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去规划局。规划局的人说,这是市政重点工程,规划已经定了,没法改。他问,那老字号呢?有没有政策?对方说,有政策,但您这房产性质复杂,得先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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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再去房管局。房管局的人翻出一堆泛黄的档案,说您这房子历史遗留问题太多,得慢慢查。他问要多久。对方说,不好说,一两年,年,都有可能。
一两年,年。等查清楚了,这房子早拆了。
那段时间,他每天早起就出门,骑着他那辆二八大杠,后座绑着一只旧帆布袋,里头装着各种材料——父亲的遗嘱、当年的房契复印件、街道开的证明、老邻居的联名信。他去了区里、市里、甚至托人问到了上头。有的地方客客气气,说您反映的问题我们知道了;有的地方不耐烦,说您别折腾了,这事儿定局了。
有天他从外面回来,自行车骑得慢,经过前门箭楼时停下来,站在路边看了很久。箭楼还是那个箭楼,他小时候见到的就是这个样子,六十年过去了,还是这个样子。可箭楼边上的那些老胡同,一条一条在消失。
他想起父亲沈瑞安。父亲是一九〇七年从廊坊来北京的,那时候他才十五岁,挑着一根扁担,一头是铺盖卷,一头是锅碗瓢盆。父亲在宫里当过差,跟着御膳房的师傅学过手艺,清朝垮了,他就自己出来闯。前门这地方热闹,人来人往,他在胡同口支了个摊子,卖些火烧、面条、简单炒菜。慢慢地有了点积蓄,租了间门脸,再后来盘下了整间铺子。
父亲说过,这间铺子是他一勺一勺炒出来的,一担一担挑出来的。那时候穷,买不起好料,他就每天天不亮去菜市捡人家不要的菜叶子,回来洗洗干净,照样能做出味道。后来日子好了,他始终不舍得扔那根扁担,说是要留着,给子孙后代看看。
那根扁担现在就搁在后院的杂物间里,落满了灰。
嘉禾推着车,慢慢往家走。
四
拆迁办的人又来了几回。有一回,带队的是个科长,姓周,四十来岁,说话和气,态度却很坚决。
“沈师傅,我知道您这馆子有年头了,老字号嘛,街坊都有感情。但城市规划是大局,您也得理解理解我们。”
沈嘉禾给他倒了杯茶,说:“周科长,我不是不理解。我就问一句,能不能原址保留?”
周科长摇头:“这不可能。这一片全部要推平,盖商厦和写字楼,规划图上都画好了。”
“那我这馆子呢?”
“您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异地安置。我们可以在新楼里给您安排个铺面,位置肯定好。”
沈嘉禾没接话,低头喝茶。
周科长又说:“您考虑考虑,这事儿拖不得。下个月就开始入户签约,签了有奖励,不签……”
“不签怎么样?”嘉禾抬起头。
周科长笑了笑,没往下说。
那天晚上,嘉禾一夜没睡。他坐在后院的藤椅上,看着那棵老槐树,看着天上的星星,看着院墙上爬着的丝瓜藤。这些他看了几十年,闭着眼睛都知道它们长什么样。如果拆了,这些就都没了。
第二天一早,建国来了。他没说话,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递给嘉禾。
嘉禾打开,是一张黄的纸,折得四四方方,边角都磨毛了。
是地契。
光绪三十四年的地契,写着沈瑞安的名字,盖着官印,清清楚楚。
嘉禾愣了:“这……不是交上去了吗?”
建国说:“爸当年留了个心眼。交上去的是抄件,原件一直藏着。文革的时候他埋在院子里,后来告诉我地方。这些年我一直没动,想着没准儿哪天用得着。”
嘉禾捧着那张地契,手有些抖。纸已经脆了,一碰就掉渣,但上头的字还能看清:“立卖契人王赵氏,今将自置门面房一所,坐落大兴县前门外……”
他看了很久,抬起头,眼眶有些红。
建国说:“爸当年说,这间铺子是他一担一担挑出来的。我小时候不懂,现在懂了。”
嘉禾点点头,没说话。
五
有了地契,事情有了转机。嘉禾又跑了几趟,这回把地契复印件带上,说话也有了底气。但拆迁办的人还是那句话:规划定了,改不了。
那阵子,前门一带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有的街坊签了约,开始收拾东西准备搬家;有的还在观望;有的死活不签,天天坐在门口骂街。推土机已经开进了几条胡同,轰隆隆的声音从早响到晚,一阵一阵的,听得人心里慌。
沈家菜馆的生意倒没受太大影响。老主顾们照常来,坐下点菜,吃完了抹抹嘴,临走时说一句:“沈师傅,您这馆子可千万要保住啊。”嘉禾笑笑,说:“您慢走,下回再来。”
有天晚上,店里来了个老头,头全白了,走路颤颤巍巍的,拄着拐杖。他一进门,就四下打量,看了很久,然后慢慢走到门边的老位置上坐下。
嘉禾正在灶上忙,没注意。和平过去招呼,老头说:“我找沈师傅。”
和平把嘉禾叫过来。嘉禾看着老头,觉得有些面熟,一时想不起来。
老头笑了笑:“嘉禾,你不认得我了?我是王德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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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禾愣了愣,然后猛地想起来。王德顺,他父亲那辈的老主顾,当年在前门一带做绸缎生意,后来去了台湾,一晃四十多年了。
“王先生!”嘉禾赶紧上前握住他的手,“您怎么回来了?”
“回来看看。”王德顺笑着说,“听说前门要拆了,赶紧回来看看,再看一眼。”
他点了几个菜,都是当年常吃的:糟熘鱼片、干炸丸子、烧二冬。嘉禾亲自下厨,一道道给他做。王德顺吃得慢,每道菜都尝很久,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