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入臺：2001年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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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來得突然。

2001年春天，我接到通知，準備去臺灣。

從八十年代末開始，臺灣解禁，除去老兵回鄉探親，海峽兩岸的民間交流也日益增多，其中包括兩岸十大傑出青年之間的交流。由於我當選頭一年大陸的十大傑出青年，而成為大陸青聯訪臺團中的一員，這個團由當時的青聯主席胡春華帶隊，團員包括閻維文、宋英傑、呂虹、範芳等十多人。

不過這次出訪似乎並不是時候。

頭一年，臺灣政壇發生變局，國民黨在臺幾十年的統治被推翻，民進黨陳水扁上臺，本就敏感的海峽兩岸關係變得更加麻煩。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到達臺灣，該如何與人相處？見到敏感的旗幟或標語怎麼辦？聽到不那麼悅耳甚至“反動”的話語要不要起身就走或者嚴正交涉？這一切，都成為“第一次”所必有的障礙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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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quote>這是我第一次去臺灣時的留影，背後這汪小小的湖面，我以為是日月潭的入口，沒想到它就是大名鼎鼎的日月潭本身！真是相見不如懷念，之後，我就再也沒去過。然而，沒去過之前，你會不去嗎？更何況，日月潭對大陸人的吸引力與大小並無關係。</blockquote>

緊張與陌生

第一次的行程註定漫長。

我們先要到深圳集合，然後進入香港，再飛往臺北。

可比地理距離更漫長的，是心理上的距離。

在深圳，大家開了一個出發前的準備會，無外乎該怎麼說怎麼做，遵守什麼紀律以及遇到特殊情況該怎麼辦等等。這一個會，更加重了內心的緊張，原本應該是愉快的出行，因為目的地是臺灣，而多了一份沉沉的悲壯感。

飛機在臺北桃園機場降落，心跳開始加速，臺灣，這一塊讓人緊張的神秘土地，將如何在我們面前一一展現？

負責接待我們的是臺灣的新黨，當時的新黨召集人，是一位快人快語的大姐謝啟大，後來，她因官司，很長時間都在大陸居住。不過，在我們到達時，正是她和新黨都想有所作為並因此神采飛揚的時候。

臺灣的第一印象，說句心裡話：一般。

2001年的中國大陸，發展已經進入快車道，尤其是機場、道路等硬體建設，更是大手筆，相比之下，久負盛名的桃園機場就落後太多。估計大陸人都會小聲嘀咕一句：“別說北京上海，一般城市的機場都比這兒強……”出了機場上高速，路不寬車不快，找不到騰飛臺灣的感覺。

然而隨著訪問的深入，臺灣的大與小才慢慢顯現出來。

去日月潭，可能是每一個大陸人到達臺灣後必做的功課，不過我在那兒鬧了一個笑話。船離岸了一小會兒，我發問：“在哪個口進日月潭？”陪同告訴我：“這就是。”我笑了，原來在想象中，日月潭應當很大很大，因此自己認為，船開一會兒後會從某一個口進去，然後大大的日月潭出現在我們面前。可沒想到的是，那個我認為是入口的小湖面，就是日月潭本身。

去草山尋找蔣介石的蹤跡，去衚衕裡探訪張大千的神韻，地方都不大，起碼沒有想象中的大，卻都小得精緻。在這樣的場景中，臺灣開始在腦海中告別想象，慢慢真實起來。

相信每一個大陸人，到達臺灣之後，都會有這樣一個與自己想象作鬥爭的過程。

政治與一碗酒

不過，當時的臺灣卻處在一種亢奮的政治熱情之中，似乎每一個人都是參與者。

開啟臺灣的電視，晚上九十點鐘，各路名嘴都在螢幕上“參政議政”，好聽的話不多，口吐白沫，一個比一個激昂，一個比一個炮火猛烈。小小的臺灣，起碼十來個電影片道在這個時間幹這件事情，於是，你想不被政治打擾都不可能。

在臺灣看電視，走兩個極端。新聞時事節目中，要麼是鋪天蓋地的民生新聞，家長裡短，無處不在，剛開始新鮮熱鬧，看幾天之後就看出了問題與憋悶。在臺灣，由於種種特殊原因，幾乎沒有國際新聞，拼命找，一天也找不到幾條，讓你以為：這個世界除去臺灣島本身，頂多就華人世界這麼大。這麼說的一個原因是，當時的大陸新聞在臺灣螢幕上已經很多。

除此之外，就是脫口秀政治，全民開講，自由、混亂、亢奮、“秀”雜其中，讓人不由得感慨。

而娛樂節目，不說也罷，因為大多數都能在大陸找到克隆或山寨版本，也就不在臺灣浪費時間。

當時的這種政治熱情十分正常，畢竟臺灣政壇剛剛變局，每個老百姓都覺得自己也參與歷史其中，政治新鮮感未過，於是，讓外來人都能明顯感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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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quote>來到臺灣，蔣介石與蔣經國是繞不過去的兩個名字，但是蔣家第三代，卻大多不幸有臺灣風水師說：那是因為蔣介石與蔣經國都葬在臨時墓地，未能入土為安所致。兩蔣照片下，正接受採訪的，是第三代中唯一的“蔣”門人——蔣孝嚴。不過，他也是剛從“章”姓改為“蔣”姓不久，是推動兩岸直航的重要人物</blockquote>

對於我們這些初來乍到者，除去新鮮，有時還有些刺激，甚至刺痛。

一天在街頭，突然看見一個遊行車隊大搖大擺地行進，原來是在憤怒聲討蔣氏父子，蔣介石的待遇比蔣經國糟糕很多，名字都被打上叉，畫像倒掛，敲鑼打鼓，作為從大陸來的我們，自然不適應。奇怪的也是這種不適應，為什麼幾十年時間，我們都恨並罵著蔣介石，可街頭看見這一幕，竟有些要為蔣氏父子打抱不平的衝動。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看樣，在歷史又翻過一頁之後，在一箇中國的大是大非面前，我們與蔣家的情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只不過當時還不知道，幾年之後，國共兩黨又走到了一起。

相比街頭這一幕，更刺激的還在後頭。

生活中的很多事，想象時恐懼，然而真到了具體情境中，恐懼就消失掉，第一次臺灣之行就是如此。

出發之前，擔心這個憂愁那個，可真到臺灣之後，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就化解掉這一切。做主人的，往往知道客人的為難，會有意照顧客人，避免尷尬，我們曾經擔心的各種場面，基本上都沒碰到過；而當客人的，也慢慢去除了沒必要的敏感，偶爾主人們脫口而出的敏感話語，我們也一笑而過。輕鬆地面對，一些為難反而容易化解。

也正是有了這種變化，才有了臨近返程之前最後一頓正餐的特殊酒局。

回來的頭一天晚上，在高雄，主辦方為我們擺酒餞行。現場，除去我們，也宴請了一些當地的青年才俊及有關人士。

酒桌上一聊，大家樂了，發現在我們這一桌十多人，竟有著海峽兩岸五個黨的黨員，我們是共產黨，臺灣方面有國民黨、親民黨、新黨、民進黨，真是一個過去想都沒想過的奇妙組合。

酒過N巡之後，不知是誰提議：最後展開了一個“兩黨對決”，民進黨一位年輕議員為一方，另外四個黨選我為代表成為另一方，拿出一瓶金門高梁，分別倒滿兩個大碗，旁邊的人們群情激昂，鼓勵聲連連，我和這位民進黨議員，只好不辱使命，一人一大碗，一飲而盡。

十幾分鍾後，對方在走出門外幾步的大堂裡不省人事。

我則堅持聊到最後，回到房間才沉沉睡去，算是贏家。

這成了以後我們每次團員相聚時必聊的話題，我一直好奇的是：為什麼海峽兩岸的這四個黨成了一撥，而民進黨成了另一撥？這是一個潛意識裡的“政治”決定，還是一個喝高了之後的酒桌行為？

至今，我沒有答案。

不過，正是在這一碗酒裡，我結束了自己的第一次臺灣之行，也結束了對臺灣的想象，以及因距離而產生的敏感。

告別時，我有了新的期待：什麼時候，我以記者的身份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