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孔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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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開始等待坎達帕裡。但是他音信全無。夏天的氣息日漸消退。

薩洛姬妮說：“你千萬不能氣餒。考驗才剛剛開始。當你做一件不尋常的事情的時候，考驗就來了。沃爾夫說，比起那些身處困境的部落裡的人，你所面對的考驗還要艱難些。你這樣的外來者會讓他們感到擔心。我們自己在跟坎達帕裡的手下打交道的時候，就遇到過許多麻煩，而我們不過是在拍電影。如果你是部落裡的人，你只要跑去找那些穿褲子的人——他們就是這樣分辨誰是掌權者的，看誰穿褲子——對他們說：‘老爺，我要參加運動。’穿褲子的就會問：‘你是哪個村子的？你出身哪個種姓？你爸爸叫什麼？’這麼寥寥幾個問題就把一切都搞清楚了，調查起來也很容易。而你就得多等一會兒才行。我們已經把我們叔外公的事，以及你在非洲的情況都告訴他們了。我們強調了你激進的那一面。”

威利說：“我寧可什麼背景都沒有。我希望做我自己。一切重新開始。”

可她卻像是什麼也沒聽見。“你會走許多路的。你現在就該鍛鍊起來了。穿帆布鞋走。把腳底磨磨硬。”

他就在柏林的沙地樹林裡一走好幾個小時，沿著那些小道信步而行。一天下午，他來到一片陽光明媚的空地上，還沒弄清楚自己身在何處，就發現周圍有好些赤身裸體、側目而視的男人，四肢舒展地躺在長長的草中，旁邊停著幾輛腳踏車，顯然是其中一些人騎來的。腳踏車倒在草地上，人與車的扭曲姿態似乎流露出一種奇異的渴望。

他把這次令人不安的小小歷險告訴了薩洛姬妮，薩洛姬妮說：“那裡是同性戀區。很有名的。你應該小心才是。不然，你還沒見到坎達帕裡就要麻煩纏身了。”

有些樹上的葉子開始轉變顏色，天色也日漸變黃。

一天，薩洛姬妮說：“終於來了。沃爾夫收到一封印度來的信，一個叫約瑟夫的人寄來的。他是位大學講師。你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基督徒。他不屬於任何地下組織。他的身份是完全公開的，留心不介入任何是非。所有這類運動都有一些這樣的人。對我們這些人，對他們自己，對當局，都很有用。約瑟夫會見你，如果他覺得你不錯，就會推薦你。”

就這樣，二十多年之後，威利又見到了印度。他離開印度的時候，行囊裡些許銀錢是父親的饋贈；現在他回到印度，行囊裡仍舊沒有幾個錢，這次是妹妹給的。

印度從法蘭克福機場那個印度旅客聚集的小小圍欄裡開始向他展開。他觀察著這些印度旅客——極有可能數小時之後就再也不會見到的人，心中的恐懼比他觀察留居柏林的泰米爾人和其他印度人時更甚。這些人的衣著與舉止無不向他展示什麼是印度。他滿腦子都是他的使命，都是革命，他覺得和他們之間相距千里。但是，他在機場、在飛機上觀察到的由一個又一個細枝末節連綴而成的印度，印度家庭生活所體現的那個可怕的印度——鬆鬆垮垮的體態、大快朵頤的神態、高談闊論的姿態，還有為人父的觀念、為人母的觀念、不知用過多少次的皺巴巴的塑膠購物袋（有時上面還印著長長的毫無意義的名字）——這麼一個印度開始襲擊他，使他記起了一些他自以為已經遺忘和丟開的事情，一些被他的使命感塗抹掩蓋的事情；他覺得和那些同行旅客的距離漸漸縮短了。漫長的一夜過後，他覺得自己一想到印度就會生出一種惶恐，那越來越近的土地就在他透過舷窗看到的摧毀一切色彩的強光之下。他覺得：“我思考過那兩個世界，我也很瞭解自己所屬的那個世界。但是現在，我真的希望能倒退幾個小時，回到柏林的帕特里克·赫爾曼商店外面，或者回到卡德韋百貨公司裡的酒吧品嚐牡蠣和香檳。”

清晨，飛機著陸了，而他終於能夠較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緒了。光線已經變得刺眼，熱浪也已經從跑道上騰起。狹小破舊的候機樓裡客流如織，人聲鼎沸。飛機上的那些印度旅客已經換了副面孔，他們已經到家了，已經（提著箱子、羊毛衫和外國名城商店的塑膠袋）換上了一副權威的神氣，這將他們同外地人區分開來。吊扇烏黑的葉片轉個不停，將吊扇固定在天花板上的金屬桿上落滿了油汙和灰塵。

威利想：“這就是機場。我必須這麼看它。我必須這麼看所有的一切。”

威利沒想到機場的候機樓裡還會有木工活。它們並不比威利在非洲看到過的那些簡陋的海濱週末餐館的木器高明多少——簡陋本就是非洲風格和氣氛的一部分。混凝土牆壁草草粉刷過，塗料濺到了玻璃和木頭上；離水磨石地板數英寸高的牆壁上有掃帚和髒水留下的汙跡。一個藍色的塑膠桶和一把又髒又短的椰樹枝掃帚倚牆而立；不遠處蹲著一個又瘦又黑的女人，包裹在深色衣服裡，臀部緩慢地移動著，清掃著，在地板上留下淺淡的汙痕。

威利想：“二十年前，我不會看到我現在看到的這些。我現在看到這些，是因為我已經變成另一個人了。我不可能再變回原來的樣子了。但是，我必須恢復原來看待事物的方式。否則，我的事業還沒開始就已經輸了。我身後的那個世界崇尚的是奢侈和體面。不久前，我已看得很清楚，那是一個簡單的世界，那裡的人都已經被簡化了。我決不能迴歸那種理念。我必須認清，現在我身邊的這些人，信仰和社會觀念都更為複雜，我身處的是一個所有風格和巧思都已被剝奪的世界。這裡是個機場。它在運轉。這裡到處是精通技術的人。這是我必須看到的。”

約瑟夫住在幾百英里之外的一個省轄城市。

威利必須坐火車去。而要坐火車，必須先坐計程車去火車站。然後，他在售票處——就像強烈的陽光照不進來的山洞，僅靠昏暗的日光燈照明——發現，最近幾天的火車票都已賣完，他必須在火車站開辦的客棧裡待上幾天，或者去找家旅館。很快，印度就以它所有的關於事物的新概念（計程車、旅館、火車站、候車室、衛生間、餐館），以及所有的新規則（蹲著如廁、只吃熟食、避免碰觸水和柔軟的水果），把他吞沒了。

有一種瑜伽要求修行者非常緩慢地移動身體，同時全神貫注於頭腦對身體的操控。練習數月之後（世故、天賦不足的人則需要數年），修行者會感覺到每一塊肌肉在體內的運動精準地遵從頭腦的指令。而對威利來說，回到印度的頭幾天，每天的生活流程就是這樣一種瑜伽，就是一連串的障礙；每一件簡單的事情都需要反覆思量，需要重新學習。

（瑜伽：待在印度旅館的房間裡，開啟窗子，面對噪音、氣味，或者走在街上時，他發現，在緊張快速的內心生活中，他時常關注非洲。他記得在殖民時代末期，瑜伽曾在中年婦女中間風靡過一陣子，似乎對這種作為理想的精神和肉體的完善的簡單認同能夠使他們正在瓦解的世界變得容易忍受些。）

在柏林的時候，他曾設想過應該帶些什麼書。他首先想到的是，在林中長途跋涉之後，躲在靜謐的鄉村茅舍裡，他會想要讀一些輕鬆愉快的書。在非洲的時候，他多多少少放棄了閱讀的習慣，現在能想起來的也就是《三人同舟》——可惜他從來沒有讀完過——和弗里曼·威爾斯·克羅夫特的《酒桶》或《酒桶傳奇》，一本三十年代的驚險小說。他有一次偶然在非洲的某個人家裡發現了一本破破爛爛的克羅夫特的平裝書。他還沒讀多少，就找不到了（也可能是人家要回去了），而有關那個傳奇的模糊記憶（倫敦，河上漂浮的酒桶，潮汐與水流的計算）卻一直留在他腦海裡，像一首詩。但是，他還沒開始在柏林找書，就覺得自己會很快讀完它們。而且還有更進一步的問題：這些書會和他一起在他的頭腦裡製造一些圖景，展現一個他已不再需要的世界。因此，這些書正在悄然變質，完全不像他想的那樣無害和“輕鬆”。

他不再去想那些書。可是有一天，散步快結束的時候，他走進了一家古玩店，吸引他的是店裡隨意堆放的二三十年代的彩色玻璃器皿、燈具、花瓶和其他繽紛精美的玩意兒，它們經歷了戰亂而得以保全。一張桌子上擺著不少書，大多是德文版平裝書，滿布黑體德語字母。其中有一些特別引人注目，褪色的布封面，英文，那是些英文教科書，代數、高等幾何、機械和流體靜力學。這些書都是二十年代印刷的，當時經濟不景氣，用的是顏色灰暗的廉價紙張；可能是某個學生或教師從英國帶到柏林的。威利在學校的時候就喜歡數學。他喜歡邏輯，對推理著迷。此刻他突然覺得這些書正是他在叢林中所需要的。它們能使他保持頭腦清醒；它們不會重複，而是一課接一課、一階段連一階段地推進，也不會有令人厭倦的、過於簡化的社會里的男男女女讓人心煩意亂的照片。

現在，威利待在火車站附近的印度旅館裡，還要過一天一夜，他才能坐上火車去約瑟夫所在的城市。他從小小的帆布手提箱裡拿出那些書，開始鑽研他的新課程。頭一本是幾何書。從天花板上灑下的燈光很昏暗。他幾乎看不清灰白色的舊紙上的模糊字跡。他努力分辨，眼睛開始疼。解題需要紙和筆。他一樣都沒有。所以他什麼都做不了。而且他也無法否認，這本幾何書還有其他那些書，對他來說都太艱深了。他太高估自己的能力了。他應該從更初級的程度開始；此外，他顯然還需要有人教他、鼓勵他。他倚在床上閱讀，或者說是努力嘗試閱讀；這個狹小的房間裡連桌子也沒有。他把書又放回了帆布箱裡。

他想：“我得把這些書處理掉。否則它們會把我搞得很慘。”

這個失敗如此直接，迅速，徹底，一切還沒開始，他已經滿懷沮喪。他難以忍受待在汙跡斑斑的牆壁所包圍的狹小房間裡，卻又更加難以走向外面那個熱烘烘、鬧騰騰的城市。那些書曾令他感到自豪，感到安全。現在，他感到被剝光了。他聽著每隔一刻鐘的報時捱過了一個晚上，又捱過了第二天。去約瑟夫那兒的路上，他越來越沮喪；但是火車一刻不停地載著他前行，經過一整夜，經過所有喧囂的小站，不管他是否願意，載著他奔向他已承諾獻身的物件。

清晨，太陽昇起的時候，行駛的列車投下完完整整的影子，從車廂頂部到軌道上的車輪都清晰可辨。他尋找著自己的影子，找到後和它玩了一會兒，晃晃頭，揮揮手，看看影子的回應。他想：“這就是我。”這彷彿是一種古怪的安慰，這樣遠遠看著自己，擁有人人都有的生命。

約瑟夫所在的城市很大，可並沒有大都市的感覺。車站外面的那條路上亂成一團，到處是急切的喊叫和吵嚷，但就是誰也動不了。人人都在擋別人的路。腳踏三輪車、三輪摩托車和計程車都在同馬車、騾車搶道，那馬車和騾車十分驚險地向後傾去，幾乎快要把車裡擠得滿滿當當的女人和孩子倒出去了。附近有許多旅館代理人在招徠客人，威利隨便選了一個，跟著他去了一家裡維埃拉賓館。他們上了一輛馬車。“現代化，十分現代化。”裡維埃拉的代理人反反覆覆地說，可剛把威利帶進賓館逼仄的大堂，立時就無影無蹤了，好像害怕被人抓住要他為什麼事情負責似的。

這是一幢位於市場區的小小的兩層混凝土建築，雖說是混凝土結構的，看上去卻很脆弱。安排給威利的那間屋子有一股通風不良的黴味，然後，威利試圖開啟窗戶，由於用力過猛，窗鉤——一種軟得不可思議的金屬——似乎在他手心裡變彎了。他可不希望損壞任何東西，於是輕輕地鬆開窗鉤，將窗戶開啟了。小桌子上豎著一本客房服務手冊，上面保證全天供應食物，菜品來自“我們麵包師的籃子裡”、“漁夫的漁網裡”和“屠夫的砧板上”。威利知道這些全是空話，只不過是從某家外國賓館抄來的，只不過是一種表達善意的姿態、取悅客人的嘗試及其現代化的一個方面。

他想他應該給約瑟夫打個電話。可是床頭的那個紅色電話，雖然一旁的卡片上印著“您的朋友和愛人就在幾個數字之外”，卻沒有撥號音。他跑到樓下——瞥見那個狡猾的代理人就在裡面一間屋子裡——借用服務檯的電話。服務檯後的那個人非常親切。

接電話的可能正是約瑟夫本人，聲音明朗清晰，讓人放心。這是威利到達印度以來第一次清晰的交談，第一次感受到親近，他覺得自己幾乎要落淚了。

約瑟夫說他那天上午有課，下午就有空了。他們於是約了傍晚見面。威利回到房間，突然間覺得筋疲力盡。他和衣倒在鐵床承載的薄薄的床墊上，自從離開柏林和法蘭克福，第一次陷入了熟睡。

炎熱和刺目的光亮把他攪醒了，而他遠遠沒有睡足。大概三點鐘的光景，陽光射在開啟的玻璃窗上，令人目眩。因為醒得太早，他的眼睛和腦袋都疼得厲害。他覺得自己受了重傷。但現在離他和約瑟夫約定的時間只剩一個半小時了，約瑟夫是他唯一能依靠的人；於是他強迫自己從薄薄的硬毛床墊上坐了起來。

三輪摩托車司機接過威利遞過來的地址，說道：“在新區。”威利仍然迷迷糊糊，頭和眼睛仍然因為突然醒來而隱隱作痛。他們出了市區，沿著主幹道在卡車和公共汽車揚起的熱烘烘的灰塵、濃煙和轟鳴中開了十五或者二十或者二十五分鐘。他們拐上一條沒澆過柏油的燧石路，摩托車上下顛簸起來，最後來到一片住宅區前。若干混凝土結構的公寓樓建在一片寸草不生、坑坑窪窪的泥地上，建造商似乎忘了或者不願意在房子完工之後把地面收拾平整。好些樓都有混凝土柱子支撐著，複雜的樓號或地址用大大的數字和字母滴滴答答地塗抹在上面。

約瑟夫那幢樓的電梯通道位於兩根柱子之間，沒有一直通到地面。它在離地三英尺的地方打住了，停在洞穴岩層似的夯實的土地上，在土裡鑿出幾級臺階通向電梯。這樣處理也許是出於風格方面的考慮，也許是為了省錢；或者僅僅是因為有人——設計師、建造商或者電梯製造商——測量有誤。儘管如此，威利想，這還是電梯：住在這幢樓裡的人就是這麼看的。他們會自以為住在一個有錢人聚居的新區，住在一幢有電梯的現代化混凝土公寓樓裡。

他想：“我一定要記住不能向約瑟夫提起這個。他可能是個難對付的傢伙，不好說話，但我絕對不能和他聊這幢樓，聊他住的地方。除非是我太累了。我得多加小心。”

電梯裝的是金屬摺疊門，黑乎乎的，沾滿油汙，開啟和關上時都震天響。住在非洲邊遠角落的時候，威利已經習慣了粗糙的房子。當地人在內心深處一直都知道遲早有一天他們會捲鋪蓋上路。但是，他從未見識過他來到約瑟夫家所在的樓層時見到的這種半成品。這房子似乎在最初的階段就已經被棄置不顧，混凝土牆面上沒有任何修飾，走廊牆壁頂端釘著許多電纜，粗的細的都有，積滿了隔年的灰塵。而令威利心煩的是，院子裡的土堆間不斷傳來孩子們在午後熱烘烘的塵土中玩鬧歡叫的聲音，以及女人們嚴厲的呵斥聲。

開門的是約瑟夫本人。他身材魁梧，和他的聲音和舉止很協調，穿著白色或是米白色的長外衣或者睡衣。大約五十歲。

他問威利：“你覺得我們的大學住宅區怎麼樣？”

威利沒有中計。他回答：“應該是你來告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