪旁，一動不動。原來，他的寢具是服務生幫他攤在上鋪的，如今他必須等待火車抵達下一站，找另一個服務生，幫他把被褥搬下來。這一等就是兩個鐘頭。我困了，想早些安頓下來。於是我自告奮勇，充當服務生。他只管笑眯眯站在一旁，袖手旁觀。我忍不住發脾氣。他登時收斂起臉容，剎那間變得面無表情——印度人以這種方式告訴你：溝通的渠道中斷了，他不想再跟你這個不可理喻的傢伙打交道。體力勞動是低賤、墮落的。只有外國人敢提出不同的看法：

腦力和體力分離的結果，使印度人成為世界上壽命最短、最缺乏隨機應變能力、最受剝削的民族。

這位觀察家，這位失敗的改革者當然就是甘地：聖雄、偉大的靈魂、印度國父、老百姓心目中的神。他的名字被賜予全印度的街道、公園和廣場；他的雕像和紀念碑矗立在全國各個角落和首都德里的河階浴場——遊客必須打赤腳，踩著滾燙的沙礫步上臺階；他的畫像被供奉在每一間檳榔店，懸掛在無數辦公室中——戴著眼鏡，赤裸著胸膛，渾身散發出慈悲和智慧的光芒；他的形象無所不在，甚至被簡化成卡通人物，用霓虹燈描繪出輪廓，裝飾每一個舉行婚禮的新房。儘管如此，他卻是現代印度政治領袖中最不像印度人的一個。他觀察印度的方式，和一般印度人截然不同：他的觀點和看法是直接而坦誠的，而這種態度在當時（今天仍然如此）是革命性的。他看到的與外國遊客看到的完全相同。他不刻意漠視、迴避明顯的現象。他看到乞丐和恬不知恥的所謂賢人智者；他看到印度教聖城巴納拉斯的髒亂；他看到印度醫生、律師和新聞記者令人咂舌的衛生習慣——他看到印度人的麻木不仁和拒絕面對現實的習性。印度人的習氣、印度社會的種種問題，全都逃不過他的眼睛。他剖析這個有如一潭死水般停滯的、腐朽的社會，探索它的病根。呈現在他三十多年前著述中的印度，至今依然存在——這足以證明，身為改革者，他是失敗的。

甘地能夠以如此清晰透徹的眼光觀察印度，是因為他在殖民地住過。回到印度定居時，他已經四十六歲，在南非居住了二十年。南非有一個遠離祖國、孤懸海隅的印度小區，這種對比使甘地更能清晰、嚴正地進行自我分析和批評。在英國殖民地出生長大的甘地，一身結合東方和西方、印度教和基督教的文化傳統。與甘地相比，尼赫魯可說是地道的印度人。對這個國家及其歷史，尼赫魯有一種浪漫的、近乎盲目的感情，他的著作所呈現出的印度，跟現實似乎有一段差距。觀察祖國時，甘地從不曾喪失他那批判的、比較的、源自南非的眼光。對古代印度的光輝歷史，他從不曾像尼赫魯那樣狂熱地歌頌，只是偶爾含糊其辭地講幾句捧場話，應酬一番。但是，在國大黨舉行的全國代表大會中，是甘地（而不是尼赫魯）要求印度民眾，除了關心大會透過哪些決議案，還要特別關注他在大會上觀察到的一些令人不安的現象：來自南印度的講泰米爾語的代表獨自進食，因為他們擔心，跟非泰米爾語族共食一堂，會使他們的身心遭受汙染；有些代表明知清潔工人已經下班，沒人清理排洩物，卻依舊公然在走廊上大小解。

甘地要求民眾關注這些現象，可謂用心良苦，因為這個問題牽涉到的不僅僅是公共衛生。從一個看似瑣碎、不值得大驚小怪的現象（出席重要政治會議的代表，在走廊上隨便拉撒），我們可以進一步分析、探討整個印度社會的病根。公共衛生牽涉到種姓階級制度；種姓階級制度造成印度人的麻木不仁、欠缺效率和無可救藥的內鬥；內鬥使印度積弱不振；積弱不振導致列強入侵，印度淪為殖民地。這就是甘地看到的印度，而這個印度在土生土長的印度人眼中是不存在的。若想看到這樣的印度，你必須具備西方人的那種直接單純的眼光。值得一提的是，剛從南非回到祖國時，甘地以一種嶄新的、充滿啟示性的熱誠，向印度民眾闡釋西方基督教的簡單真理：“在上帝的寶座前，我們終將受到審判，而他的判決所依據的理由，並不是我們生前吃過什麼東西，結識過哪些人，而是我們到底幫助過誰，以什麼方式幫助他們。一生中，只要我們幫助過一個遭逢不幸的人，我們就會受到上帝的恩寵。”這種新的聖經式的訓誨，正是當時印度所需要的。在甘地啟發下，我們發覺，在西方，如今大家早已耳熟能詳的基督教道德觀，當初肯定曾經被視為異端，充滿革命性。印度教徒也許會在這種服務精神和理想中，嘗試尋找《薄伽梵歌》所讚頌的“無私行為”。但這只是印度式的歪曲——自古至今，印度人總是試圖吸納外來觀念，然後加以摧毀、廢棄。《薄伽梵歌》所表彰的那種無私行為，說穿了，只是為了達成一己的願望，滿足個人的需求。這樣的無私只會進一步鞏固種姓階級制度。它跟甘地（印度的革命志士）所倡導的那種實用的日常服務精神和理想，完全是兩碼事，不可同日而語。

服務精神、排洩物、用勞力換飯吃、清掃街道的重要性，然後又回到排洩物。這些都是甘地畢生關注念茲在茲的課題（暫且不談他提倡的非暴力主義和其他思想，而把焦點集中在他對印度社會的分析）。乍看之下，這些課題顯得雜亂無章，而且有時會讓人覺得不舒服，但實際上，它們可以串聯起來，構成一個合乎邏輯的整體觀念，而這個觀念是透過甘地那源自殖民地的直接而單純的眼光呈現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