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已经很近了。
门外传来脚步声。刘永昌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本陈旧的账册。
“林同志,这是厂里从民国二十六年至今的全部设备档案。”他把账册放在桌上,“哪台机器什么时候进的厂,哪个工程师经手的,哪年大修过,都记在上面。工人们说,这些东西不能落到乱兵手里。”
林锋接过账册,翻开扉页。第一行写着:
“民国二十六年三月,购入德制龙门铣床一台,编号oo,价金拾万圆。经手人:刘永昌。”
“刘师傅。”林锋抬起头,“这台铣床现在还在厂里吗?”
“在。”刘永昌眼眶有些红,“就在三号车间。日本人要搬,我们把它拆散藏在地沟里。光复后国民党要卖,我们把关键零件藏进锅炉房煤堆。现在,可算能见天了。”
林锋合上账册。
“它很快就会重新开工的。”
下午五时整,电厂
孙处长的吉普车停在厂门口时,天已经黑透了。
他下了车,夹着公文包,脚步有些踉跄。去城防司令部的这趟差事显然不顺利——军装领口敞着,风纪扣不知丢在哪里。
厂区安静得不正常。他走了几步,停下来,四处张望。
“警卫排!警卫排的人呢?”
没人应答。锅炉房的阴影里,走出十八个人。
陈树人站在最前面。
“孙处长,你回来了。”
孙处长后退一步,手摸向腰间枪套——空的。他早上出门时把枪忘在办公室了。
“陈树人!你……你想造反?!”
“不是造反。”陈树人的声音很平静,“是护厂。孙处长,炸药的引爆线路已经切断了。你办公室保险柜里的引爆器,现在只是一堆废铁。”
孙处长的脸在路灯下扭曲成青白色。他猛地转向厂门口——那里,沈寒梅正从暗处走出来。
“你是……你是那个女医生!”孙处长认出了她,“共军的奸细!”
“我是东北野战军特种作战旅卫生队长沈寒梅。”她的声音不轻不重,刚好让周围的人都听得清楚,“孙处长,你手下的警卫排已经放下武器,炸药被拆除,工厂安全了。你面前只有两条路——抵抗,或者配合。”
孙处长嘴唇颤抖着,手在腰间徒劳地摸索。
“你……你们……”
“卫立煌今天下午已经下令,城防部队向城外收缩。解放军前锋离沈阳不到三十里。”沈寒梅继续说,“孙处长,你是个懂电的人。电厂对沈阳有多重要,你比谁都清楚。如果你愿意保护这座电厂,你仍然是总工程师,仍然是这座城市的功臣。如果你坚持执行那道炸厂的命令……”
她没有说完。孙处长突然大笑起来,笑声在空旷的厂区回荡,像夜枭的啼鸣。
“功臣?我给你们当功臣,国民党那边能饶了我?我一家老小还在南京!”
“你妻子和儿子去年就被你送去了香港。”陈树人说,“这事你亲口跟我讲过,说你老母亲在南京,但妻儿已经安全了。”
孙处长的笑声戛然而止。他瞪大眼睛看着陈树人,像不认识这个人。
“你……你怎么知道……”
“你喝醉酒的时候说的。”陈树人叹了口气,“孙处长,你我共事八年,你是个有技术的人,不是天生的恶人。这八年,你给日本人干过活,给国民党干过活,现在,你能不能给自己、给这座工厂干一次活?”
沉默。
厂区里只有风吹过变压器群的呜呜声。
许久,孙处长缓缓蹲下身,双手抱住头。
“我……我不知道……”他的声音低得像呜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沈寒梅走上前,在他面前蹲下。
“孙处长,你不是一个人。”她说,“陈工,还有厂里这十八个愿意站出来的工人,还有门外那些还在观望的警卫排士兵,他们都在看着你。你带的路,他们跟着走。”
孙处长抬起头,眼神涣散又聚焦,像刚从一场长梦中醒来。
“……四点已经过了。”他喃喃说,“城防司令部的人没来检查。”
“他们不会来了。”沈寒梅说。
孙处长缓缓站起来。他走到陈树人面前,伸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