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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5章 反扑开始(第1页)

钟方跳楼自杀的消息,在第三天彻底酵。省委大院的食堂、省直机关的电梯、市井巷陌的茶楼——每个角落都在低声议论。议论的内容从最初的“听说了吗”,演变为“到底怎么回事”,再到“人家副国级的儿子,就这么被逼死了”。

一些话开始传得有鼻子有眼。

有人说,钟方被抓当晚,专案组连续审讯十几个小时,不许睡觉、不许喝水,是活活把人逼疯的。

有人说,田国富在办公室里拍了桌子,指着钟方说“你父亲的问题比你还严重,你不交代就是包庇”。

还有人说,钟方跳楼前给妻子打了最后一个电话,那边刚喊了一声“老婆”,这边就断线了。

这些话都没有证据,却在口口相传中变成“事实”。

十一月十五日。

四九城,朝阳区某高端私人会所。

这间会所不对外营业,只接待特定会员。门口没有招牌,内部却极尽奢华——全套红酸枝家具、清代宫廷风格的屏风、墙上挂着启功先生的真迹。

周汉昌坐在主位,手边是一杯没怎么动的武夷山大红袍。他穿着深灰色中山装,头一丝不苟地向后梳拢,神态从容。

左右两侧,各坐着三个人。

左手第一位,是汉东省人大原副主任刘培生。他七十三岁了,头全白,但腰板挺直,说话中气十足。退休前,他是汉东政坛“刘系”的核心人物,门生故吏遍布全省。

“老周,”刘培生把玩着手里的核桃,“你大老远把我们从汉东叫到四九城,总不是为了喝茶吧?”

周汉昌微笑:“刘老,您是老领导,我不敢瞒您。钟方这孩子走了,走得不明不白。钟书记还在医院躺着,至今没人给个说法。咱们这些做长辈的,总不能看着不管。”

刘培生手里的核桃停了。

“你想怎么管?”

“不是我想怎么管。”周汉昌放下茶杯,“是事情展到现在,已经不是钟家一家的事了。钟方的问题,专案组查了两个月,最后落实了几条?京州城市银行的贷款,他经手不假,但那是集体决策,省金融办、市改委、银行风控部门都签了字,凭什么只追他一个人?”

他顿了顿:“再说那批稀土。批文是钟正国同志签的,但他只是按程序走,真正经办的是工信部和商务部的几个处级干部。现在那几个人,有一个被查的吗?”

刘培生没有接话,但手里的核桃重新转了起来。

右手边第二位,是个年近五十的中年男人,戴着眼镜,面容清瘦,穿着深蓝色羊绒衫。他是柳远和的堂兄柳远东,现任国家改委基础产业司副司长。

“周叔叔的话,我深有体会。”柳远东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稳,“我的弟弟柳远和,现在还被关在看守所里。专案组不让他见律师,不让家属探视,连羁押理由都含糊其辞。他在最高检的时候是人民的检察官,立过功,为反腐做过贡献。怎么到了汉东当了几天的反贪局局长,就成了腐败分子了?就算有问题,也得走程序、讲证据吧?”

他推了推眼镜:“但现在,讲程序的人被搞程序的关进去了。”

刘培生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左手第二位,是个穿香奈儿套装的中年女人,妆容精致,眉目间和钟方有几分相似。她是钟方的堂姐钟敏,现居港城,接到消息后连夜飞回四九城。

“各位长辈,”钟敏的声音带着压抑的颤抖,“我弟弟是个体面人。他做错了事,该判判,该罚罚,我没有二话。但他被逼得从十八楼跳下去,死后还要被泼脏水,说什么‘畏罪自杀’、‘畏罪’——”

她深吸一口气:“他死了,还要背这个罪名。我婶子年纪大了,不敢告诉她;我父亲在医院,没人敢提钟方两个字。这就是专案组说的‘人性化办案’?”

包厢里安静了几秒。

周汉昌适时开口:“钟方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他父亲一生清廉,对子女要求极严。钟方走到这一步,确实辜负了组织的培养。但话说回来——”

他话锋一转:“纪委办案,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现在人死了,谁来负责任?田国富在现场,他是干什么吃的?何胜利亲自指挥抓捕,事前有没有风险评估?吴栋梁调了三百特警,人还是跳下去了,这算不算重大工作失误?”

刘培生的核桃又停了。

“你想问责?”他问。

“不是问责。”周汉昌说,“是给死者家属一个交代,给汉东干部一个交代,也给中央一个交代。如果办案可以不顾程序、不问后果,今天逼死的是钟方,明天会不会是别人?”

刘培生沉默良久。

他这一生见过太多风浪。从基层公社书记做到副省级,经历过改革、反腐浪潮,送走过三任省委书记。他比在座的任何人都清楚——所谓“给交代”,从来不是目的,只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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