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不恨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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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受過良好的教育和體格鍛鍊的警司與他們進行了一番親切的交談，臨近結束時，他想他自由了，甚至在他被迫與愛因斯坦分開並被帶到一個邊遠地區的監獄裡時，他仍然這麼想。他和愛因斯坦在安排投降時遇到了一些麻煩，而愛因斯坦又曾解釋說投降之所以遲遲不能進行是由於警方要“審查”他們的案子，也許是以上兩點使威利把投降和赦免混為一談了。他原以為去警察局投降之後，就會被釋放。甚至當他被帶到監獄的時候，仍然懷著這種希望。辦理入獄手續，就像是入住簡陋的鄉村旅館，只不過負責登記的是一身卡其布制服的粗暴獄吏。登記手續重複而煩瑣，新來的人每經歷一道手續，心裡就又涼了一層。

“當然，這一切讓我感到焦躁，”威利想，“但對獄吏來說，這不過是例行公事。假如我把自己放在他們的位置，就不會那麼不安了。”

他努力這樣做，但他們似乎並沒有注意到。

辦完登記手續後，他被安排進一間營房似的狹長的屋子裡。裡面已經住了很多人，大多是鄉下人，身材矮小，被打蔫了一般，但一雙雙黑亮的眼睛盯著威利，彷彿要吞了他。這些人犯的案子各式各樣，正在等著判決；所以他們仍然穿著平常的衣服。威利不願意捲入他們的不幸。他不願意這麼快就被再一次投入情感的牢獄。他不願意把自己當成這間長屋子裡的居民之一。他相信自己很快就能離開這裡重獲自由，他想他該寫封信給在柏林的薩洛姬妮，一封輕鬆開朗的信——語氣他都已經想好了——把最後一次通訊之後發生的事情都告訴她。

但是寫信並非想寫就寫得出來，即便他手頭有筆有紙。他要到第二天才能考慮寫這封信，而看守大發善心拿給他的那張紙看起來像是被摩挲過許多次，大概是從一本活頁賬簿上撕下來的，窄窄一條，被劃分成窄窄的格子，左側的小孔都裂開了，左上角是紫色橡皮圖章蓋下的監獄名稱，右邊則印著一個大大的黑色數字。這張信紙很薄，沒打孔的一邊還捲了起來，令他十分沮喪，沒心思寫信了。

接下來的兩三天，他熟悉了監獄的日常作息。他把馬上就能獲釋的念頭置於腦後，開始適應新的生活，就像之前各個時期適應那些擺在面前的生活一樣。每天早上五點半起床，矗立在院子裡的水塔，味同嚼蠟的三餐，枯燥沉悶的放風，每天晚上囚室關閉後躺在地上捱過的無聊長夜：他竭力想透過以前那套精神瑜伽來適應這一切，他回到印度這麼久——或許在此之前，或許這一生——每當日常行動和要求突然變得令他痛苦不堪的時候，他都是用那套瑜伽來對付。他有意識地操練著這種瑜伽，直到新生活帶來的種種艱難逐漸變成了習慣，變成了生活本身。

在入獄幾天之後的一個早上，他被帶到監獄前面的一間屋子裡。他喜歡的那個警司在屋裡等他。他仍然很喜歡他，但在他們的談話結束的時候——他們好像什麼都談了，卻又好像什麼都沒談——他開始覺得自己的案子不像原先料想的那麼簡單。愛因斯坦曾經提到威利的“國外關係”會給他帶來些麻煩。所謂的“國外關係”只能是指薩洛姬妮和沃爾夫，那也正是他歷險的起點。但是，警司和他的一位同事第二次找他談話的時候，對他的“國外關係”隻字未提。而有一件事是威利不得不忘掉的，也是愛因斯坦說他不想聽的——他知道的顯然比他聲稱的要多。事發當時有目擊證人，他們可能已經報了警。但是，在監獄前面的那間屋子裡，沒人提起那件事。只是在第四次談話時，威利意識到，警司和他的同事想了解那三名警察被殺時的情形。威利想起當時的情景，心裡更多的是對羅摩佔陀羅的憐憫和崇敬；而那三名警察，他既沒見過，也從來不認識，他們的死已經離他很遠了。

在前幾次談話中，他一直在和一些幽靈搏鬥，說了些他其實並不知道的事。他現在發現警司掌握了羅摩佔陀羅每一個部下的名字，也知道威利和羅摩佔陀羅關係親密。由於警司也知道當時警察那邊的情況，那麼他對事件的原委自然比威利瞭解得更全面。

威利不免心慌意亂。當他發現自己將作為謀殺那三個警察的從犯受到指控時，他的心沉了下去。

他想：“太不公平了。我參加革命的大部分時間，其實幾乎是全部時間，都是在無所事事中度過。大部分時候我都感到極其無聊。我原想寫一封半開玩笑的信——可惜最終沒寫成——告訴薩洛姬妮，我什麼也沒做成，我的革命生涯真是無可指責，最終無聊感促使我向警方投降。但是，警司可不這麼理解我在游擊隊的日子。我的所作所為在他眼裡要比在我自己眼裡嚴重二十倍。他不會相信在那些事情中我不過是個旁觀者。他只會數屍體。”

威利已經很久不曾一一回想他睡過的床了。他在印度度過的童年和少年歲月；在倫敦消磨掉的憂心忡忡的三年，他這個護照上的學生，實際上的流浪漢，一心要遠離原來的自己，卻不知該何去何從，不知將來的生活會是什麼模樣；接下來是非洲的十八年，飛逝而過、漫無目的的十八年，過的全是別人的生活。他能一一記起那些年睡過的所有的床，這種回憶會給他一種奇怪的滿足感，使他覺得，儘管他處世消極，他的人生還是有意義的，這種意義就在他身邊累積。

但是，他回來之後已經被印度消解了。他看不到任何模式、任何思路。他回來是因為他想行動，想真正地在這世上擁有自己的位置。但他卻成了一個流浪者，而世界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撲朔迷離。這種撲朔迷離所帶來的不安，在可憐的拉賈像孩子般興奮地騎著摩托車帶他去見識“敵人”那天就有了——老樹廕庇下的地區警察總部，沙地閱兵場，預備警察部隊計程車兵荷槍把守的大門，門前那些捱過一輪季風的汙跡斑斑的髒沙袋。威利認識那條路，也熟悉沿途的乏味景色。但是那天他所看到的一切有某種特殊的性質。一切都顯得那麼清爽而新鮮，就好像他在地下生活了許久之後來到了地面上。但是他不能留在那兒，不能留在那清爽和新鮮之中。他必須乘著拉賈的摩托車返回另一個世界。

那種撲朔迷離讓人混亂。他一度回想不起來睡過的那些床。這麼做不再有任何意義，他放棄了。而現在，談話、出庭、從甲監獄轉到乙監獄——監獄、監獄設施和罪犯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另類世界，他以前對此一無所知——當這些全新的體驗降臨到他頭上，他重新開始回想睡過的床，但不再從頭開始，而是從投降那天開始。

終於有一天，他認為他應該給薩洛姬妮寫封信了。輕鬆的心境早已離他而去；最後當他臉朝下匍匐在鮮豔而粗糙的監獄地毯上，開始在被分隔成許多窄行的紙上寫信的時候，他驚訝地發現自己竟生出了悲哀之感。他想起自己在柚樹林營地的第一夜，整個晚上樹林裡不斷傳來禽鳥拍打翅膀和鳴叫的聲音，以及其他動物絕望的求救聲。寫字的姿勢很不舒服，當他費力地在紙上細線隔出的窄行間寫字的時候，他覺得手似乎被縛住了。最後他想沒必要聽命於這些線條。於是他開始跨行寫。紙不夠，他發現這不成問題，只要簽名就可以領到紙。他原以為在監獄裡寫信只能用一張紙；他從來沒有問過，他以為在監獄裡世界整個兒縮小了。

如果獄卒不給他的信找麻煩，信應該在一個星期後送到柏林薩洛姬妮手中，如果她的地址沒有變。如果她馬上回信，如果獄卒不找什麼麻煩，她的回信應該在又一個星期後送到他手中。那麼，兩個星期就夠了。

但是兩個星期過去了，然後三個星期、四個星期過去了。沒有薩洛姬妮的回信。等待讓人心力交瘁，而對付它的辦法就是徹底放棄，接受什麼都不會發生。這就是威利的辦法。恰在此時，他的法庭生活和監獄生活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

他被判監禁十年。他安慰自己說本來可能更糟。最後他被轉到一所監獄，前門上方有一塊大牌子，上面寫著一行瘦瘦高高的字：“恨罪行，不恨罪犯。”他坐著囚車進入監獄的時候看見了這行字，後來經常想起它。它所表達的是一種難以做到的寬恕，究竟是甘地的思想，還是基督教的思想？也許兩者都是，因為聖雄的很多思想也符合基督教的教義。他還常常想起前門處牆壁另一側寫的字。牆壁內側寫的是：“感謝您的光臨”。這不是寫給犯人的，是寫給來訪者的。

一天，他收到一封信。印度的郵票，印度的信封——絕對沒錯，寄信人的地址威利再熟悉不過：那是他度過童年的那個家，是他父親那充滿感傷的靜修處。他原本不會展開那沓信紙——獄卒已經把信封裁開了——要不是他看見這封信並不是他父親寫的，而是薩洛姬妮寫的，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信是從夏洛騰堡轉來的。威利心想，她這麼快就喪失了在柏林養成的氣質。她回到了他面前，仍是二十八年前還沒有認識沃爾夫、還沒有出國、還沒有脫胎換骨時的樣子。在她寫這封信的時候，早先的某些個性彷彿又佔據了她。

<blockquote>

親愛的威利：

我早就離開夏洛騰堡的公寓了，你的信從一個地址轉到另一個地址，最後終於送到了我手上。柏林人做起這類事情來非常拿手。很抱歉讓你等了這麼久。你肯定很難受。而實際上我一直離你很近，不到一天的路程。但你不要以為，我會不經過你允許就來看你。你在倫敦上大學的時候我去看你，你就不太樂意。我還記得這些事。而我只不過是想對你好。這就是我煩惱的根源。你的事情那麼快就變得那麼糟。我又能說什麼呢？我永遠不會寬恕我自己。我知道，我這麼說也無法安慰你。我們不該把你送到那些人中間去，而事實上，另外那一方也好不了多少。無論送你去哪一方，你都會有麻煩的。

我回到這裡，是因為我需要離開柏林休息一陣子，而且我覺得應該回來陪爸爸，他已經快走到生命盡頭了。這我以前就告訴過你，而我現在覺得他其實比我們原先認為的要好。也許到最後，某一種生活方式其實和其他任何一種生活方式一樣好，但這或許只是失敗者的自我安慰。我對自己所做的那些事並不怎麼滿意，儘管我總是出於最好的願望。說起來真可怕，但我發現我給許多國家的許多人帶去了厄運。我現在才知道，近幾年來許多國家的有識之士在追隨我們的腳步。我們的所作所為贏得了他們的信任，我們也沒有讓他們失望。然而，同樣是在這幾年間，那些被我們說服同意讓我們給他們拍電影的人後來一個接一個被抓起來了。我可以告訴你他們都來自哪些國家。當然事情並非都是如此，也和沃爾夫不相干。他和我們其他人一樣都太容易上當受騙了。

我都不知道自己懷著這個想法怎麼還活得下去。我的所作所為總是出於最好的願望，但到頭來人家卻說我心存險惡。也許現在最好是有誰出來殺了我抵罪。

這會我也不想再說什麼了。我寫了這麼些，你也不會相信我的心都碎了。如果我把這封信重讀一遍，就會把它撕了，絕不會再寫一封。所以我就這麼寄給你了。請告訴我是否要我來看你。在監獄裡，留點兒錢總能派上用場的。請記住這一點。

</blockquote>

他花了些時間才完全理解了信中的內容。開始時他覺得這封信虛情假意，有些地方還很孩子氣。但是過了一段時間，他想她寫信的時候可能完全沉浸在孩提時的絕望中——他自己也會如此——又轉而覺得信裡每句話都是真誠的。背叛的訊息並沒有令他吃驚，不過這可能是因為他這些年來已經看慣了人性在適應新的環境時的反覆無常。令他沮喪的反倒是她——在誤導了他之後——一直都離他這麼近，又懺悔得這麼深。當這個世界在他面前變得撲朔迷離的時候，當他在荒無人煙的樹林裡跋涉露宿，看不到盡頭，看不到希望的時候，他其實隨時都可以向她伸手求援，也就是說，隨時都可以重新觸到現實。

他等了幾天才動筆寫回信。他想要理清自己的思路，找到合適的措辭。（沒有必要著急。現在每件日常瑣事都必須拖著慢慢完成：一種新的瑜伽。）而這一次她的回信十天後就到了。

<blockquote>

親愛的威利：

我以為你會在信裡責罵我。但你沒有。你真是聖人。也許不管怎麼說，你的身上流著爸爸的血……

</blockquote>

而他所有的只是嚴密控制、高度戒備的監獄生活：九個小時的戶外活動，十五個小時的監禁。

“謝謝您的光臨”這句給來訪者看的話寫在前門處的牆壁內側，在通往雙層大門的走道盡頭。給犯人看的話則用生動的斜體字寫在幾塊略小一些的牌子上面：“真理戰無不勝。憤怒是最大的敵人。行善是最偉大的教義。工作就是敬神。非暴力是最最偉大的教義。”總有一天他會對這些牌子視而不見。但剛開始的時候，威利生出一種學生似的調皮勁兒——雖然他已年近半百——想在牆上塗鴉：小洞不補，大洞吃苦。但他從沒真的去寫過。那會遭到嚴厲的懲罰。但他總是想象那句話悠然自得地插在其他那些畢恭畢敬的話語中間，暗暗竊笑了好幾個星期。

威利的囚室裡還住著其他七八個犯人。人數時多時少：有人進來，有人出去。這間囚室很寬敞，三十英尺長，十到十二英尺寬。對於某些犯人而言，這間囚室比他們在外面見過的房間都要大。

有一兩個犯人是在某個城市的工廠貧民區長大的，在家時和父母及兄弟姐妹同住一室。那裡的房間通常都是四四方方的，長寬高都是十英尺，大概七英尺高的地方搭出一個小閣樓，這對於上夜班的人特別有用，他可以在那裡睡上一上午或一下午而不影響下面其他家庭成員忙忙碌碌。把這些告訴威利的那個人，開始時說得很實在，但後來發現威利聽了很震驚，就忍不住誇大其詞了。威利問了他很多問題，最後他不得不勉強——因為很煞風景——承認他所謂的一大家子同住一室，之所以可以相安無事，是因為有很多事情是在室外，在寬敞的走廊上和院子裡做的。至於其他，那人說，就像是擠公共汽車。你以為自己上不去，可你不知怎的就上去了；你上去了，又以為會堅持不住，可沒過一兩分鐘，車子一開動，每個人就都安穩了，再過一會兒，每個人就都舒坦了。這有那麼一點兒像監獄，那人說。你以為自己會受不了，可不久你就發現事情沒那麼壞。有一個像樣的屋頂，大熱天裡有吊扇，結實的混凝土地面，一日三餐按時供應，每天早上院子裡的水塔都會供水，甚至還能看會兒電視，只要你不介意和別人一起站著看。

那個人對監獄生活的滿足給了威利些許安慰。甚至在那個人被轉到其他地方之後——這在監獄裡司空見慣——威利仍然記得他說的那句有關“安穩”的話，還把它納入了他的瑜伽。

慢慢地，囚室裡的犯人都換成了威利這樣的人，脫離了革命，向警方投了降。之後，他們的待遇得到了明顯改善，對此監獄長似乎有意作出解釋，某天他在全體畢恭畢敬的獄吏簇擁下作每週例行巡視，訓話的時候他說他們現在是“政治犯”。監獄長說，當年英國人設立了這一罪犯類別，專指像甘地和尼赫魯那樣的民族主義者，他們觸犯了法律，但不能像對待普通犯人那樣對待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