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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5章 我爸二婚那天我举报了他重婚二十四（第1页）

第二十八章槐树下的阴影

神秘人的警告像一道冰冷的符咒，贴在接下来的每一分每一秒上。陈律师那边的安保再次升级，我和母亲的住处、出行路线、日常接触人员都被纳入了更严密的保护和分析计划中。康复医院那边，赵主任被有限度地告知了“家庭纠纷可能升级，存在安全风险”，他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配合，调整了母亲的病房和医护安排，外人探视被严格禁止。

生活被切割成两个部分：表面上是按部就班的治疗、康复、偶尔处理工作室的必要事务；暗地里，是加密通讯、路线规划、安全屋确认、以及与陈律师团队高频次的案情分析和策略讨论。那种无形的压力，比当初与沈国栋正面对抗时更加绵密和无处不在地渗透着，因为你不知道危险会从哪个方向、以何种形式到来。

“林耀祖”这个名字，经由陈律师的特殊渠道进行了初步调查。反馈信息有限但令人警惕：林耀祖，男，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活跃于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灰色”商人，涉及贸易、投资等多个领域，与当时不少急于引进外资和技术的地方官员、国企负责人关系密切。九十年代中期后逐渐淡出内地市场，传闻在东南亚从事矿业和博彩业，背景复杂，与一些跨境洗钱和非法资金往来案件曾有牵连，但均无确凿证据将其定罪。此人行事低调诡秘，近年来行踪成谜。

一个沈国梁，一个林耀祖，一个在暗处可能重组势力的前官员，一个在境外背景成谜的“商人”，再加上一个虽然入狱但余威尚存、且我们手中又增加了其关键罪证的沈国栋……这个潜在的敌对联盟，令人不寒而栗。

母亲的身体在知道全部真相后，经历了最初的崩溃，反而呈现出一种异样的平静，甚至是一种卸下重负后的虚弱复苏。她不再回避过去，偶尔会主动和我提起舅舅小时候的趣事，提起外婆的坚韧，眼神里哀伤依旧，但恐惧似乎被一种坚定的、要亲眼看到恶人伏法的期望所取代。她知道我在追查“槐树下”的线索，没有阻止，只是反复叮嘱我千万小心。

根据母亲提供的模糊地址（老街区早已面目全非），陈律师团队动用了一些技术手段和本地关系，大致复原了当年那片平房区的布局，并锁定了老槐树可能所在的核心区域——如今是那个九十年代建成的小区里，一个靠近边缘的、栽种着一些后来移植的树木的小花园。时过境迁，当年的老槐树几乎不可能还在，但地下如果埋了东西，或许还有一线希望。

直接公开挖掘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尝试以“市政管道检修”或“小区绿化改造勘察”等名义，进行有限度的、有针对性的探查。这需要协调小区物业、社区，甚至涉及市政部门，操作复杂，极易走漏风声。在目前安全形势敏感的情况下，陈律师认为不宜贸然行动，建议先行充分侦察，制定万全计划。

事情似乎暂时陷入了僵局。证据在手，但如何安全、有效地使用，如何追查残余敌人，如何挖掘更深秘密，每一步都需要权衡再三。

就在我们谨慎推进时，一个意想不到的“突破口”以一种令人不安的方式出现了。

那天下午，我接到一个自称是“北江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电话，对方语气严肃，说在侦办一起旧案积案时，现了一些可能与“周文华年事故”相关的线索，需要向家属了解情况，并希望我能前往北江协助调查。

北江公安局？主动重启调查？这太突然了！是神秘人通过高层渠道推动起了作用？还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

我立刻将情况告知陈律师。陈律师也高度警惕，他通过自己在公安系统的关系侧面打听，得到的反馈是：北江市局最近确实在梳理一批陈年旧案，但并未听说有专门针对“红星机械厂事故”成立专案组或重启调查的明确通知。这个电话，很可疑。

“有两种可能。”陈律师分析，“一是对方确实是警方，但可能只是某个热心或负责的警官个人在追查线索，程序上还不规范，或者保密层级较高，我们打探不到。二是……有人假冒警察，想引你去北江。”

假冒警察，风险极大，但如果是沈国梁或林耀祖的人，在狗急跳墙之下，未必做不出来。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我问。

“将计就计，但要绝对控制风险。”陈律师果断道，“你不能亲自去。我以律师身份，代表家属，先去北江接触一下，探探虚实。你和我保持实时联系，安保团队远程策应。如果是真的，我们顺势推动；如果是假的，也能摸清对方的一些路数。”

我同意这个方案。陈律师第二天便带着一名助理和一名安保人员，驱车前往北江。我则留在相对安全的城市，通过加密通讯随时掌握情况。

陈律师抵达北江后，按照约定联系方式，与那位“警官”取得了联系。对方自称姓“吴”，约他在市公安局附近的一家茶楼见面，说“有些情况不方便在局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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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地点和要求，让疑点进一步放大。

陈律师在安保人员的暗中护卫下，前往茶楼。他在包厢里见到了那位“吴警官”——一个四十多岁、穿着便装、眼神有些闪烁游离的男人。此人出示的警官证看起来有模有样，但陈律师是刑辩老手，一眼就看出某些细节经不起推敲，而且对方对公安内部的一些基本程序和术语，回答得含糊不清。

谈话内容更是漏洞百出。对方先是说“局里很重视，成立了专班”，但又拿不出任何正式文件或编号；问及具体现了什么新线索，支支吾吾，只说“涉及当年的一些财务往来和人员关系”，希望家属能提供更多“周文华生前留下的物品或线索”以便“比对”；最后，甚至暗示如果家属“积极配合”，也许能“加快进程”，言语间有种莫名的诱导。

这几乎可以断定是个骗局！目的就是试探我们手里到底有多少证据，甚至想骗出证据！

陈律师不动声色，以“需要与当事人商议、整理材料”为由，敷衍了过去，然后迅脱身。

返回后，陈律师脸色严峻：“基本可以确定是假冒的。对方很可能是沈国梁或林耀祖派来的人，想摸底，甚至可能想设套抢夺证据。这说明，他们确实急了，而且对我们的动向有一定掌握，至少知道我们在关注北江旧案。”

这次失败的诱骗，虽然没能伤害到我们，却像一盆冷水，浇醒了我们——对方不仅没有放弃，而且开始采取更主动、更卑劣的手段。我们手中的证据，对他们构成了致命的威胁。

“槐树下”的线索，必须尽快查清！那里面的东西，或许就是打破僵局、或者彻底激化矛盾的关键！

就在我们紧锣密鼓筹划如何对那个小区花园进行隐秘勘探时，唐雅那边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清清，我刚收到一个奇怪的快递，寄给我的，但里面是给你的东西。”唐雅在电话里声音带着惊疑。

“什么东西？”我问。

“一张照片。还有……一把钥匙。”唐雅说，“照片拍的是一个老式铁皮饼干盒，埋在土里的样子，只露出一角，背景很暗，但能看出旁边有一截像是树根的东西。钥匙是铜的，很旧，用细绳子拴着，绳子上穿了一个小木牌，木牌上刻着一个字……”

“什么字？”我的心跳开始加。

“一个‘蕙’字。”唐雅一字一顿地说。

蕙！母亲的名字！

是槐树下的东西！有人……把它挖出来了？还寄给了我们？！是谁？那个神秘人？还是……敌人？

“快递从哪里寄出的？有什么特征？”我急问。

“同城快递，没有寄件人信息，是从一个街边的快递代收点寄出的，查不到源头。包装很普通。”唐雅回答，“我已经让陈律师的人过来取证了。清清，这太诡异了！对方是什么意思？把东西给我们，是示好？还是威胁？”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饼干盒的照片，刻着“蕙”字的钥匙……这意味着，埋藏的东西已经被人取走，而取走的人，将钥匙和“证据”（照片）寄给了我们。这是一种极其矛盾的信号：他得到了东西，却没有据为己有或销毁，反而将其存在的证明和开启的“权力”（钥匙）交给了我们。他想让我们知道东西在他手里？还是想用这个东西作为某种交换或谈判的筹码？

“唐唐，钥匙和照片先交给陈律师保管，严格检测，看有没有指纹或其他痕迹。这件事暂时不要声张，尤其别让我妈知道。”我叮嘱道。

“我明白。你也要小心，我感觉……事情越来越邪乎了。”唐雅担忧地说。

挂断电话，我陷入沉思。这个寄钥匙和照片的人，极大概率就是那个神秘的联系人。他一直在引导我们，警告我们，现在又仿佛在“帮助”我们。他到底是谁？目的是什么？如果他真的挖出了槐树下的东西，为什么不直接交给我们，或者自己利用？为什么要用这种迂回的方式？

陈律师那边的检测结果很快出来：钥匙和照片上除了唐雅和快递人员的指纹，没有其他可提取的有效痕迹。钥匙是普通的黄铜钥匙，有些年头，但并非无法复制。照片是数码打印，无法追溯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