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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5章 商路通货殖兴（第3页）

“怕个鸟！”海生挺起还不甚宽阔的胸膛，“郑大人和将军们肯定有谋划！咱们练了这么久，船坚炮利，又不是旧水师那些破船烂炮！再说，赢了可是实打实的功劳，死了也有恤金，总比在岸上穷死、或者不知道哪天被海盗劫了杀死强！干他娘的！”

类似的对话，在营房、在船舱、在码头各个角落生。恐惧并非没有，尤其是对于未知的战斗和死亡的天然畏惧。但这种畏惧，被更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对改变命运的渴望、对海盗的憎恨、以及对上层指挥官（郑沧及苏廷岳等表现出色的中层军官）的信任所压倒。他们谈论着战利品可能的丰厚（尽管军纪强调大部分需上缴，但按例个人和部队总能分润一些），憧憬着立功受赏后回乡的风光，甚至想象着未来商路畅通，他们或许还能轮流担任护航任务，见识更广阔的海域与异邦风情。

一种“同舟共济、生死与共”的纽带，在战前这短暂的躁动与期盼中，变得更加牢固。他们或许来自天南地北，有着不同的过去，但此刻，他们拥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敌人、共同的统帅，以及共同的、触手可及却又需用血火去争取的未来——剿灭巨寇，打通商路，立功受赏，封妻荫子！这是最朴素也最有力的动员令，比任何空洞的说教都更能点燃这些底层儿郎的热血。

郑沧站在旗舰“靖海”号的舰桥上，望着码头和锚地上如繁星般点点灯火，以及灯火下忙碌穿梭的身影，听着随风隐约传来的激昂议论，坚毅的脸上线条稍稍柔和。他知道，军心可用。这支他倾注了无数心血、皇帝寄予厚望的新生力量，就像一柄刚刚淬火成型、亟待饮血的利剑，正渴望着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劈斩。

他抬头望向北方帝都的方向，心中默念：“陛下，臣……必不负所托。”随后，他深吸一口带着咸腥气的海风，转身沉声下令：“传令各舰，按预定序列，起锚，升帆！目标——黑水洋！”

低沉有力的号角声划破夜空，盖过了海浪的喧哗。巨大的船帆在绞盘咯吱声中缓缓升起，吃满了风。铁锚被提出水面，战舰依次缓缓驶离码头，编成战斗队形，融入黎明前最深沉的黑暗，向着那片隐藏着财富与罪恶、危险与机遇的黑水洋，义无反顾地驶去。他们的征程，不仅是为了剿灭一伙海盗，更是为帝国的海洋之梦，劈出第一道血与火的航迹。

与此同时，新的市舶提举司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建。批提举人选，皆是沈璃与户部、吏部精心挑选。广州提举是一位曾因揭露前任市舶司贪墨而被贬的御史，性情刚直；泉州提举出身闽商家庭，却考取进士，精通商务与律法；明州提举是原工部郎中，擅长工程营造；松江提举则是沈璃从潜邸带出的老人，忠诚干练。他们带着新税则、新规程、新账本以及皇帝的尚方宝剑，奔赴各自岗位，犹如几把快刀，刺向旧有利益格局。

地方上的反应，复杂得多。

有远见的地方官，如苏州知府，看到商贸繁荣带来的税收增长、就业增加、市面兴旺，积极与即将到任的松江提举联络，准备配合整顿码头、规范市场，甚至筹划借着官道修缮的东风，展本地手工业，承接海贸订单。

而那些与旧市舶司关系深厚、甚至自身就参与走私或暗中收受海商“孝敬”的官吏、地方豪强，则如坐针毡。新的提举司直属中央，制度严密，稽查严格，断了他们许多财路。减免商税？那是朝廷的恩典，到他们手里能刮的油水反而可能少了。更可怕的是水师清剿海盗，“翻海蛟”那样的巨寇能横行多年，背后岂能完全没有地方势力的影子或默许？如今朝廷要动真格，会不会拔出萝卜带出泥？

一股暗流在东南官场与地方势力中涌动。消极应付者有之，阳奉阴违者有之，散播谣言（诸如“新政扰民”、“与民争利实则与商争利”、“水师劳师动众未必能胜”）者有之，甚至有人暗中串联，试图向朝中清流大佬们传递更为“危言耸听”的地方舆情，希望借助高层压力，迫使新政放缓或变形。

商贾阶层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像周家这样有实力、有远见的大商号，积极拥护，甚至主动协助新提举司熟悉情况，提供海盗活动线索。他们渴望一个稳定、规范、有保障的贸易环境。而一些中小商贩，或因习惯了旧有的、或许有些混乱但也能通过“打点”获得便利的秩序，或因担忧新税则虽名义减免但稽查严格后实际成本未必下降，或因害怕水师剿匪不成反惹怒海盗报复，抱持着观望甚至疑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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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面上，郑沧率领的舰队，已如离弦之箭，扑向“翻海蛟”的老巢黑水洋。那里暗礁密布，海况复杂，海盗熟悉地形，以逸待劳。这是一场硬仗。

陆地上，新的市舶提举司开始挂牌理事，张贴告示，宣讲新规，与旧吏交接，清查账目，触及无数明暗利益。冲突与摩擦，在码头、在仓库、在税关前，每日上演。

朝堂上，清流言官们的奏疏并未因沈璃的强势而有丝毫减少，反而因为地方上某些反馈（经过筛选和加工）的传入，而变得更加“有理有据”，言辞也更加激烈。他们开始将“商政”与“恩科”联系起来，抨击皇帝“重利轻义”、“动摇国本”、“坏乱祖宗成法”，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帝国的心脏与肢体，仿佛在同时经历着冰与火的考验。沈璃稳坐宫中，案头的奏报每日堆叠，来自水师的军情，来自市舶司的政务，来自地方的密报，来自朝堂的劝谏……她需要从这些纷繁复杂、甚至互相矛盾的信息中，辨明真相，把握节奏，做出决断。

她增派了精干的监察御史前往沿海，明察暗访，专司纠劾阻挠新政、贪墨渎职、勾结匪类之官员。她亲自批复了几份言辞最为激烈、指责她“好大喜功”、“与民争利”的奏疏，不是驳斥，而是将市舶司增收的初步数据、水师剿匪的决心、以及江南几位支持新政的致仕老臣（如前番上《广开才路疏》者）的联名陈情，作为附件一并下朝臣参阅。让事实，至少是部分事实，去说话。

她还做了一件微妙的事：下旨褒奖了几位在地方上妥善处理商贸纠纷、促进市面繁荣、且自身清廉有声望的知县知府，并暗示吏部，可将“通晓钱谷、善治地方”作为未来官员考绩的重要参考。这是无声的导向，告诉天下官员，什么是皇帝现在欣赏的“能干”。

时间在紧张的气氛中流逝。终于，一个月后，来自黑水洋的捷报，以八百里加急的度，撞开了帝都的城门！

“报——！靖海水师大捷！阵斩巨寇‘翻海蛟’及其以下头目十七人，俘获八百余，焚毁盗船三十余艘，缴获无算！我已方仅损战船两艘，伤亡百余！郑将军已押解俘虏、赃物，班师回朝，赴天津卫觐见！”

捷报传开，帝都震动。尤其是当缴获的财物清单（部分）流传出来后，更是令人咋舌。堆积如山的金银、珠宝、香料、珍贵木材……这仅仅是一伙海盗的积蓄！海贸之利，海盗之富，直观地呈现在所有人面前。

沈璃当即宣布，遵前旨，亲赴天津卫，犒赏三军，迎接凯旋之师。

天津卫码头，旌旗招展，甲士林立。沈璃身着戎装（并非全副甲胄，而是象征性的戎服），立于临时搭建的高台之上，海风吹动她的衣袂。当她将御赐的金盔亲手戴在跪拜于前的郑沧头上时，当堆积如山的战利品（特意展示部分）在阳光下闪烁着诱人光芒时，当被解救的商民代表涕泪交接地叩谢天恩时，一幅强大的视觉与情感冲击画面，牢牢刻在了所有在场乃至闻讯之人的心中。

女帝并非空谈，她有能力也有决心，用武力扫清障碍，保护帝国的利益与子民的安全。海贸，在战刀的护卫下，不再仅仅是逐利的冒险，更带上了“王化远播”、“绥靖海疆”的荣光。

天津之行后，沈璃再次颁布一系列细化政策：建立常备护航制度，由水师轮流派遣舰队，护送大型商船队往返主要航线；鼓励民间资金参与港口、仓库、造船厂建设，给予一定年限的税收优惠；由市舶司组织，编撰海外物产、风土、航路指南，下有实力的海商参考；甚至默许了沿海省份地方官与海商合作，组建半官方的“贸易会馆”，协调价格，应对风险。

阻力依然存在。清流们转而攻击“护航耗费国帑”、“官商勾结成何体统”、“奇技淫巧之物滋长奢靡”。地方上，新旧势力的明争暗斗也未停歇。海盗并未绝迹，saergroupsstiurked商路开拓的风险依旧巨大。

但大势，已经开始难以逆转。

从西域经河西走廊、从南洋经东南海港、从北方草原经张家口……越来越多的商队，带着异域的货物与新奇的故事，涌入大胤。帝都的西市，出现了专卖海外珍奇的“蕃货街”；苏州的丝绸坊，日夜赶工仍难以满足订单；景德镇的窑火，映红了半边天；福建的茶山，扩大了种植；内地的工匠，开始尝试仿制或改进海外传来的器具……

国库的银仓，以肉眼可见的度充实起来。尽管北伐、治河、赈灾等开支巨大，但户部尚书林昭的脸上，已不再总是愁云密布。他甚至开始筹划，用新增的收入，补贴遭受天灾的农税，兴修更多水利，改善漕运。

民间，尤其是沿海和主要商路沿线，一种不同于以往农耕社会的活力在滋长。码头工人、织工、窑工、脚夫、镖师、通译……无数人依靠着这条日益繁忙的商贸链条谋生乃至致富。虽然士大夫们嗤之以鼻的“铜臭”气息似乎浓了，但市井的繁华、百姓生计的多样，也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冲突远未结束。利益的重新分配必然伴随阵痛。土地收入相对贬值的乡绅，对经商致富的邻居眼红嫉妒；坚守“耕读传家”的老派读书人，对世风日下痛心疾；在商贸大潮中失利破产者，满怀怨愤；新政执行中的不公与腐败，也在滋生新的问题。如何平衡农商，如何引导巨大的商业资本，如何防止奢靡与僭越，如何让繁荣惠及更广泛的阶层而不仅仅是少数豪商，如何应对伴随开放而来的文化冲击与潜在风险……这一切，都对沈璃和她的帝国提出了更深层次的挑战。

但无论如何，帝国的航船，已经驶入了那片充满财富与风险的新海域。风帆已被强劲的经济海风鼓满，旧有的压舱石（重农抑商传统）仍在，却已不能完全决定航向。前方，是更广阔的世界，是更复杂的风浪，也是必须继续前行的命运。女帝沈璃站在船头，目光依旧坚定，她知道，回头已是绝无可能，唯有乘风破浪，方能抵达那强国富民的新彼岸。而这场由她亲手开启的商贸变革，与那场同样由她推动的科举革新，正像帝国的双翼，在时代的罡风中，艰难而有力地，开始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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