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他放下筷子,叹了口气:“还是这个味儿。四十七年了,还是这个味儿。”
嘉禾坐在他对面,没说话。
王德顺说:“当年你父亲在的时候,我隔三差五就来。后来去了台湾,最想的就是这一口。有时候夜里睡不着,就想着这糟熘鱼片的味儿,想着想着,天就亮了。”
他顿了顿,又说:“嘉禾,这馆子,得保住。不是为了钱,是为了这些味儿。味儿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那天晚上,嘉禾送走王德顺,回到店里,在那张老位置上坐了很久。
六
第二天,他去了趟报社。
他有个老主顾,是《北京日报》的记者,姓刘,来过店里很多回,写过几篇介绍沈家菜馆的文章。嘉禾找到他,把拆迁的事说了,把地契给他看了。刘记者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沈师傅,这事儿我可以报道,但您得有心理准备,不一定有用。”
“我知道。”嘉禾说,“但总得试试。”
过了几天,报纸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九十年老字号面临拆迁,一根扁担挑出的味道谁来留住?》。文章写了沈瑞安进京、挑扁担创业的故事,写了沈家菜馆三代传承的历史,写了那张光绪年间的地契,也写了王德顺从台湾回来吃最后一顿饭的事。
文章见报当天,沈家菜馆的电话就没断过。有老主顾打来的,有街坊打来的,有素不相识的人打来的,都说支持沈师傅,不能让老字号拆了。还有几个年轻记者跑来采访,扛着摄像机,举着话筒,在后院那根扁担前拍了半天。
嘉禾不大习惯这些,但他没躲。他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
又过了几天,事情有了转机。区里来电话,说让沈师傅去一趟,有领导要见他。
那天去的是个年轻干部,姓陈,据说是区里专门负责这事的。陈干部态度挺好,给嘉禾倒了茶,说:“沈师傅,您的事儿我们都了解了。老字号嘛,确实应该保护。但规划是早就定好的,改起来不容易。”
嘉禾说:“我没要求改规划。我就要求保留这一间。”
陈干部笑了笑:“您这一间,正好在规划红线里头。要保留,就得改红线,牵一而动全身。”
嘉禾没说话,只是把那张地契的复印件推到他面前。
陈干部看了看,沉默了一会儿,说:“这样吧,您先回去,我们再研究研究。”
七
那段时间,嘉禾几乎每天都去区里。他不吵不闹,就是坐着等,等了一上午,等到下班,第二天再来。有时候能见到人,有时候见不到。有时候对方客客气气,说正在研究;有时候对方不耐烦,说您别来了,来了也没用。
有天他从区里出来,天已经黑了,下着小雨。他没带伞,推着自行车慢慢往回走。走到前门箭楼底下,他停下来,站在雨里看了很久。
箭楼的灯光昏黄,照在湿漉漉的石板路上,映出一片片光斑。他想起小时候,父亲带他来看过这里的灯。那时候是正月十五,前门大街挂满了灯笼,人山人海,他骑在父亲肩膀上,看见远处的灯像星星一样。
现在那些灯没了,那些人也都没了。
他回到家,浑身湿透,建国和和平都在店里等着,见他回来,赶紧上前。
“爸,您怎么不打个电话,我们去接您。”和平递上干毛巾。
嘉禾擦了擦脸,说:“没事,淋点雨,清醒。”
建国看着他,说:“爸,要不……就算了吧。咱们拿补偿款,找个新地方开,也是一样的。”
嘉禾抬头看他:“一样的?”
建国没说话。
嘉禾说:“你爸当年挑着担子来北京,找到的就是这个地方。他在这儿支摊、开店、娶妻、生子,一辈子没挪过窝。你说新地方一样,能一样吗?”
他顿了顿,声音低下去:“你爸走的时候,最后一句话说的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建国记得。父亲临终前,拉着嘉禾的手,说:“看好了这个家。”
嘉禾说:“这个家,就是这间馆子。馆子在,家就在。馆子没了,家就散了。”
那天晚上,父子俩没再说话。店里的灯一直亮到很晚,雨还在下,打在屋檐上,滴滴答答的。
八
又过了一周,陈干部又来电话了,说让沈师傅再去一趟,这回有结果了。
嘉禾去了,这回见的不是陈干部,是个更大的领导,姓吴,是副区长。吴区长挺客气,让他坐下,倒了茶,然后说:“沈师傅,您的事儿,我们认真研究了。老字号嘛,确实应该保护。但规划也确实是早就定好的,改起来难度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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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禾听着,没插话。
吴区长继续说:“不过,您那张地契,还有您父亲当年给解放军送饭的事儿,我们都了解了。您父亲是有功的,老字号也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研究了一个折中的方案。”
他拿出一张图纸,摊在桌上。
“这是新的规划图。您看,这栋楼是我们准备盖的商厦,但您这一块,我们把它切出来了,不拆,原址保留。周围的楼会重新设计,让出空间,您这间馆子就嵌在中间。政府出钱帮您修缮,修旧如旧,外墙不动,内部可以适当改造。您看怎么样?”
嘉禾看着那张图,看了很久。图上那个小小的方块,就是他的菜馆,四周高楼林立,它就那么安静地待在那里,像一棵老树长在新林子里。
他抬起头,说:“谢谢。”
就两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