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個怎樣的既得利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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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春天，我與《新聞1+1》欄目一起獲得《新週刊》電視榜的三項大獎，因為得獎不少，我就擁有了兩次上臺發表獲獎感言的機會。有意思的是：第一段獲獎感言，由於具有某種娛樂元素，第二天被媒體廣泛轉載；而第二段獲獎感言，也許是因為太過嚴肅並尖銳，第二天，找不到隻言片語的報道。於是，只好記錄於此。

“在我看來，電視的下一步發展，取決於現在的既得利益者們，而不是年輕人和即將告別電視的人們。”

“現在的既得利益者，是過去的改革推動者，他們因此擁有了名氣、權力和金錢，但接下來他們怎麼做，至關重要。”這個“他們”中，自然也包括我。

“如果他們願意讓一些利，會有助於年輕人快速成長；如果他們能對自己的利益少一些在乎，就會說更多的真話辦更多的實事，推動電視的又一輪改革；可如果他們屁股決定腦袋，只在乎自己的利益，那電視就危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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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quote>這是十年前在體育場留下的一張照片，“人民”二字看來意味深長，其實它是“增強人民體質”中的兩個字。總聽到有人說：做記者的，要替人民鼓與呼。我並不喜歡這句話。你憑什麼“替”啊？大家都是“民”中的一個，“人”中的一員，說實話就好了。</blockquote>

其實，不僅僅是電視如此。

我自己也是既得利益者中的一員，從當初那個四處租房子住敢於爭吵有衝勁的小夥子，變成現在時常被叫做“白老師”、略有發福的中年男子，毫無疑問，我們為上一輪電視改革做出了推動併成為那次改革的受益者。

然後呢？也就是現在。

這的確是一個並不輕鬆的拷問。其實，回頭看歷史，總是這樣的軌跡。革命者，充滿熱情與幹勁，帶著建設新世界的理想，革了落後者與落後時代的命，然後坐享其成，時間一長，再被新的革命者革命。

週而復始，歷史在重複中前行。

我們呢？有時，既得利益者還有另外的毛病，成功過，意味著也許優秀過，於是，自以為是。殊不知，時代已發生了快速的變化，世界已不是原來那個世界，可這個時候的既得利益者，依然認為自己掌握著真理，慢慢地，成為正確理念前行的阻攔者，而自己還並不覺察，讓旁觀者感慨併為之發出一聲嘆息！

記得2008年，要創辦《新聞1+1》時，有人勸過我：這是不討好並得罪人的節目，算了吧。雖然，評論節目上馬，是新聞改革與電視臺的需求，但各種因素決定，如有問題，賬會記到我頭上。

開播一段時間後，某些事實也證明了人們的擔心有一定的道理。的確，做主持人時，上上下下，支援與表揚者多，我面對不了太多風險；但成為評論員之後，隔三差五因評論而讓一些人一些部門不高興，說完全沒有壓力，那是不可能的，甚至曾經非常信任我的領導，也開始對我不滿。我有委屈卻不想解釋，讓時間與良心去回答吧！

其實沒有選擇。這條路，不是我個人的選擇，電視改革走到了這一步，也許會多了很多風險，開玩笑說：成先鋒或成先烈僅一線之隔。但又怎能不走，不前行呢？更何況，這條路，出發時，並不只我，太多的人，太多的夢想。

當我在眾多人的幫助下走到今天，肯定不是讓我個人來獨佔利益。在我們的身上，依然有眾人的期待與寄託！更何況，在這個複雜的變革時代，我們有我們的價值與推動能力。如果我們貪圖自己的安全與安逸而停下腳步，年輕人又能走多遠？他們的未來又在哪裡？所以，既得利益者不能讓自己的利益遮蔽了向前的衝動，哪怕因此可能會付出代價。

2008年年底，12月23日，《東方時空》重要建立人之一陳虻不幸去世，終年48歲。

午夜的北京街頭，我驅車前往醫院，一路上的表情註定怪異，不是哭不是笑，只覺得荒唐，似乎要送別的不是一個人，還有一個時代。僅有送別還不是大問題，而是為什麼會送別得這樣早？真的說了再見就不再見了嗎？

陳虻，用《生活空間》講述了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成為我們驕傲的記憶。

後來，由於他的優秀，他被提拔了。一箇中國慣有的邏輯。我們總能發現，誰優秀了，似乎只能用提拔他當官來獎勵他，但我們也恰恰用這種方式毀了很多人。這可不是電視圈裡的問題，是整個社會的。

有的人適合當官，有的人不適合。陳虻屬於後者，於是，你發現，他時常處於矛盾之中。一方面是新的位置，一方面是過去的理想。按理說，應該不糾纏，可現實中，不糾纏不矛盾太難。於是，這個文人氣十足的帶兵打仗者，就不得不時常坐在辦公室裡讓思想亂飛。估計像他這樣的思想者，總會在腦海中，擁有很多美妙的欄目構想和節目設計，以及讓人叫絕的細節。

然而，這一切都可能像一個又一個有創意的禮花，發射了，燦爛了，又慢慢地熄滅。

從頭到尾，他是這禮花唯一的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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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quote>2000年底，我入選中國十大傑出青年，但正如我領獎時所說：我是在替我的同行們領這個獎。時任國家副主席的胡錦濤在接見我們時對我說了一句話：“每個行業都需要品牌，你們這個行業也要打造品牌。”我想，這可不是要打造一個讓自己獲益的品牌，而是因品牌，讓新聞更有公信力和影響力。</blockquote>

這一次，他走了，開始深深地觸動了我們。一群或主動或被動已經開始有些麻木的人們。

我當初的製片人、陳虻當初的戰友，時間，幾乎是在悲傷中跌跌撞撞地衝進了陳虻的靈堂，然後留下這樣幾句話：

虻虻，我從未有過的孤獨，你曾是我最好的朋友！戰友沒了，戰壕沒了，衝鋒也沒了……只有懷念，只剩下過去的日子……

經歷過舊日子的人們，看到這段話，都百感交集，不僅感慨時代的無情，也會反思自己的減速。

那一段送別陳虻的日子，集體悲涼，不僅是因為一個人走了，還有清醒地看到，或被動或主動地，理想也似乎走了很多。

在紀念陳虻的文章裡，我最後寫下這樣的幾句話。

“如果理想，只是一瞬的綻放，之後，只在憑弔中使用，那麼，理想有什麼意義？

“如果激情，只是青春時的一種荷爾蒙，只在多年後痛哭時才知自己有過，那麼，激情又有什麼意義？

“如果哀痛中，我們不再出發，陳虻的離去，又有什麼意義？”

或許所有的既得利益者，都該再次重複陳虻曾經說過的這句話：“走得太遠，別忘了當初我們為什麼出發！”

只要繼續走，就有可能！我依然願意樂觀地看著前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