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烏魯木齊“7·5”事件直播，空前但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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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魯木齊“7·5”事件來得突然，之前，似乎毫無徵兆。

我是在7月6日一早知道這條訊息的，當時就在想：這次，是否可以更快速地直播？

一天都在為這個新聞做準備，越是瞭解了更多的詳情，內心越是難受，作為一個媒體人，把它報道出去的衝動就更強烈。而一個積極的訊號是，當天的滾動新聞，已經直播報道了這個訊息。

經歷了2008年的風風雨雨，加上奧運期間境外媒體雲集，中國，經歷了顯微鏡般的細緻觀察，中國的心臟顯然比過去強大得多，面對突發性事件，不僅不是不報，而且要快報早報，境內境外都報，這是一種重要並積極的轉變。

2008年的甕安事件，按過去的敏感緊張，很可能壓住不報，因為它是群體性事件，又涉及警民關係、暴力衝突，實際上，僅僅沉默了一小會兒，就拉開了透明報道的大門，反而就此成為良性互動的開始。這樣的案例效果，增強了人們的信心，並意識到，一些負面的事件，如果及時透明傳遞真相，反而會帶來正面反饋，這無疑更為決策者與媒體增加了透明的勇氣和力度。

於是，7月6日一天，我們都在為晚上的直播做準備，雖也有一些預想中的反覆，但在開播前不到三十分鐘，我們在直播室外的辦公室開了一個碰頭會，決策者孫玉勝副臺長表情並不輕鬆地說：“我既沒有接到直播的指令，也沒有接到不讓直播的指令，仔細考慮一番，我們直播試一試。”

九點半，直播開始，雖然當天的訊息對烏魯木齊“7·5”事件有多條報道，然而長時間的直播，在以往類似事件的處理中，毫無疑問是第一次。更何況，前方記者還並不多，很多細節還未詳細掌握，事態依然在發展中。再加上，這也是中央電視臺自己的評論員對這個型別事件第一次發表長時間的評論和分析，挑戰是巨大的，作出這個決策也是有風險的。

然而在人們關注的新聞面前，在中央臺已經開始新聞改革之後，在百姓擁有“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的環境下，不冒任何風險是媒體最大的風險。

我們這一天的直播由董倩做主持，我做評論員，共持續了一個半小時。第二天，總局領導對直播表示肯定，同樣，收視率顯示，這一個半小時的直播，比平時平均收視率增長九倍還多，可見觀眾對此的期待和認可。

之後幾天，我們或長或短地繼續直播報道，其實，在7月6日直播結束後，本臺就已經增派包括張泉靈在內的多路記者前往烏魯木齊，這一個增派行為本身，就說明了問題：不是躲避而是面對，是快速與透明。與此同時，境外的記者也幾乎無障礙地趕往烏魯木齊，真相隨之傳遍世界，誤解與偏見，也因此而減少。

不過，透明與真相，還並不能讓烏魯木齊這座受傷的城市快速康復。

我的父親是純正的蒙古族，我的母親是漢族，在我的身上流淌著民族交融的血，再加上我從小生活成長於少數民族地區，因此對烏魯木齊“7·5”之痛感同身受。記得我在節目中說過這樣的話：對於烏魯木齊這座城市來說，外傷好治，內傷卻需要很長時間才會康復。同樣生活在這座城市的不同民族的兄弟姐妹，突然間，心與心之間有了牆，深處留了傷口，怎樣三分治七分養，讓城市痊癒，是需要這個城市的幾百萬人口以及所有中國人共同努力的事情，我們必須祝福！

幾個月之後，我採訪國家民委主任楊晶，談起民族問題，他的一句話讓我永遠難忘，他說：“民族團結就像空氣，擁有的時候，你感覺不到它的存在，可沒有，你試試！”

採訪中，這位蒙古族漢子一度潸然淚下，可見他的感情與壓力。

脫敏，是一個時代進步的清晰痕跡，然而脫敏並不意味著就此麻木起來，什麼都無所謂，放棄原則。

恰恰相反，脫敏，讓我們更理直氣壯地堅守原則，堅守自己的利益。在中國與世界的磨合與博弈之中，所有事情都韜光養晦已經很難做到，不是你不低調，而是有時候你無法低調。所以，為原則與利益而放聲，並慢慢建立中國對世界清晰而有用的價值觀，是我們必須做的事情。

同時，自信，是最好的藥，治自己的傷，治別人的偏見。對於那些過去有些敏感，有些忌諱的東西，很多都不必再用藏起來蓋起來的方式來處理，面對它，正視它，與公眾一起。沒什麼大不了。經過三十多年改革，強大起來的不僅是經濟，還包括每一顆中國人的心臟。知道了，最快時間瞭解了，複雜的事情就會變得簡單，在進步與慢慢脫敏的過程中，我們依然有大量的工作要一起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