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音：SARS真走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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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情，在歷史中發生過，都很難真正消失得無影無蹤，都會留下或長或短的影子。對於後人來說，如何去面對這影子，總是考驗。

2009年秋，我去中國傳媒大學，也就是我的母校，為新聞學院的師弟師妹們講課，結果看到一份翔實的社會調查報告，是三位師弟師妹利用業餘時間搞的，報告關注了一個特殊的群體——北京SARS後遺症患者的治療及生活狀況。

這是一份很細緻的調查，它讓已被大多數人忘記的SARS畫面再度浮現。更重要的是，將人們幾乎已經不再關注的SARS後遺症人群重新觸目驚心地呈現在社會的面前。

由於當時SARS病毒無法真正摸清底細，重症的病人又危在旦夕，因此大量使用激素進行治療。這一點，人們無法在今天指責當時的做法，因為遭遇戰中，挽救生命是第一位的。但問題是，生命保住了，可由於激素大劑量使用，很多患者在SARS病癒之後，陸續開始被後遺症纏身，其中主要的是股骨頭壞死，甚至導致生活再也無法自理。

這樣的後遺症患者，在北京有一百多人，他們中間很大一部分家庭出現變故，當初可以共患難，但後遺症帶來的無止境的治療使生活被嚴重拖累，於是，健康的一方選擇離異，對於後遺症患者來說，雪上加霜。

平心而論，政府對這批人很照顧，符合標準便提供免費治療，部分人群還得到每年一定數額的補貼。

然而，患者們依然感到恐慌與擔心，病情還會不會發展？將來生活不能自理怎麼辦？那些有後遺症可從資料指標上又達不到標準的患者怎麼辦？尤其是：由於種種原因，他們的資訊與狀況彷彿被遮蔽掉，社會與公眾不知道他們的狀況，不知道他們的艱難，也無法伸出援手，就彷彿他們根本不存在一樣。

師妹把調查報告交給我之後說：“他們（後遺症患者）很希望你能去看一看他們。”

過了一會兒，又不放心地跑過來，“你會關注他們嗎？”

我對師妹說：“你們做了你們該做的事情，接下來該我們去做我們該做的事情了。”

一個星期之後，以這份調查報告為基礎的《新聞1+1》播出，相關的採訪與患者的畫面出現在電視螢幕上，作為評論員，我在節目中說：應當把他們的處境與現狀放到陽光之下，這樣，社會上願意伸出援手的人們才知道他們在哪兒，才會去幫助他們。而政府也該明白，有些事，不一定都自己一肩挑，該社會解決的也交給社會一部分，香港在面對這樣的後遺症患者時，就採用了社會上設立專門基金的方式來長期持續地幫助他們。

節目播出之後，全國眾多媒體紛紛跟進，顯然，人們並不願意遺忘。

而這件事也在提醒我們，突發事件來臨的時候，人們往往行動效率很高出手很快，但是事情結束並不意味著要立即劃上休止符，還有很多後續問題需要我們去幫助去繼續救援。我們應當為此提出“後救援”的概念，這樣，才不會出現人一走茶就涼這樣的狀況。

其實，SARS的印記並未走遠，除去後遺症的患者之外，那些在SARS之中不幸離世的人該怎樣面對，要不要對他們的家人有所撫卹？無論死亡的患者還是白衣天使，家屬的救助工作開展得如何？而當初的患者們，或輕或重，又是否遺留下心理方面的問題？我們面對他們，還能夠做些什麼？

一個習慣於遺忘的民族是不會有希望的，而面對一個並不遙遠的SARS之戰，過早地遺忘不僅不該，甚至危險。

除去北京，廣東或其他省市自治區的SARS後遺症患者又過得如何？也許有的地區人數不多，甚至只有一個，但我們是不是也該找到他，如同拯救大兵瑞恩，只不過，是中國版的。我們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