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坎達帕裡的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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惶惶不安地過了兩天，他們又回到了那個村子，又看到了地主家空蕩蕩的大宅子。地主家荒蕪已久的田地一片枯黃，其間點綴著瘋長的寄生藤明亮的綠色。果園裡，一味伸展的枝條耗盡了果樹的營養，寥寥幾片枯萎黯淡的葉子懸在細瘦乾枯的枝頭，果子散落在地上，倒像豐收了似的，卻早有黃蜂在腐爛的甜橙和檸檬那灰白的果皮裡安了家。

對他們來說，這已經不是原來那個村子了。在之前駐紮的兩個星期裡，他們是天上的星星。他們扛著槍穿著軍裝，軍帽上的五角星鮮紅如血，說出的話都很要緊，即使沒人真信他們。而如今一切都變了。全村人都聽說了他們被警察伏擊的事，也知道那個氣勢洶洶的指揮官已經死了。村民們也不來挑釁，只是抱著精明老到的人自以為是的謹慎態度處理村子裡瑣碎的日常事務——他們似乎已經看透了返回村子的這些身穿軍裝的人。

他們想找到那三個留在村裡組織村民分地的人。這件事現在看來令人震驚，他們當初就該考慮到這種情況。那些天那三個人的處境肯定極為難堪。村裡沒有人知道他們上哪兒去了。甚至好像沒有人記得他們。不久，威利他們和基索——黑黑胖胖的臨時指揮官，考試沒及格的醫學生——就明白了，那三個人開小差了。基索知道開小差是怎麼回事。

他們佔領並解放這個村子之後，經常借宿在村民們的小屋裡。現在基索認為，不該再向村民們借宿了，甚至在村裡過夜都是很危險的。他命令大家繼續行軍，按照羅摩佔陀羅生前的指示，一步一步原路返回基地。

基索說道：“你會不由自主地覺得羅摩佔陀羅說得對。我們一旦解放了一個村子，就該殺幾個人，那樣的話，我們的進展會大得多。我們現在也會更安全。”

他們不熟悉樹林，所以行軍時不敢離開林中道路或者繞過村子。他們開始把村民當作敵人，儘管他們飲水吃飯仍然得靠村民。每天晚上他們都在村外半英里處宿營；每天晚上他們都要安排一個士兵持槍放哨（當初那些粗陋的軍事訓練遺留的印記）。村民們知道他們的這些措施，這使他們免受某些村民的劫掠。

在離開村子的路上，威利開始意識到，參加革命的這些年，他一直對鄉村與樹林抱有一種田園牧歌式的幻想，而這種幻想正是革命思想的基礎。他讓自己相信，眼前的鄉村就是這樣的；他從未懷疑過這一點。他讓自己相信，在喧鬧忙碌糟糕的城市之外有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這裡的一切都遵循古已有之的模式，而這種模式正是革命所要推翻的。在這種田園牧歌式的幻想裡，農民辛勤勞動卻深受壓迫。這種幻想忽略了一點：在他們於行軍途中解放（然後放棄）然後有幸在某一天再次解放的那些村子裡，惡棍無處不在，褊狹、兇惡、殘忍，就像他們身處的環境，他們的存在與勞動和壓迫的觀念沒有任何關係。

讓威利納悶的是，為何以前在離開村子的路上他沒有見到過這些惡棍。也許是羅摩佔陀羅瘦削而剛健的手指按在AK-47上的形象把他們震懾住了。如今他們這支隊伍元氣大傷，在每個村子裡都會受到那些惡棍的騷擾和挑釁。在其中一個村子裡，有個臉色蒼白的傢伙騎著馬揮著槍——他們當初怎麼會漏掉他呢？——衝到他們的宿營地大叫：“你們都是中情局的，中情局的。統統該被殺掉。”基索下令不理睬他。這是最好的回答，但並不容易做到。騎馬來的那個人是村裡的一個惡棍，替村裡人出頭，來顯示他們的勇氣，而這樣的勇氣就在幾天前他們藏起來還來不及呢。

有些村子裡的人認為，這支隊伍裡的人都是些四處遊蕩的槍手，可以僱來殺人。那些想要殺人的傢伙通常都沒幾個錢，但他們自以為能夠透過軟磨硬泡和諂媚叫這些人就範。也許這就是他們過日子的方式，什麼事都靠乞求解決。這從他們貪婪的眼神和懶散的身體就能看出來。

威利想起羅摩佔陀羅曾經說過：“我們千萬不要妄想去改造每個人。在這一點上，有太多的人已經走得太遠了。我們得等到這一代人全都死了。這一代人，還有下一代人。我們只能指望第三代人。”

就這樣，他們一步一步往回撤，威利那田園牧歌式的幻想彷彿著了某種魔法，一點點自行消解。他們在村民幫助下修築的路消失了；淘盡了淤泥的水箱又堵塞了。牽涉土地、水井或繼承權的家庭糾紛，小得不能再小，已經羅摩佔陀羅裁決，似乎都已解決了，如今紛爭又起，鬧出了至少一起人命官司。

一天，在村子外面，一個膚色黝黑的中年人走近正在行軍的部隊。他問基索：“你參加革命有多久了？”他這麼問，似乎就是為了讓他們聽聽他那一口漂亮純正的發音，讓他們知道盡管他穿得像農民，肩頭掛著條薄毛巾，但實際上他是城裡人。

基索答道：“八年。”

那人說：“每次碰到你們這樣的人——我確實經常碰到你們這樣的人——我總會忍不住想，你們只是上尉或者少校，初出茅廬，晉升的路長著呢。請原諒我這麼說。我參加革命三十年了，所有那些運動都參加過，而且我覺得我還能再幹三十年。只要時刻警惕，你就不會被抓住。所以，我自以為夠做將軍了。或者准將——如果你們覺得我話說大了。”

威利問道：“你這麼些年都做了些什麼呢？”

“當然是逃避追捕囉。除此之外就極其無聊了。但是，即使為這樣的無聊所包圍，我的靈魂也從未停止對世事的判斷，但從未發現它的價值。這一點很難向外人解釋清楚。但我總是樂此不疲。”

威利問道：“你是怎麼參加革命的呢？”

“老一套。我那時還在大學裡讀書。我想知道窮人的生活是什麼樣。學生們曾對這類問題有過一些非常激烈的討論。革命運動的一位偵察員——我們周圍有不少這樣的人——安排我去看窮人的生活。我們在火車站碰頭，上了一趟慢車的三等車廂，走了整整一個晚上。我就像是觀光客，而我的嚮導則像是陪同的導遊。我們最後來到一個貧窮的村子。真的非常窮。我從沒想過我的嚮導為什麼會選這個村子，它是如何被革命運動發現的。當然，村子裡沒有任何衛生設施。那在當時的我看來可是非同小可。也沒有什麼吃的。我的嚮導問了他們一些問題，然後把他們的回答翻譯給我聽。有個女人說：‘我家裡已經三天沒生火了。’她的意思是她已經三天沒做飯了，她們全家已經三天沒吃東西了。我非常激動。第一個晚上即將結束的時候，村民們圍坐在露天的篝火旁唱起歌來。他們那樣做是為了給我們看還是自娛自樂，他們是不是每晚都那樣，我從沒想過這些問題。我只知道自己迫不及待想要參加革命。當時的革命，三十年前的革命。一切都由嚮導幫我安排。費了點兒時間。我離開了大學，趕到一個小城，和聯絡員見了面。他們派我去某個村子。從小城出發走了很久。公路變成了泥路，接著天黑了。正是三月份，天氣還算舒服，不太熱。我一點兒也不害怕。然後我到了那個村子。不算太晚。一看到村子，我首先注意到了大地主的宅子。好大一座宅子，茅草屋頂修葺得整整齊齊。窮人家的屋頂可不會那麼整齊，屋簷都是不加整飭的。我的任務就是幹掉那個大地主。剛到村子第一天就看到我要殺的那個人的宅子，真是耐人尋味。看見那宅子的時候我就是這麼想的。如果我有另一種信仰，就會認為這是上帝的安排。上帝指引我前進。我接到的指示是殺掉那個大地主。我不會親自動手。我要找一個農民去幹。那就是當時的觀念，使農民轉變成反抗者，透過他們來發動革命。說來你也許不信，剛看見那宅子，我就看見一個農民在夜色中朝我走來，他剛乾完農活，因為某些原因回家晚了。又是上帝的安排。我跟他作了自我介紹。我直截了當地說：‘兄弟，晚上好！我是一名革命者。我需要找地方過夜。’他管我叫先生，請我去他家的小屋過夜。我們到了他家後他讓我在牛棚過夜。這是典型的革命故事。那個牛棚很糟，不過我如今也見過很多比那更糟糕的牛棚了。我們吃的是難以下嚥的米飯。喝的水是從一條小溪裡打來的。可不是故事書上流水潺潺、清澈見底的英國小溪。我們是在印度，先生們，那是條渾濁的泥溝。什麼東西你都得煮過，好去掉臭烘烘的怪味。我和主人聊起了他的貧困、他的負債，以及他生活的艱難。他似乎很吃驚。接著我就請他去殺掉那個地主。你們也覺得我太沉不住氣了吧？我到村裡的第一個晚上就想把所有的事情做完。那個農民一口拒絕。這讓我鬆了口氣，真的。我還不夠強硬。要是那個人說：‘先生，你說得對，我早想這麼幹了。你來看我怎麼宰了這個雜種。’說不定我就逃之夭夭了。但他卻說，過去的三個月他就靠地主給他錢和吃的過日子。他還說——彷彿是要用他自己的智慧來回報我告訴他的理論——殺了地主就像是殺了會下金蛋的鵝。他的話裡盡是類似的格言。第二天，我一大早就逃走了。這也是一個典型的革命故事。大多數人會回到城裡，坐汽車或者坐火車回家，回到書齋裡，或者去和女傭糾纏不清。但是我卻堅持下來了。於是你們就在這裡見到我了。三十年了，仍然和農民混在一起，向他們灌輸那種殺人的哲學。”

威利問：“你整天都做些什麼？”

基索說：“我正要問他這個。”

“我住在某個農民家裡。在那裡過夜。不用為租金、保險和生活起居操心。我早早起來下田幹活。我已經習慣了。我懷疑自己是否還能回到安坐在四面牆包圍的小房間裡的生活。我回到農民家裡，吃點兒他們的東西。還讀一會兒書，馬克思、托洛茨基、毛澤東、列寧的經典著作。然後我去村裡各家串串門，安排後面哪天開會。再回去。主人從田裡收工回來，我們會談上幾句。其實我們沒談什麼。很難。彼此間沒什麼可說的。你不可能真正融入村裡的生活。過一兩天我就換個地方。我可不希望主人家討厭我，到警察那兒告發我。就這樣過了一天又一天，每天的生活沒什麼兩樣。我都覺得我是在描述一個高階執行官的生活。”

威利說：“我不明白。”

基索說：“我也不明白。”

那人說：“我指的是無聊。一切都為他們安排好了。一旦進入那些機構，你一輩子就沒什麼可操心的了。英美菸草公司，皇家菸草公司，聯合利華，鐵箱公司，都一樣。我聽說在皇家菸草公司，那些小夥子們就吃頓中飯，然後上各家門店轉悠，檢查香菸盒子上的生產日期。”

他察覺到了對方的不信任，不免焦躁起來，說話也有了戒心，不再像原先那樣講究修辭了。他不想再和部隊的人待下去了，於是一看見他可以進去休息的一片小屋，他就告辭了。

基索問道：“你看他是不是在哪一家大公司裡幹過？”

威利答道：“我覺得他可能申請過但沒被錄用。要是他們招他進了鐵箱公司或其他哪家公司，也許他就不會跑到鄉下來教農民殺人了。他說的那些上尉啊少校啊自己夠做將軍之類的廢話，也許說明他想參軍卻沒部隊肯要他。他有點兒讓我惱火。”

“那是過分了。”

“我對他惱火是因為，起先我想他儘管一副小丑相，但大概還有點兒小聰明，我可以用到。我聽得很仔細，以為我能慢慢明白他所說的一切。”

基索說：“他是個瘋子。我看他沒有被捕是因為警察認為抓他不值得。而農民們可能都把他當笑話看。”

威利想：“但村民們可能也是這樣看我們這些人的。也許我們也都有點兒瘋了，精神錯亂了，自己卻還不知道。基索以前也許想做醫生。而現在他過著這種生活，還努力讓自己相信這是真實的。要看出別人是否不正常，總是很容易。那些村民叫我們幫忙殺人，我們能看出他們是在發瘋。那些人的面孔扭曲醜陋，彷彿他們真的生在一個可怕的時代。但我們看不見自己不正常的地方。不過我已經開始感到自己不正常了。”

他們最終回到了基地。威利在基地有自己的房間。革命高層擴大解放區的願望落空了，人人都知道這一點。儘管整體的氣氛十分陰鬱，能回到自己曾經待過的地方，威利還是很開心。他覺得自己不再被拋入半空中；他覺得他也許能夠再次掌握自己的命運。他喜歡乾淨低矮的茅草屋頂——如此讓人安心，尤其是當他躺在繩床上的時候——他可以在茅草和椽木之間藏一些小東西；他喜歡抹過灰泥的夯實的泥土地面，踩在上面腳底下會發出空洞的聲音。

威利希望能再次見到防區長官，那個溫文爾雅的人。但他沒有露面。聽人說他開小差了，在一番討價還價之後向警察投降了。他在投降之後領到了警方的賞金，游擊隊員投降後都可以領到那筆賞金。然後他回到了原先生活的大城市，花了好幾天時間跟蹤分居的妻子，最後一槍要了她的命。如今沒人知道他的下落。也許他已經自殺了。但更有可能，他揣著獲取自由的同時拿到的那筆賞金，正在這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四處逍遙，盡情施展當游擊隊員時學會的那套喬裝隱匿的技巧，也許甚至逐漸擺脫了舊時的個性和隱忍多年的痛苦。

要不是警方几乎在同時逮捕了坎達帕裡，以上訊息本該會引起更大的轟動。從目前的情況看，坎達帕裡被捕這件事更為重要，雖然他已經失去了大多數追隨者，而且已經幾乎構不成安全威脅，警方在逮捕他以及押送他上法庭的時候都沒有采取特別的預防措施。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本隨身攜帶的剪報簿，裡面貼著從報紙上剪下來的孩子的照片。這些照片蘊含著某種深沉的打動人心的東西，但坎達帕裡已無法說清；他已經喪失了理智，剩下的只有這種深沉的情感。威利被深深地感動了，甚至比在柏林第一次聽薩洛姬妮說起坎達帕裡時還要感動：他對人類的深情，他眼眶中的淚水。現在已經沒法同她聯絡了。這些天來，威利一直懷著一種無能為力的悲慼，為他自己，也為這個世界，為每一個受傷的人和動物，他想要進入那個喪失理智的人的內心。他竭力想象那個身材瘦小的老教師怎樣從報紙上挑選照片，又怎樣把它們貼進簿子裡。究竟是哪些照片吸引了他？它們為什麼會吸引他？但他還是不能理解那個人，那個人始終是他思想的囚徒，永遠被孤獨地囚禁著。想到他已經精神錯亂，沒有人能夠和他交流，想到他頭腦裡從過去到現在積累的難以想象的糾纏和轉折，威利比聽到這個人的死訊更感動。

甚至他的敵人也被感動了。愛因斯坦認為革命運動應該做出表態，表明與老革命家休慼與共。他在防區的正式會議上提出此事。

他說：“他的恥辱也是我們所有人的恥辱。我們和他爭論過，但我們不能抹殺他的貢獻，他在革命遭到鎮壓奄奄一息的危急時刻挽救了革命。我建議我們劫持中央政府的一個部長，如果做不到，就劫持地方政府的一個部長。我們要清楚這樣做是一種姿態，表示對坎達帕裡的聲援。我願意參加這次行動。我已經調查過了，已經想到了一個目標，也知道什麼時候可以下手。我需要三個人、三把手槍和一輛汽車。我還要一個人等在部長官邸旁邊的交通訊號燈前面，在我們逃走的時候把橫向行駛的車輛攔住三四秒鐘。他要假裝攔車是為了部長。整個行動不會超過兩分鐘。實際上我已經演練過一次了，用了一分五十秒。”

一位重要的分隊長說：“目前我們不應該做任何長警察志氣滅自己威風的事。但請你先說說你的計劃。”

“部長宅邸在阿齊茲納加爾。我們需要提前一個星期或者至少四天趕到那裡，熟悉周圍的道路。我們需要一輛汽車。我們可以從其他什麼地方租一輛。我們三個人早上就坐在大門外的車上。部長宅邸與馬路之間隔著一道高牆。那再好不過了。衛兵會過來問我們要幹什麼。我們會記下他，時候一到就幹掉他。我們就說我們是大學生——我會選出一個人來回答——想請部長出來和我們談談什麼的。我會判斷什麼時候人少，時機成熟。我從車子裡出來，經過衛兵面前到達部長宅邸的前門。我走過去的時候，我帶的一個人會開槍打衛兵的手或腳。這時候我已經進了部長宅邸。有人來攔我，我就朝他開槍。我會衝進部長的辦公室或會客室，同時大聲喊叫並開槍。我會立刻射傷他的手，並不停地大叫。他一定會嚇壞的。他一受傷我就押著他走出前門到我們停在門口的車子前。我研究過他的體格。我能對付得了他，能把他押出來。做這些時必須冷靜、準確、堅決。一步都猶豫不得。然後我們就開車穿過設定好的訊號燈。就兩分鐘。勇敢、冷靜的兩分鐘。這次行動會對我們很有利。大家會知道我們仍然在活動。”

那個隊長說：“不錯，很簡單。也許太簡單了。”

愛因斯坦說：“最有效的行動都是簡單直接的。”

基索說：“我擔心交通訊號燈會出問題。行動時索性把它們關掉是不是更好？”

愛因斯坦說：“關得太早，他們會修好的。關得太晚，路口就會堵車。最好有人走到十字路口，如果我們離開的時候正好是紅燈，那個人神情嚴肅地戴上警察的白手套，攔住橫向行駛的車輛。如果正好是綠燈，那就用不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