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一周后,当我再次在深夜无法入睡,当那些熟悉的绝望感,和无力感如潮水般涌来,我鬼使神差地想起了她的话。
周二下午三点,我坐在了咖啡厅最角落的位置,面前放着一杯已经凉透的拿铁。
林雨薇进来时一眼就看见了我。
她今天穿着浅蓝色的针织衫,头披散在肩上,比那天看起来柔和许多。
她端着咖啡在我对面坐下,没有立刻说话,只是安静地等待。
“我…”我开口,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就从天气开始,”她温和地说,“或者从你昨晚吃了什么开始。说什么都可以,或者什么都不说,只是坐在这里。”
她的声音有一种奇特的安抚力量。我握紧咖啡杯,指尖因为用力而白。
她很温柔,不知怎么的,听着她说话,我就是能够安心。
“我睡不着,”我终于说,“已经连续一个月了。不是完全睡不着,而是睡两三个小时就会惊醒,然后再也无法入睡。”
“醒来的时候在想什么?”
“什么都没想。只是…害怕。不知道为什么害怕,但就是恐惧,全身抖的那种恐惧。”我并不是太想说出那些经历,这是我不愿意想起的噩梦。
林雨薇点点头,没有表现出惊讶或同情,只是平静地接受着我的陈述。
这种态度让我稍微放松了一些。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断断续续地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课程的难度,室友的习惯,食堂的饭菜。
我没有提到父母,没有提到童年,没有提到那些深夜里无声的哭泣,没有那些愤怒,也没有那些无可奈何的委屈。
但她似乎听出了我没有说出口的部分。临走时,她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电话号码。
“任何时候,”她说,“白天,黑夜,任何时候。”
我接过纸条,指尖碰到了她的手指。温暖,坚实,与我想象中的一样。
我开始每周去见林雨薇两次。
有时在咖啡厅,有时在校园里安静的长椅上,有时只是并肩散步。
我们很少谈论沉重的话题,更多时候是闲聊——一本书,一部电影,校园里新开的甜品店。
她从不催促我说出不想说的话,从不追问我不想回答的问题。
这种没有压力的相处方式让我逐渐放松警惕。
我开始注意到一些关于她的细节她思考时会无意识地用食指轻敲桌面;她喝咖啡不加糖,但会加很多牛奶;她笑起来时,眼角会扬起来。
一个月后的一个傍晚,我们坐在湖边。她邀请我来看日落。夕阳将水面染成金色,微风带来初夏的气息。
“其实我小时候,”我突然开口,声音很轻,“经常一个人看。”
林雨薇转过头看我,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听着。
“因为父母总是很晚才回家。他们都在学校工作,有忙不完的事,批不完的作业,开不完的会。”我盯着水面上的光斑,“我学会了做简单的饭菜,学会了独自完成作业,学会了一个人睡觉。也学会了怎么不去给爸妈惹麻烦,我以为所有孩子都是这样的。”
“直到后来,我才现不是。其他孩子的父母会来接他们放学,会听他们孩子在学校里经历的新鲜事,会参加家长会,会在作业本上签字。我的父母…他们把时间和精力都给了他们的学生,却不愿意多给我一丝的耐心。。”
这些话像打开了某个阀门,接下来的叙述变得顺畅起来。
我讲了那些被欺负的日子,讲了作业本被撕碎的瞬间,讲了老师不屑的眼神,讲了无数次“想要转学”的请求如何被轻描淡写地驳回。
我讲了深夜里独自哭泣的孤独,讲了长大后生活费不够甚至不敢向父母要钱的卑微,讲了那些深植心底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厌恶。
当我终于停下来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湖边的路灯次第亮起,在黑暗中投下温暖的光圈。
林雨薇沉默了很久,然后伸出手,轻轻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很温暖,掌心有细微的薄茧。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她说,“谢谢你的信任。”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这是第一次有人完整地听完了我的故事,没有打断,没有评判,没有给出那些空洞的建议。
她只是倾听,然后认可了我的感受。
眼泪毫无预兆地涌出。
不是号啕大哭,只是安静地流淌,如同压抑多年的河流终于找到了出口。
林雨薇没有说“别哭”,也没有递纸巾,她只是握着我的手,等待这场迟来的宣泄自然平息。
从那天起,我们之间的关系生了微妙的变化。
我不再只是她的“辅导对象”,她也不再只是“心理系学姐”。
我们开始真正地了解彼此——她的童年是在海边小镇度过的,父母经营一家小书店;她选择心理学是因为曾经目睹好友受抑郁症折磨却无能为力;她喜欢老电影和爵士乐,讨厌香菜和潮湿的天气。
逐渐的,逐渐的。我也开始展露真实的自己——那个隐藏在沉默和顺从之下的,有着愤怒、渴望和脆弱的人。
我们的关系亲密了许多。
七月初,学期结束,大部分学生离校回家。
我没有回去,而是借口要准备实习留在了学校。
父母没有多问,只是按时打来了生活费。
这个结果既让我松了口气,又带来一阵尖锐的疼痛——他们甚至没有尝试挽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