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倫敦豆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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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威利帶到倫敦的那架飛機在著陸之後滑行了好長一段時間，似乎已經到了機場邊緣。當人們終於走下飛機，不得不往相反的方向走了很久，才到達移民檢查處和機場中心位置。行李也只得循同樣的路線送回，十五到二十分鐘之後才到達。大多數行李都透著窮移民的寒酸：用繩索捆牢的紙板箱；金屬包邊的木箱；新打的老式船用箱，為的是應對海上惡劣的天氣；鼓鼓囊囊的手提箱，幾乎是清一色的黑色人造革，任誰都別想輕易地徒手搬動或提起，倒是印度的鐵路腳伕更有可能頂在頭上運走。

威利體味到從前的激動，從前的悲哀湧上心頭。但隨後他想：“我去過那兒了。我已獻出生命的一部分，現在我沒什麼可給她了。我不能再回去。我得讓自己的那一部分死去。我必須丟棄那份虛榮。我必須明白大國的興衰得靠內力的作用，而非任何個人所能控制。我現在必須盡力只做自己。但願還有這種可能。”

羅傑站在柵欄外面，身邊盡是些手持名片的計程車司機和吵吵嚷嚷地等待親人拖著沉重的行李走出來的家庭。威利不由自主地尋找著三十年前那張面孔，當然沒能馬上就認出羅傑。第一眼看見羅傑，他覺得他像是喬裝改扮過。

威利向他道歉，自己讓他久等了。

羅傑說：“我已經學會了保持耐心。我從顯示牌上得知你已經著陸，然後又得知你可能就在行李大廳。”

那聲音和語調是他所熟悉的。它們還原了那個消失的人，那個威利記憶中的人，彷彿他現在就藏在眼前這個人的體內。這種感受讓他忐忑不安。

之後，威利的小手提箱放進了羅傑的汽車後備廂，自動收款機結清了停車費，這時羅傑說：“這就像看戲。但發生在現實生活中卻讓人身心疲憊。第二幕結束，幕間休息之後，演員走出來，頭上戴著撲了粉的假髮，臉上滿是皺紋。你發現他老了。衰老常常被看作是一種道德缺陷。在現實生活中，你發現某個人突然變老了，就像是發現一種道德缺陷突然清晰地展現在你面前。然後你就懂得對方其實也是這樣看你的。你在這裡還認識什麼人嗎？你們還有聯絡嗎？”

“我以前認識一個在德本漢姆香水櫃臺工作的女孩。其實也算不上認識。她是一個朋友的朋友，而且當時她和另一個人訂了婚。整個事情現在想起來真是太尷尬了。你覺得她過了二十八年還會記得我嗎？”

羅傑說：“她會記得你的。她在計算曾有過多少情人的時候——這種事肯定經常發生——會把你計算在內的。”

“真可怕。你覺得她會遭遇些什麼呢？”

“發福。不忠。被甩了。怨恨這邪惡的世界。虛榮。嘮叨。更粗俗了。女人要比你想象的更現實，更淺薄。”

威利問：“我是不是要永永遠遠待在這裡了？”

“這是協議的一部分。”

“我會遇到什麼事呢？我該如何度日呢？”

“現在別去想它了。就讓它發生吧。讓它來吧。讓它從你身上流過。”

“記得我到非洲的第一天，從浴室的視窗往外看，隔著那層生鏽的窗格打量外面的一切。我從沒想過要一直待在那兒。我想馬上就會有什麼事情發生，我都沒必要開啟行李。可我一待就是十八年。我參加游擊隊也是如此。在那個柚樹林裡度過的第一夜。太不真實了。我不想待下去。馬上就會有什麼事情發生，我會重獲自由。但是什麼也沒有發生，我一待就是七年。我們總是在樹林裡行軍。有一天我在一個村子裡遇見一個人，一個革命者，他說他已經在樹林裡待了三十年。他可能是誇張了，但他確實在樹林裡待了很久。他參加過上一次革命。那次革命早就結束了，但他還在繼續。這已經成了他的生活方式——扮成一個農民東躲西藏。就像古老傳說中隱居在樹林裡的苦行僧。或者像魯濱遜·克魯索，遠離大陸過活。這人是個瘋子。他已經喪失理智了，就像一個停了的鐘，他腦子裡盤旋的還是鐘停止的那一刻存在於他頭腦中的念頭。那些念頭十分尖銳，說起那些的時候，他就像個清醒的人。監獄裡有不少這樣的人。我總是會後退一步，考慮自己的處境。但有時候我能感覺到自己的改變。整個事情是那麼不可思議，包含著一連串不真實的片段，我想我早晚也會發瘋的，和其他人一樣。頭腦如此微妙，人能適應各種各樣的環境。我就是這樣一路走過來的。你也是這樣過來的嗎？至少在某些方面？”

羅傑說：“我本想說我們所有人都一樣。不過我這三十年並不是那樣。我一直覺得我生活在真實的世界裡。那也許是因為我總覺得生活待我不薄。這樣說好像有點兒沾沾自喜，但我確實沒有經歷什麼意外。”

威利說：“我的生活倒是意外連連。不像你，我什麼都掌控不了。我以為我能。我父親和他身邊的所有人都以為自己能。但是，看上去像是作了決定，其實並不是真正的決定。那對我來說只是放任自流的一種形式。因為我不知道我有什麼其他的路可走。我以為我想去非洲。我以為會發生點兒什麼事，然後我會找到正確的路，為我一個人準備的路。可是我一上船就被嚇壞了。你怎麼樣——你和珀迪塔結婚了嗎？”

“我說不清是為什麼。我想是我的性慾不強。大約有六七個人，我可以和她們結婚，不過結局大概都會同和珀迪塔結婚一樣。我真是幸運，我們婚後不久她就有了外遇，和我的一個朋友好了很久。這個朋友在倫敦有一幢很大的房子，雖是祖上傳下來的，但這麼一幢倫敦豪宅著實讓珀迪塔興奮。她太熱衷於那人的豪宅了，真叫我失望。不過這個國家的大多數人都有點兒俗氣。貴族總是對頭銜津津樂道。富人們總是在數口袋裡的錢，總是在計算別人掙得比他多還是少。以前中產階級有一種浪漫的觀點，認為真正的貴族——不是那班突然發跡的中產階級——有一種不自知的風度。其實不然。我所認識的那些貴族通常都有很強的自我意識。他們可以非常俗氣，那些所謂的貴族。我就認識這麼一個人，喜歡穿著睡袍出現在赴宴的客人面前，分發酒水飲料，把我們這些應邀來他豪宅的客人羞辱過了，才下去換正裝。‘可真是衣冠楚楚啊，親愛的，’事後他一五一十地告訴某人，‘我們可真是氣派啊！’他說‘我們’，當然是嘲諷。他其實是在說‘他們’，那些受他邀請盛裝趕來的客人。我就是其中一個，同時也是後來聽他描述這一切的人。所以我認為珀迪塔身上的俗氣並不少見。只是我希望我的妻子會更好一些。”

威利從指示牌上看到了許多久違的倫敦地名。不過他們的車正沿著一條新建的高速公路行駛。

羅傑說：“這都是你以前常走的地方。後來他們修了這條貫通這一片的路。我想只有那些平庸的人才是我所謂的不俗氣的人。淺薄無知，自私自利，裝模作樣。不管怎麼說，珀迪塔和這個坐擁倫敦豪宅的無賴勾搭上了，兩人都很滿意，無賴偷了人家的老婆做情婦，珀迪塔出入倫敦豪宅，自覺魅力非凡。後來珀迪塔懷孕了。這對她而言已經很晚了，也許是太晚了。她那個情人嚇壞了。他還沒愛她到那個地步，願意為她照顧孩子一輩子。於是珀迪塔轉而求我幫忙。我不想看她落得這麼慘。你要知道，我對她總是硬不起心腸。但我當時不瞭解情況，誤解了珀迪塔的感情，說了些我願意放棄一切權利之類的話，願意放她走。我還以為那就是她想聽到的話。誰知她聽了反而暴跳如雷，她沒想到兩個男人都對她毫不憐惜。我們談了好幾次，哭得很傷心。有兩三個星期，我都害怕回家。然後我就說那個孩子可能是我的，我很高興馬上就有孩子了。當然，這不是我的真心話。

“我很害怕這個孩子降生。有一段時間我一直想離開珀迪塔，去找一間小公寓住。在我的想象中，這間小公寓越來越溫馨可人，遠離塵囂。這給了我很大的寬慰。但接著，發生了一點兒事情，珀迪塔流產了。生活整個兒亂作一團。就像此前我躲進角落裡，夢想著自己的溫馨小公寓，這下她也把自己封閉起來了。有好長一段時間她過得很放縱，比以前更糟。有的時候我真的連家都不想回，想搬到旅館去住。她和情人——那個無賴，我的老朋友——刀兩斷。又過了一段時間，我覺得她似乎已經安於現狀了，那個時期，我和她在一起就像是和一個斷了手腳的人一起生活，這種傷殘引人注目，但不會危及生命。

“一天，她那個無賴情人給她寄了——你肯定猜不到——一首詩。我知道這件事，是因為她特地把這首詩放在餐廳的櫃子上，好讓我看見。是一首長詩，不是他從什麼地方抄來或者是摘引來的。他說這首詩是他專為她寫的。她知道我一向瞧不起那個家有豪宅的蠢貨，我猜這首詩擺在那兒就是為了刺我的眼的。而且，可以肯定，這對男女的把戲又開場了，在豪宅裡或是在我家裡，興致盎然地共度下午。不過也許這時候他們兩個的興致還沒有那麼高，也許只是出於舊日的習慣。

“我當然知道那首詩絕不會是他的大作。但就像有時候某些早先的流行歌曲會讓我們魂牽夢縈一樣，我被這首寫給珀迪塔的詩纏上了。於是我開始隨手翻找，終於有一天被我找到了。是在W.E.亨利的一本詩集中，此人是維多利亞-愛德華時代的詩人，吉卜林的朋友。威利，萬萬不可低估拙劣技巧的能量。我本該什麼都不要說，本該隨這對情人去的，但珀迪塔的愚蠢和揚揚自得把我惹火了，她居然故意把那首詩放在外面讓我看到。於是有一天我對她說：‘珀迪塔，給你看一本詩集，寫得很棒。’我就把亨利的那本詩集給她了。我這樣做是不太地道，但想到珀迪塔和她的詩人情人之間將要發生些小插曲，我就不由得竊喜。當然，他們有一段時間沒來往。不過我相信他們已經又勾搭上了。”

這時，車子在羅傑家門前停了下來。這是一幢半獨立住宅，又高又大。

羅傑說：“那齣好戲就是在這幢房子裡上演的。我猜這樣的好戲這兒每幢房子裡都在上演。”

威利說：“而你卻說你的生活中沒有任何意外。”

“我的確這麼想。無論我做了哪些努力，無論我和誰結婚或者一起生活，我告訴你的這種事最後總會發生。”

路燈下的街道十分寧靜，擠滿了樹木和陰影，這幢房子顯得非常雄偉。

羅傑說：“大理石拱門附近的那幢小樓就像是一顆種子。它慢慢升值，就像長出了豆藤，我順著這根豆藤往上爬，一直到了這裡。這條街上至少有一半人是這樣過來的，儘管我們可能假裝有別的致富門路。”

房子很高大，但他們爬了兩層樓進入的那個房間卻很小。威利覺得他能看出珀迪塔布置房間的心思。他有點兒感動。厚重的窗簾是拉上的。他把窗簾撩開一條縫，望著街上的樹木、路燈、陰影以及停著的車輛。過了一會他下樓來到大廳。大廳的一半是會客室，另一半則是廚房兼餐廳。他高聲讚歎牆紙、白漆、廚房正中的爐灶以及抽油煙機的罩子，連連說：“真漂亮，真漂亮。”爐灶上放鍋子的地方是陶製的，表面是平的。威利又讚歎了一番。羅傑說：“威利，你太誇張了。這毫無必要。這些東西沒那麼好。”但當他看向威利的臉，他發現威利並沒有誇張或嘲諷的意思，他是太激動了。

事實上，在羅傑家的第一個晚上，威利真是百感交集。天色已暗，但還沒有黑透。會客室的後窗還沒有拉上窗簾，威利可以看見窗外枝幹黝黑的小樹以及屋後墨綠憂鬱的小花園。他覺得自己從未見過如此優美宜人的景緻。他捨不得把目光移開。他對羅傑說：“蹲監獄的時候，我們要照看一個果園，但是那根本不能和這兒比。打游擊那會兒，我們在樹林裡穿來穿去，可樹林裡熱烘烘的，陽光灼人。那時候常常一邊走一邊想，我需要麻醉劑。我喜歡這個詞兒。現在我想喝點兒什麼。我們在樹林裡什麼也喝不到。在非洲的十八年裡，我們還能喝到葡萄牙和南非的酒。”

羅傑的聲音像是從很遠的地方傳來：“要來杯白葡萄酒嗎？”

“我想要威士忌，香檳。”

羅傑為他倒了一大杯威士忌。他一飲而盡。羅傑說：“這可不是葡萄酒，威利。”但他又一口氣灌下了第二杯。他說：“真是太好喝了，羅傑。又甜又濃。我從來沒喝過這麼好的酒。從來沒人告訴我威士忌會有這樣的味道。”

羅傑說：“那是因為你現在很放鬆。我們有一次從阿根廷救出來一個人，大概是在一九七七年或者一九七八年。他受盡了折磨。他到這裡以後想做的頭一件事就是逛商店。他去了利利懷特體育用品商店，就在皮卡迪利廣場那兒。他偷了店裡的一套高爾夫球棒。他從來不打高爾夫球，不過是順手牽羊而已。出於老游擊隊員或者是罪犯、亡命之徒的某種本能。連他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會這麼做。他把那套球棒拖到汽車站，又從邁達谷一路拖回家，並且把它們都擺了出來。就像貓把老鼠拖回窩裡似的。”

威利說：“在革命組織裡，我們不得不過一種儉樸的生活。大家經常吹噓自己的剋制力，說自己靠著多麼少的一點兒東西對付日子。在監獄裡，其他犯人都有各自的麻醉劑。但我們政治犯從來沒有。我們潔身自好。奇怪的是，這是我們力量的一部分。但就在我們開車進入倫敦的時候，我聽著你說話，產生了一種奇異的感覺。我開始意識到自己已經不在監獄裡了，有一個人，不完全是我自己，原先躲在角落裡，現在慢慢爬了出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夠和這個新人和諧相處。我不確定能否擺脫他。我覺得他會永遠在那兒等著我。”

後來，他發現自己從一場令人沉醉的深沉的睡眠中醒來。過了一會兒，他想：“我想這兒是羅傑的漂亮房子，有漂亮的大廳和種著小樹的綠色花園。我想是羅傑帶我到這裡的。”然後，一個新的想法——那個已經佔據他內心的新人提出的——纏住了他：“我從來沒有在屬於自己的房間裡安睡過。小時候在印度的家裡沒有過。在倫敦沒有過。在非洲也沒有過。我總是住在別人的房子裡，睡在別人的床上。在樹林裡自然是不可能有什麼房間的，後來就是在監獄裡了。我還有機會睡在一間屬於自己的房間裡嗎？”他吃驚於自己以前從未想到過這些。

後來有人敲門。是珀迪塔。如果在大街上，他不可能認出她來。但她的聲音沒怎麼變。他還記得那些往事，又見到她，心中有些激動。他問道：“你還記得我嗎？”她答道：“我當然記得你。羅傑的細腰印度男孩。至少那時候我是這麼看你的。”他不知道該怎麼回應這句話，就沒有回答。他穿上自己房間浴室裡的一件浴袍，下樓來到正中放著爐灶的大廳。他被美麗的夜色徹底征服了。她從結構複雜的咖啡機裡倒了一杯咖啡遞給他。

接著她出其不意、直截了當地問道：“你和誰結的婚？”諸如此類的問題，彷彿生活就是一篇老套的故事，而婚姻能抹平一切是非，甚至還能給三十年前威利笨拙的舉動加上一分。彷彿威利在婚姻這檔子事上左右逢源。或者也許滿不是那麼回事。彷彿從另一方面來看，威利作為男人，擁有她從來沒有擁有過的特權。

威利答道：“我遇到一個非洲來的女人，跟她去了那兒生活。”

“真妙啊！不錯吧？我常常想，過去的非洲應該很不錯。”

“在印度蹲監獄的時候，我們不時會在報紙上讀到一些戰爭報道，那些戰事就發生在我以前待過的那個地方。我們經常討論這場戰爭。討論這些非洲的解放運動是我們政治教育的一部分。有時候我讀到的新聞就是有關我住過的那個地區的。很顯然那地方整個兒被摧毀了。每一幢混凝土房子都被燒了。混凝土當然是燒不掉的，但窗戶和屋頂的椽子以及房子裡的一切都是能燒掉的。我常常會去想象那情景。每一幢混凝土房子都沒了屋頂，屋頂下面和窗洞四周都是煙燻的痕跡。在監獄裡，我常常回想曾經走過的那些路，想象一些人走過那些地方，把所有的混凝土房子一一點燃。我常常想象，要是沒有外面世界來的東西，那兒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子。沒有金屬，沒有工具，沒有衣服，沒有線。什麼也沒有。當非洲人還與世隔絕的時候，他們已經掌握了精湛的冶金和紡織技術。但是他們結束與世隔絕的狀態已經很久了，那些技術已經被遺忘了。如果他們重新回到與世隔絕的狀態，會發生些什麼呢，應該很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