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他们转头一看,却发现治下那些盘踞地方数代、掌握着实际人力物力的士族们早已人心浮动。
这些一直不愿意服从北方的世家们眼瞅着此地待不下去了,只得拖家带口,带着多年积蓄,络绎不绝地往南边跑。
官府发的檄文告示就成了无人搭理的废纸。
真正愿意且有能力组织些许抵抗的寥寥无几,剩下的大多是些与南雍朝廷捆绑太深,无法轻易脱身,或是土地基业实在庞大,实在难以割舍的家族。
他们一边硬着头皮整修城防、招募乡勇,一边不断派出使者,携带重礼,星夜兼程赶往菖蒲城,希望能用钱财买得一时平安,或者探听璋王的确切条件。
这股南渡潮与请降风不可避免地刮过了长江,吹进了至康城。
刚刚在旧都勉强完成登基大典,年号景和的南雍新帝正被江南士族林立,财政捉襟见肘,兵权分散的烂摊子搞得焦头烂额。
听闻北方最后几个州郡也要不保,士族也要南逃,他又惊又怒。
他心里清楚得很,若是让南若玉全取北方,整合完毕,下一个目标必定是江南。
此刻再不有所动作,恐怕日后连“有所动作”的机会都没有了。
于是,一道措辞严厉、盖着新鲜玉玺的《讨逆诏》从至康发出,飞送江南各州郡,并且试图联络西蜀、岭南等地势力。
诏书中将南若玉斥为“悖逆狂徒”、“北地豺狼”,号召天下忠义之士,共举义兵,匡扶社稷,扫清妖孽。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诏书发出后,响应者寥寥。
江南本地的豪强们更是心思各异。
有人觉得新帝根基未稳,贸然北伐是去送死。
有人与北边有千丝万缕的商业联系,不想断了财路。
有人则暗中与菖蒲城眉来眼去,待价而沽。
更有甚者巴不得朝廷与北边打起来,好看清形势,再决定投靠哪边。
响应最积极的只是几个与南雍帝利益捆绑极深的近臣和皇室宗亲,但能凑出的兵马钱粮也实在有限。
西蜀道路险远,明王向来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对中原争霸兴趣缺缺,回了一封言辞恭敬但内容空洞的公文,意思是南雍帝英明,我就谨守藩篱,遥为声援好了。
岭南?山高皇帝远,部落杂处,这会儿恐怕连诏书送到哪里了都难说。
南雍帝的“天下共讨”就成了至康城内少数人歇斯底里的呐喊,大多数人心照不宣的沉默。
当南雍朝廷还在为如何共讨逆贼扯皮时,北方的战事已经展开了。
十月初,黄河尚未封冻,南若玉就以容祐、杨憬二人为帅,各领两万兵马,自洛州与青州南下。
大军前锋还未抵达兖州边界,董罡的“病”立刻痊愈了,派出长子为使,捧着州牧印信、户籍图册,以及一份长长的、表示“痛悔前非、愿效忠璋王”的请降表,恭迎王师。
杨憬按南若玉事先吩咐,未作刁难,收下降表,接管防务。
不过他们都还记得董罡之前是如何祸害兖州百姓的,把他塞到降将劳改营后就不管了,果然,之后便出现恨毒了他的校尉等人合伙将他给杀了。
这是他自己当上司当得不合格,可不管杨憬他们什么事啊,毕竟降将和俘虏们进劳改营是惯例了,被璋王殿下打过的势力都知道。
作为敌方,他们怎么可能一无所知呢,肯定早有预料了吧。
郑州那几个郡的抵抗就更像是一场闹剧了。
因为董罡不管不顾选择投降,并且还被杀掉,一点儿也不顾亲兄弟的死活,直接把董昌活生生给气晕过去。
这对兄弟大抵就是对方的报应吧。
也因此事,守军的士气变得更加低迷,将领们也各怀鬼胎。容祐的大军压境,稍作试探性攻击之后,一处关键渡口守将便开城投降。
连锁反应之下,其余城池或望风归附,或在内应接应下迅速易帜。
个别试图负隅顽抗的士族坞堡在装备了幽州新式攻城器械的军队面前,连半日都没能撑过。
而威名赫赫,戎马半生的大将军董昌也被手下的将领背叛,趁其不备杀害之后就割下他的头颅去向容祐献降。
真正的硬仗几乎没打几场。
到十一月中,黄河以北彻底化作了璋王的领地。
在这场征伐中最忙碌的居然成了各路使者。
那些位于大军兵锋侧翼或后方,原本就摇摆不定或想待价而沽的州郡,见郑州、兖州如此轻易易主,哪里还敢有半分侥幸?
一些尚未明确表态的郡县使者来得比大军的前锋推进速度还要快。
他们携带的不仅仅是请降的文书,还有详尽的田亩册、府库清单、兵员名册,姿态低得不能再低,话里话外都是“早欲奉王为正朔,奈何南逆阻隔,今日得见天兵,如拨云见日”云云。
对于这些乖巧懂事的归附者,南若玉也早有预料。
他亲自在菖蒲城接见了几个代表,态度出乎意料地和煦。
少年君王坐在主位,一身常服,并未身穿甲胄,他的语气甚至称得上温和:“诸位不必惶恐,天下动荡,各为其主也是人之常情。如今尔等能识时务,顺天应人,便是大善。本王也并非刻薄寡恩之人。”
他让侍从给这些战战兢兢的使者赐座、上茶,耐心地听他们表完忠心,诉完“不得已”的苦衷,才缓缓开口:“北方已定,本王治下当与民更始。过往之事,只要未曾附逆死战、戕害百姓,一概不究。尔等家族田产、宅邸,只要不是非法所得,照旧安居。子弟有才学者也可依新制,参与考试吏员选拔。有勇力者亦可从军报效,凭功论赏。”
这话就好像定心丸,让使者们悬着的心落下一半。
“不过诸位也知我的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