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想了想,写下:“加封太子太保,赐金五千两,玉如意一对。”
太子太保是荣誉衔,没有实权,但地位尊崇,适合陈景和这样的老臣。既显示了新帝的尊重,又不让他掌握更多实权。
王琮,吏部尚书,精明能干,但心思深沉,手脚不干净。用他,但要防他。赏什么呢?
“加封吏部尚书衔不变,赐金三千两,御笔亲题‘勤政’匾额一块。”
钱给得不多,但御笔亲题匾额是殊荣,可以满足他的虚荣心。同时暗示他:朕看着你呢,好好干活。
周子安,御史,年轻耿直,可用,但需要敲打。直接赏?不合适。提拔?太快了也不好。
她沉吟良久,写下:“擢升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赐《贞观政要》一部,御批:望卿以魏征为楷模,直言进谏,匡正得失。”
左佥都御史是四品官,比周子安原来的御史高了两级,但仍在可接受范围内。《贞观政要》是唐太宗与魏征的治国对话录,送这本书,既是鼓励,也是期望——希望他像魏征一样敢于直言,也希望自己像唐太宗一样善于纳谏。
这既是对周子安的肯定,也是向天下人释放信号:新朝欢迎直言敢谏之臣。
写完这些,她停了停,想起还有一群人。
寒门子弟。
那些在科举中脱颖而出,但因出身低微而被排挤的读书人。那些在地方上踏实干事,却因没有背景而升迁无望的官吏。那些在慕容玦暴政下依然坚守本心、为民请命的下层官员。
这些人,是新朝需要依靠的中坚力量。
她需要提拔他们,重用他们,让他们成为对抗世家大族、打破旧有利益格局的先锋。
但提拔谁?怎么提拔?提拔到什么位置?
这需要更详细的考察,更周全的安排。
她暂时放下笔,唤来李德全:“传朕旨意:命吏部在一个月内,整理出全国五品以下官员的履历、政绩、风评,呈报给朕。特别是那些出身寒微、但政绩突出的,要重点标注。”
“老奴遵旨。”
“还有,”沈璃补充道,“让礼部准备下一次科举,时间定在明年春天。告诉主考官,这次科举,要公平取士,不问出身,只看才学。若有舞弊徇私者,严惩不贷。”
“是。”
李德全退下后,沈璃重新看向那份名单。
封赏功臣,提拔寒门,这是巩固统治基础的必要手段。但还不够。
她还需要更根本的改革。
需要触动那些积弊已久的制度,需要打破那些束缚人心的枷锁。
比如……贱籍制度。
大胤沿袭前朝,将人口分为良民和贱民。贱民包括乐户、匠户、丐户等,世代相传,不得与良民通婚,不得参加科举,不得担任官职,甚至不能自由迁徙。这是极不公平的制度,也是社会动荡的隐患。
废除贱籍,是她早就想做的事。
但这事阻力会很大。
因为贱籍制度涉及无数利益。那些拥有贱民为奴的世家大族,那些依靠贱籍维持特权的官僚,那些从贱民身上榨取利益的既得利益者……都会反对。
而且废除贱籍不是一纸诏书就能解决的。几十万、上百万的贱民,一旦恢复自由身,如何安置?如何谋生?如何避免他们成为流民,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这需要周密的计划,需要足够的财力,需要各级官员的配合。
现在做,时机成熟吗?
沈璃在犹豫。
新朝初立,应该以稳定为主,不应该进行太过激进的改革。但另一方面,正因为是新朝,没有历史包袱,改革阻力反而可能小一些。而且废除贱籍这样的大善政,能迅赢得民心,巩固统治基础。
利与弊,需要权衡。
她铺开又一份绢帛。
这一次,写的是关于废除贱籍的初步构想。
不是正式的诏书,只是提纲,只是思路。
“一,颁布诏书,宣布自即日起,废除所有贱籍。原贱籍人口,一律转为良民,享有与良民同等权利。”
“二,设立过渡期,三年内,原贱民可继续从事原有职业,但身份已是自由民。三年后,完全放开职业限制。”
“三,鼓励原贱民开垦荒地,朝廷给予种子、农具支持,并减免前三年赋税。”
“四,设立专项基金,用于帮助年老、残疾、无依无靠的原贱民,确保他们基本生活。”
“五,严令禁止任何人以任何形式歧视、压迫原贱民,违者依法严惩。”
一条条写下来,思路逐渐清晰。
但这只是初步构想,要变成可执行的政策,还需要户部、吏部、刑部等各部门详细测算、制定细则。
而且,她预感到,这份诏书一旦颁布,朝中必然掀起轩然大波。
那些世家出身的官员,那些家中蓄养大量贱民奴婢的贵族,那些思想保守、认为“贵贱有序”是天道的老臣……都会跳出来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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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需要盟友。
需要足够多的、支持改革的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