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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軍隊在中印邊界的尼法和拉達克地區,同時發生了大規模的衝突。印度報紙的斗大標題興高采烈地宣佈這個訊息。那時,我正在馬德拉斯旅行。旅館的服務生三三兩兩聚集在走廊上或樓梯口,爭相閱讀報紙上的新聞。在山嶽路,一群失業男子平日總是糾集在克瓦里地餐館門外,替吃完飯的客人叫車子,賺取小費。這會兒,他們卻都圍聚在一位男士身旁,豎起耳朵聆聽他高聲朗讀泰米爾語①報紙上刊載的訊息。人行道上,一群婦人把煮好的食物舀到工人們的盤子裡,每人收取幾安鈉。街旁的街巷裡,打赤膊的車伕雙手握著車把子,使勁推著笨重的手推車,哼哼嘿嘿,踩著碎步,穿梭在滿巷川流不息的車陣中。這樣的一個場景跟報紙上的標題擺在一起,顯得很不搭調。印度這個國家,並未具備打一場現代戰爭的資格和條件。“以往足以和神聖羅馬帝國抗衡的印度,也許,將來只能與瓜地馬拉和比利時並列。”四十年前,小說家福斯特就曾借筆下人物菲爾丁②之口,作出這樣的一個充滿嘲謔意味的預言。獨立十五年後,印度在很多方面仍舊是一個殖民地。它的主要產品,依然是政客和空談。它的“工業家”其實只是一群貿易商、機械進口商和政府特許的製造商。它的行政體系仍舊是消極的、被動的,只負責稽徵稅捐和維持秩序,而今,面對戰爭,它也只能以言詞回應激憤的民情。印度政府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這是史無前例的。它實施“國土防衛法案”,要求民眾準備防毒面具、燃燒彈和消防用的手搖滅火泵。對印度人來說,“緊急狀態”意味著:某些公民權利的中止或撤銷、使謠言和恐慌加速蔓延的新聞檢查制度、充斥報紙的口號式大字標題。“緊急狀態”變成了言詞——變成了一連串英文字。“這是一場全面戰爭!”孟買市一家週刊在封面上宣稱。公務員考試委員會詢問一位考生:“何謂全面戰爭?”他回答:“全面戰爭就是全世界都參與的一場戰爭。”前線傳回來的訊息越來越糟。據說,一支廓爾喀③傭兵只帶著短刀就奉命到前線作戰。一支印度軍隊只穿汗衫和球鞋,就被趕上飛機,從阿薩姆平原飛到中印邊界的尼法特區。這個國家司空見慣的街頭暴力,驟然間凝聚起來,形成一股沛然的、莫之能御的力量。民眾們都感受到空氣中瀰漫著一種解放的、革命的氣氛。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如果光靠意志就能打敗敵人,只消一個禮拜,中國軍隊就會收兵。然而,政客們只顧喋喋不休,誇誇而談,行政官員只會按照法令規章辦事。赫赫有名的印度陸軍第四師,一交手就被中國軍隊打得潰不成軍,落荒而逃。印度人引以為榮的印度陸軍雄師,遭受前所未有的奇恥大辱。獨立的印度共和國,如今卻讓人覺得它只是言詞的產物:“我們為什麼不應為我們的自由奮鬥呢?”結果,它真的就在言詞中崩塌了。領袖的魔力再也發揮不了效用。沒多久,印度人的激情就漸漸轉化成了宿命論。

中印邊境戰爭已經一個星期了。一天晚上,我的朋友在家裡舉行宴會,客人包括一位製片人、一位編劇家、一位新聞記者和一位醫生。進入餐廳之前,大夥兒先在迴廊上小坐片刻。我坐在一旁聆聽賓客們高談闊論,心想,如果我把他們的談話據實報道出來,讀者肯定不會相信。這幫人的談話時而瑣碎輕浮,時而充滿嘲謔意味,時而絕望,時而慷慨陳詞。大夥兒情緒都很低落,氣氛沉悶極了。製片人說,中國軍隊一路挺進,到達雅魯藏布江畔就會停下來。他的口氣還算平和,態度顯得相當冷靜。沒有人質疑他的看法:印度面對這場危機,只能消極地因應。大夥兒忽然改變話題,討論起佛家所說的“業”和人類生存的意義。我還沒弄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話題又轉回到邊界局勢上。印度政府倉促應變的窘態,被狠狠嘲弄一番。大夥兒沒有責怪任何人,也沒有提出任何因應方案,只是把當前局勢的荒謬性指出來而已。接下來呢?“有一個事實很多人都不知道,”醫生說,“那就是,在霍亂流行的當兒,注射霍亂預防針是很危險的。”這個醫學上的模擬,我們一聽就懂:面對入侵者,印度毫無準備,現在才開始準備不但愚蠢,而且危險。大夥兒都接受這個看法。製片人重複他的預測:中國軍隊推進到雅魯藏布江,就會停下來。有人提起聖雄甘地。話鋒一轉,醫生卻談起他對超自然現象的研究心得。他彷彿準備展開一場辯論似的聲稱,“偉大的治療家通常會使用自身的力量,挽救自己的生命。”於是,大夥兒興致勃勃地談論起神蹟來。我仔細觀察大夥兒臉上的表情。看起來,他們是很認真的。但他們真的相信他們講的這一套嗎?說不定,他們的談話只是一種中古世紀式的清談——南印度婆羅門階級的餐前閒聊。主人終於宣佈開飯了。大夥兒終於達成一個結論:印度人也遺忘了他們的咒語,如今面對戰爭,只好坐以待斃。於是,邊界危機就在這場清談中消弭於無形。我們心平氣和、若無其事地走進餐廳,坐下來吃晚飯,談了談別的事情。

生活依舊,印度人的日子還要過下去。

徵婚啟事:一位月入二百盧比的年輕大學生,徵求一位具有泰盧固族血統、出身婆羅門階級、非高西格族、年紀在二十二歲以下的新娘。

旅館門外路邊草地上,一群婦人和水牛成天在垃圾堆中鑽進鑽出,搜尋旅館拋棄的剩飯剩菜和用來包裝食物的香蕉葉。一條褐色小狗奄奄一息,躺在垃圾堆旁,就像一個待決的死囚。它被拘禁在這個小小的空間內,等待死神的降臨。一天早晨,它靜靜趴在地上,看起來好像已經死了。一隻烏鴉飛臨,小狗忽然豎起尾巴,然後又垂下來。

容貌秀麗、氣質高雅的婆羅多④舞者,一流大學畢業,出身貴族家庭,心胸開闊,性情溫柔,面板白皙,身材高挑,具有現代淑女氣質,二十一歲,願意嫁給工廠老闆、商業鉅子、家道殷實的地主、醫生、工程師或高階企業主管。種姓階級、宗教信仰、國籍均不限。

從新德里傳來的前線訊息,並沒有任何改變,但印度教的屠妖節即將來臨了,成群乞丐從四面八方湧進馬德拉斯市山嶽路。乍看之下,這個男孩可一點兒都不像乞丐。他長得挺俊俏,一身咖啡色面板十分柔嫩細緻。他腰間繫著一條紅短褲,肩膀上披著一塊白布巾。一看見我走出郵局,他就迎上來,朝我笑了笑,伸出左手,掀開肩上的白布巾,露出他那隻畸形的、模樣十分醜怪嚇人的右臂。他這隻手怎麼看都不像人的胳臂:它的形狀極像女人的乳房,唯一不同的是,末端並不是一顆乳頭,而是一根細小的手指頭上的一小片指甲。

除了秘書和那個頭上頂著一束髮髻的警衛,總共有八個人參加在“三重神智學會”舉行的演講會。今天的講題是“我們的宗師安妮·貝贊特⑤”。主講人是一位中年加拿大婦女。她說,她來自溫哥華,但這一點都不奇怪,因為根據安妮·貝贊特的說法,很早以前,溫哥華曾經是神秘學研究重鎮。安妮·貝贊特的愛爾蘭血統,使她具有異於常人的通靈能力——這點毋庸置疑,而她的個性則是由她的前生經歷所決定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安妮·貝贊特是一位偉大的導師。每一位神智學家,都必須立志成為一位導師,讓她的訊息繼續傳播人間,讓她的著作繼續流傳在世界各地。“神智學會”目前遭遇的困境是民眾的冷漠(針對這個問題,學會秘書剛才已經談得很多)。很多人心中肯定有一個疑問:如果安妮·貝贊特今世今生跟我們在一起,為什麼她一直沒在“神智學會”露面呢?這個問題不合邏輯。為什麼安妮·貝贊特非在“學會”露面不可呢?她為“學會”所做的工作,在前生前世已經完成了。如今,她肯定是以另一個名字,在另一個領域從事同樣重要的工作。聽眾中的兩位男士開始打瞌睡。

本地治裡⑥位於馬德拉斯南方一百英里處。城中的奧羅賓多靜修院⑦四面圍繞著潔白的高牆,顯得十分清幽寧謐。一九五○年,奧羅賓多臨終時,曾警告印度總理尼赫魯,“黃種人”必將擴張勢力,試圖染指印度。他預測中印之間一定有一場戰爭。這項預言記錄在奧羅賓多靜修院的一本刊物中,白紙黑字,作為歷史的見證。最近幾天,這本刊物一再被翻閱。接待員引導我參觀靜修院時,隨手一翻,就翻到了記錄奧羅賓多預言的那一頁。

大師的打坐壇十分高聳,佈滿鮮花,坐落在靜修院中的一方陰涼的庭院裡,現在已經成為信徒們集體打坐參禪的地方。“聖母”還活著,但很少露面。只有在重要的週年紀念日,諸如奧羅賓多的誕辰和聖母抵達印度的日子,聖母才會“現身”。我對奧羅賓多的生平事蹟略知一二:他幾乎完全在英國受的教育,回國後成了革命者,躲過了逮捕,逃到當時是法國屬地的本地治裡,定居在那兒,從此不再搞政治。他在本地治裡建立一座靜修院,廣收徒眾,變成一位德高望重的聖人。至於那位“聖母”,我幾乎一無所知,只知她來自法國,是奧羅賓多生前的夥伴,在靜修院中享有特殊的地位。我花三個半盧比,在靜修院附設的書店買了一本《奧羅賓多論聖母書信集》。

問:我認為,作為一個“個體”,她一身具現全部“神力”。她把“神恩”導引到物質的層面,讓整個物質世界有機會改變和轉型。請問,我的看法正確嗎?

答:正確。她一身具現神力,是為了讓世俗意識產生蛻變,以便吸納上天賜予的超心靈力量。之後,在超心靈力量的主導下,世俗意識將會進一步轉變,但整個意識仍不會超心靈化——首先,地球上將出現一個新種族,代表“超心靈”,而人類則代表“心靈”。

佈列松(Henri Cartier Bresson)拍攝的“聖母”照片,也陳列在靜修院書店中,讓遊客選購。照片中的人是一位年齡不詳的法國婦人:一張瘦骨嶙嶙、有稜有角的臉龐,笑嘻嘻的,綻露出兩排巨大的、稍微凸出的牙齒,但她的臉頰卻顯得相當豐滿,露出兩隻陰暗深沉的眼睛,跟她那一臉燦爛的笑容很不搭調。她把圍巾束起來,用繩子或別針系在腦勺後,兩端垂落在脖子兩旁。

問:為什麼“聖母”要穿戴這麼華麗的服飾呢?

答:你贊同“神性”是象徵貧窮和醜惡的觀念嗎?⑧

奧羅賓多和“聖母”身上都散發出“神光”。奧羅賓多的光是淡藍色的,據說,死後好幾天,他身上依舊散發出燦爛的光芒。“聖母”的光則是白色的,有時會轉變成金黃。

我們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和意義描述聖母或我本人的光時,我們探索的是一種特殊的、玄秘的現象——從“超心靈”發射出來的某種光芒。聖母身上散發的是“白光”,它能夠淨化心靈,啟迪心智,把“真理”的精髓和力量導引到物質世界,使它產生蛻變……

聖母當然不會刻意向人們展示她身上散發的光。人們自動自發,接二連三跑來觀看——據我所知,靜修院中已經有二三十人看過聖母身上的光。它顯然是一種徵象,顯示高層力量(我們不妨稱之為“超心靈力量”)已經開始影響物質世界。

靜修院的組織和運作也是由“聖母”一手主導的。奧羅賓多答覆信徒的質問時,偶爾顯得很不耐煩。由此可見,靜修院成立初期,內部曾經出現一些紛爭。

靜修院的組織和運作,以往曾經出現一些問題,造成人力的浪費。這種現象之所以發生,主要原因是員工們一意孤行,想怎麼做就怎麼做,完全不尊重聖母的意願。經過一番整頓後,這種情況已經有所改善。

你們以為,聖母臉上沒有笑容,是因為她對員工們的工作感到不滿或不贊同。這樣的想法是不對的。通常,那只是顯示聖母正在全神貫注思索某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是向你的靈魂提出的。

那時,聖母並不知道你跟T談過話。你以為那就是她對你感到不滿的緣由。這是毫無根據的臆測。你覺得聖母的笑容神秘兮兮的,這也只是你個人的想象。聖母說,她的笑容可是最真誠、最和善的。

你千萬莫以為,因為你的法文太糟,聖母才不願改正它。真正的原因是我擔心她太過勞累,不讓她接下額外的工作。現在她已經夠忙的了,每天晚上都得核查一大堆賬本,批閱一大沓報告,回覆一大堆來函,根本沒有時間好好睡一覺。事情總是做不完。如果她答應每一個剛開始使用法文寫信的人,幫他們修改他們寫的東西,那麼,每天晚上她就得多花一兩個小時在工作上。這一來,她就得一直工作到早晨九點鐘,小睡片刻,十點半才下樓來。因此,我才勸她不要幫你們改法文。

對聖母的誹謗和一切不潔的念頭,都會傷害她的身心,因為她已經把靜修院的人,全都接納進她的心靈意識裡。她不願把這些不潔的東西送回給他們,以免傷害到他們的身心。

今天,儘管“聖母”已經退隱了,但在靜修院的日常運作中,我們還是可以察覺到她的影響力。佈告欄上張貼著告示,提醒居住在院內的信徒,切莫跟來自馬德拉斯的人接觸,因為那座城市發生了霍亂。另一張告示則警告閒雜人等,莫聚集在靜修院門口喧譁。這些佈告都是聖母簽名的——一個龍飛鳳舞氣象萬千的M。靜修院只是奧羅賓多學會轄下的一個機構。它所在的本地治裡城,如今已經完全融入南印度社會中,連當年風靡一時的法語,也早已消失無蹤。但奧羅賓多學會轄下的那一幢幢櫛比鱗次、維修得十分良好的建築物,依舊充滿法國情調——乍看之下會誤以為,本地治裡是一個坐落在熱帶海岸的法國小鎮。面對門外那一片白花花閃爍在海浪上的陽光,圍牆上的窗戶全都關得緊緊的,而這些圍牆全都漆上代表奧羅賓多學會的顏色。如今在本地治裡,唯一欣欣向榮的組織和機構似乎就是奧羅賓多學會。在城外,它擁有好幾座莊園。在城內,它開設工廠、圖書館和印刷廠。這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組織,在全體成員通力合作下運作得非常有效率。日益增加的成員,都是從世界各國和印度各地招募來的,據說“聖母”生平最討厭三樣東西:政治、菸草和性愛。跟隨父母親住進靜修院的兒童,在成長的過程中必須學會一技之長,以便將來謀生。這些兒童中的“班長”穿著特殊的制服,一種非常短的充滿法國風味的短褲。工作跟打坐參禪一樣重要,在靜修院中,體力活動是日常生活的部分。(後來,在馬德拉斯,有一個英國人告訴我:有一天,他在本地治裡遇到一群身上穿著奇裝異服、腳下踩著溜冰鞋、年紀相當老邁的歐洲人。一時好奇,他就一路尾隨他們,結果發現他們走進靜修院的大門。這個故事可能是捏造出來的,因為在靜修院中,我只看見過一個歐洲人。他打赤腳,一身粉紅色面板非常醒目,身上纏著一條腰布,外加一件印度式外套。他那一頭雪白的長髮和滿臉鬍鬚,乍看之下,跟已逝的大師奧羅賓多頗有幾分神似。)就這樣,奧羅賓多學會從世界各地招募會員,避免了近親交配、同種繁殖的問題,而會員們也都擁有一技之長,齊心協力,使他們的組織越來越興旺。

譬如說,現任秘書長原本在孟買經商,後來退隱到靜修院中,改名“納華賈達”,意即“新生兒”。如今,他的外表看起來依舊像一個生意人。他手裡拎著公文包,行色匆匆,一副大忙人的模樣。但他告訴我,他一輩子從沒這麼快樂過。

“現在我得走了,”他說,“我得上樓去探望聖母她老人家。”

“您能不能告訴我,關於中印戰爭的事,聖母有什麼開示?”

“一九六二年是個壞年頭,”他匆匆背誦聖母的開示,“一九六三年也肯定是個壞年頭。一九六四年,情況會開始好轉。一九六七年,印度會打贏這場戰爭,取得最後的勝利。現在我真的該走了。”

一連好幾個禮拜,我常常看到這個年輕人。我原以為他是出身法國或義大利的見習企業幹部。這個身材高瘦的小夥子戴著墨鏡,拎著公文包,走起路來步伐歪歪斜斜,顯得有點輕浮。但他那張臉總是流露出自信滿滿、堅毅果決的神情。讓我感到納悶的是,這個人怎麼會有這麼多空閒的時間四處晃盪呢?別人在上班,他卻站在公車站牌下,好像在等公車。下午,我總會在博物館內碰到他。晚上到表演場所看印度傳統舞蹈時,我也會跟他不期而遇。我們兩人隔三岔五就在街上擦肩而過。一天早晨,在旅館頂樓走廊,我們迎面相逢,彼此都嚇了一大跳。一個謎團終於解開:這個小夥子竟然是我的鄰居——他的房間就在我隔壁。

這人讓我感到惶惑不安,我也給他造成一些困擾,而我卻不曉得。在馬德拉斯,一般人都不喜歡邀請陌生人到家中做客。不管地位有多崇高,他們寧可紆尊降貴,親自登門拜訪你。這一來,我就得成天待在旅館房間,接待房客。“僕歐”進進出出,給新到的訪客端送咖啡。我猜,就是因為我房裡常常傳出一群人喝咖啡聊天、談笑風生的聲音,住在隔壁的這個小夥子才會精神崩潰。一天早晨,我們同時走出房間,正眼也不看對方一眼,各自把房門鎖上。我們同時轉身,剎那間,兩個人站在走廊上面對面碰上了。僵持了一會,突然,有如連珠炮一般,他嘴裡冒出一長串美式英語,滔滔不絕,我根本沒有插嘴打招呼的餘地。

“你好,你在這裡待了多久了?我的情況糟透了,我在這兒待了六個月,體重減輕了十六磅。當初,我內心聽到東方的召喚,哈哈,於是我就千里迢迢跑到印度來,學習印度古代哲學和文化。我到處亂轉,就像一隻沒頭蒼蠅,我就快被這兒整瘋了。你覺得這家旅館怎樣?住在這兒,讓我感到心裡發毛,”他聳聳肩膀,“印度的食物讓我受不了,”他撇撇嘴,伸出手掌拍拍他臉上戴著的墨鏡,“我的眼睛都快瞎掉了。印度人很詭異。他們排斥外人。請你幫個忙。你的房間一天到晚都有人進進出出,熱鬧得跟什麼似的。你認識住在這兒的英國人,把我的情況告訴他們吧,把我介紹給他們吧,他們也許會接納我。你一定要幫我這個忙。”

我答應試試看。

我把這個美國小夥子的情況告訴一位朋友。他說:“好吧,我幫不上這個忙。經驗告訴我,當一個人在內心深處聽到東方的召喚,千里迢迢跑來印度時,你最好敬而遠之,千萬別招惹這種人。”

我沒再試。此後,我就儘量避免跟這個美國小夥子見面。幸好我再沒遇到過他。這一陣子一連串水災,加上部隊的移防,造成馬德拉斯和加爾各答之間的鐵路交通全面停擺。經過搶修,火車終於恢復行駛了。

“婦女專車”——斗大的黃色標誌,赫然展現在一些車廂上。更多的車廂身上用粉筆寫著“運兵專列”。乍然看到這一車一車士兵朝北方移動,穿越貧瘠破落的印度田野,前往烽火連天的邊界,我一時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些相貌俊秀、談吐斯文、身穿草綠軍裝計程車兵,在他們那嘴唇上蓄著八字須、手裡揮舞著短杖的長官帶領下,出現在火車站。剎那間,原本亂糟糟、鬧哄哄的月臺一下子安靜了下來,變得井然有序。我猜,這些小夥子心裡一定很懷念他們那髒亂不堪的家鄉。一位身材矮小圓胖的少校跟我坐在同一個包廂。上車前,他跟送行的妻子和女兒肩並肩,靜靜坐在馬德拉斯中央車站月臺上,誰也沒吭聲,上車後,他就一直靜靜坐著,手裡握住一隻香檳酒瓶,裡面裝著開水。火車開行了好一會兒,他才打破沉默跟我攀談。一開口,他就問我一個一般印度人最喜歡問陌生人的問題:您是打哪兒來的?從事什麼工作?士兵們也變得活潑起來。途中,火車在蔗田旁邊停下。一個士兵跳下車廂,拔出刀砍甘蔗。其他士兵紛紛跟進。霎時間,整座蔗田到處都是揮刀砍甘蔗計程車兵。農夫氣咻咻跑出來。士兵們掏出鈔票,塞到農夫手裡。農夫眉開眼笑。火車開行時,他還笑嘻嘻向我們揮手道別呢。

晌午時分,火車的影子拖得長長的,跟隨我們一路賓士。日落、黃昏、黑夜——火車穿過一座又一座燈光朦朧的車站。這是一趟典型的印度鐵路之旅。以往,一路所見的景物對我來說毫無意義,而今,在戰爭威脅下,卻突然變得值得珍惜愛護。冬天早晨,火車迎著和煦的陽光,駛向我向往已久的孟加拉平原時,我對印度和她的百姓的感覺改變了——變得充滿柔情,充滿關愛。以往,我總是帶著不屑的眼光看待這個國家。車廂中有一群孟加拉乘客。我看到一位男士脖子上環繞著一條長長的羊毛圍巾,上身穿著一件褐色的蘇格蘭粗呢夾克,腰間繫著一條孟加拉式纏腰布。這一身裝扮顯得非常優雅自然,跟他那端正的五官和輕鬆自在的姿態配合在一起,相得益彰。髒亂腐朽、視人命如草芥的印度,竟也能產生出這麼多相貌堂堂、溫文儒雅的人物。印度製造出太多人口,結果卻棄絕了生命的價值和尊嚴。然而,它卻允許一部分人茁壯成長,成為一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沒有一個國家的人民比這些印度人更有教養、更有個性、更有自信心的了。你若想了解印度人,就必須把他們當作“人”來看待,把每一場邂逅看成一樁有趣的冒險和奇遇。我不想看到印度淪陷,我會受不了。

就在這種心情中,我漫步在加爾各答街頭。這座城市,是尼赫魯心目中的“夢魘”,是美國某一家雜誌評選的“全世界最悲慘的城市”,是某一位美國作家筆下的“瘟疫怪獸”,是最讓世界衛生組織頭疼的“亞洲霍亂最後的根據地”。這座城市當初興建時,只計劃容納兩百萬人口,而今在它的人行道上和貧民窟中,卻住著六百萬人。

“老鼠!”豪拉車站餐廳的服務生伸出胳臂,興沖沖地指給我看:“瞧!一隻老鼠。”這隻渾身毛髮脫光的粉紅色小動物,慢吞吞地穿過鋪著瓷磚的地板,爬上一根水管。餐廳中坐著的那個阿薩姆軍人及其妻子,只顧低頭吮吸盤中的米飯和咖哩魚,連眼皮也懶得抬起來一下。這幅景象確實令人怵目驚心,但我心裡早有準備。真正讓我驚訝的,卻是豪拉橋對岸那座紅磚砌成的市鎮。如果你能夠忽視那滿街的攤販、人力車和那一群群身著白衣、行色匆匆的印度人,你肯定會誤以為,此刻你正置身在英國的伯明翰市。然後,薄暮時分走進市中心,你會以為你闖進了倫敦城。瞧,那座煙霧瀰漫、草木蔥蘢的梅登公園,不就是海德公園的翻版嗎?霧中漫街霓虹迷濛閃爍,酒吧和咖啡館四處林立的喬林希區,不就像是倫敦牛津街、公園巷和貝斯沃特路的綜合體嗎?不遠處的胡格利河,不就是一條更寬闊、更渾濁的泰晤士河嗎?聚光燈照射下,前任印度陸軍總司令身穿黑西裝,挺著腰桿子,佇立在一座高臺上,帶著美國桑德赫斯特軍校口音,說著印度斯坦語,向一小群懶洋洋的聽眾發表演說,主題是如何因應戰爭。一輛輛有如戰艦一般渾身漆成灰色的加爾各答電車,慢吞吞地以每小時不到十英里的速度,行駛在大街小巷中。電車出入口,擠滿身穿白衣的印度男人。在印度旅行的這段日子,第一次,我發現自己置身在一座大城市中。這是一座看起來挺眼熟的大都會:街道的名稱幾乎全都是英國式的,諸如埃爾金、林賽和艾倫比,這和街上熙往攘來的印度人相比,顯得格格不入。驅車出城,進入郊區,在茫茫煙霧中看見一根根菸囪矗立在棕櫚樹叢間,這種格格不入的感覺,越發加深了。

據說,印度的瑪瓦爾⑨商人已經向有關單位查詢,在中國管理下經商前景如何。同一個訊息來源指出,印度南部的馬德拉斯人,儘管一直反對將印地語頒定為印度國語,現在卻已經開始學習中文。士氣低落,人心惶惶。面對勢如破竹的中國軍隊,阿薩姆省的行政系統一夕之間全面崩潰,官員和老百姓紛紛逃亡。但加爾各答面對的不僅僅是戰爭,即使沒有戰爭,這座城市也已經死定了。當年的印巴分治,使加爾各答喪失了大半的腹地,而成群難民的湧入,更加重了它的負擔。連大自然都跟這座城市作對:流經市區的胡格利河開始淤塞。但加爾各答的死亡不僅是形體的,也是心靈的。這座霓虹閃爍、髒亂不堪、人口過剩、黑金充斥、奄奄一息的大都會,一肩承擔起印度近代史的悲劇和英國殖民統治的失敗。在這兒,人們對印度和英國的接觸一度充滿期望。在這兒,印度文藝復興運動轟轟烈烈展開,印度改革運動領導人,有很多出身孟加拉省。然而,也就是在這座城市,英國人和印度人反目成仇。當初人們期望的文化交流並未實現,印度人元氣大傷。孟加拉一度在思想觀念和改革熱忱上領導印度全國各邦,而今,只不過四十年後,連印度人一聽到加爾各答這個名字,都會不寒而慄,因為今天它代表的是貧民窟、霍亂和腐敗。加爾各答人的美學意識和藝術創造力並未消退——坊間販賣的每一件孟加拉紀念品和市場上展示的每一種出自難民之手、備受剝削的“手工藝”,都具有一種高雅迷人的藝術品位——然而讓人感到悲哀的是,這樣的藝術才華只會更加凸顯出這座城市的衰微墮落。今天的加爾各答,再也看不到傑出的領導人物,除了電影導演薩蒂亞吉特·雷伊和攝影家賈納,這座城市再也不曾產生過偉大的藝術家。加爾各答人不再從事文化探索和藝術實驗,如今,全印度的知識分子都紛紛從這場“印度大實驗”中撤退。建立加爾各答城的英國人,早已經卷鋪蓋走人,但他們的影響力依舊殘留在這座印度城市:英國人開設的公司行號遍佈城中的喬林希區,生意好得不得了。而對城裡的印度人來說(這些是已經夭折的印度復興運動的產物,其中有很多如今坐在冷氣大樓裡辦公),印度的“獨立”只給他們帶來一個好處:從此他們就能夠像英國人那樣撤出印度。這幫人撤退後,剩下來的印度——讓我們那麼惦念那麼關懷的印度,究竟會變成怎樣的一個國家呢?難道它只是一個名詞,一個觀念嗎?

從火車上眺望,新興的鋼鐵城杜爾加布林看起來就像一幅綿延不絕、燈光閃爍的圖畫。我走到車廂走道上,觀看這一城燈火,直到燈光一盞一盞消失在我眼前。多麼微小的一個希望,多麼容易破滅啊!邦迪拉今晚淪陷了。整個阿薩姆平原暴露在中國軍隊的炮火下。尼赫魯總理向全國人民發表演說,試圖鼓舞民心士氣,但他那套說辭聽起來卻像是哀悼國家的淪亡。成群藏族人在聖城巴納拉斯火車站下車。他們那一張張寬闊的、紅潤的臉龐綻露出迷惘的笑容,沒有人聽得懂他們講的語言。他們只管呆呆地站在行李旁,茫然不知所措。這些人披頭散髮,身上穿著臃腫的、髒兮兮的茶褐色衣裳,頭戴氈帽,足蹬皮靴,模樣一看就知道是外鄉人。旅館空蕩蕩的,國內航線的班機全都取消了。身穿黑西裝的年輕經理和身穿“僕歐”制服的侍應生無所事事,三三兩兩站在走廊上,悶聲不響。不知怎的,我心中忽然興起一個念頭:我何不趁這個機會狠狠跟他們殺價,花點小錢,在這家豪華旅館住幾天。於是我走上旅館門前的臺階,開始討價還價,錙銖必較,我對經理說:“房租包括早晨的咖啡哦。”經理無可奈何地說:“好,好,包括早晨的咖啡。”

旅館坐落在巴納拉斯城的軍營區,周遭杳無人蹤,宛如一座死城。住在這兒,你會產生一個錯覺:你是一個遊民,擅自闖入別人的房子賴著不走。但在市區,你卻嗅不到一絲戰火氣息。河邊石階上堆積著一捆捆木柴。一具具穿著華麗壽衣的屍體,躺在撒滿鮮花、佈滿垃圾的河岸,卑微地等待火葬。偶爾從柴堆冒出的火焰,閃爍在恆河反射出的強烈陽光中,搖曳不定。家屬們圍聚在火堆旁,談笑風生。河邊那一排排用巨大的字型鐫刻著各種名號的陡峭石階,擠滿遊客,熱鬧得就像假日的海灘。虔誠的印度教徒三五成群,或佇立水中,或躺在遮陽傘下,或圍聚在一位師尊身邊,聆聽他老人家的開示。年輕人站在一旁舒展四肢,自顧自做健身操。高聳的白色河堤後面,迂迴曲折的街巷中,小販們穿梭在陰暗但幽雅的(可惜地上四處散佈著一堆堆牛糞)石造樓房之間,販賣巴納拉斯城的名產:玩具、絲織品和銅器。寺廟中身兼祭司和嚮導兩職的小夥子,穿扮得整整齊齊,一身光鮮。他們一面嚼檳榔,一面口出穢言,詛咒拒絕捐獻香火錢的觀光客。

我到一座尼泊爾廟宇參觀。根據《默裡旅遊手冊》的說法,這座寺廟“被色情雕刻品弄得面目全非。這些玩意兒並不值得觀賞,你可別受到接待員的誘惑”。接待員是一個小夥子,肩膀上披著一頭長長的女用假髮。我央求他帶我去參觀這些雕像。“瞧,這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他淡淡地說,“瞧,這是另一個男人。這傢伙是個急性子,因為他老是催促那對男女:‘快啊,快啊!’”嚮導總愛捏造這類故事,講給遊客聽。我可不喜歡這樣的評註。色情藝術提供給人們的愉悅是非常短暫、非常虛幻的。我後悔沒遵循《默裡旅遊手冊》的指示。

吃午飯時,我請那位憂心忡忡的年輕經理開啟收音機,讓我聽聽新聞,前線傳來的依舊是壞訊息。旅館經理站在我身旁,揹著手,低頭瞅著收音機——即使心情不好,他依舊不忘禮節。突然,我聽見播報員提到“中國邊防部隊”,心中一動。

“經理先生,我們現在收聽的是北京電臺的廣播!”

“這是‘全印電臺’呀!我常收聽它的廣播。”

“只有中國電臺和巴基斯坦電臺的新聞,才會提到中國邊防部隊。”

“可是,這是英語新聞啊。你聽,他的口音……奇怪,這個廣播聽起來很清晰。”

他說得沒錯。播報員的聲音聽起來既清晰,又響亮。我們試圖轉到新德里電臺,但聽到的卻是嘎嘎聲和電波干擾。接著,我們聽到一個十分微弱、飄飄忽忽的聲音。

第二天,戰爭結束了。有如變魔術一般,剎那間,旅館又住滿了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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