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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時候，沒有網路與簡訊，甚至電話也沒有。在家鄉的時候，各個單位怕找不到人，休息的日子都要安排職工輪流值班，而要找人，則直接上門去找，沒在家留個條算交代。所以，那個時候，同事互相知道家住在哪裡是很正常的事。
上了大學，與家人和同學的聯絡，主要靠書信往來。記得1986年那一次小型學潮的時候，我一位在四川大學讀書的中學同學，給我寫來十幾頁的一封信，厚厚的，一筆一畫皆是對時局的分析與評論，而我的回信好像也不短。
越來越短的信，是寫給家裡的，後來的功能主要是要錢；為了稍加掩飾，前面要彙報一下學習情況，目的還是為最後要錢作鋪墊。
信與匯款單，是上大學時最盼望的東西。當時班裡負責此類事務的同學牛氣得不行，每天午飯後，見他拿著書信前來，都跟看見聖誕老人似的。
如果遇到更著急的時刻，就要出去很遠打電報，而打電報是按字收費的，於是為了省錢，都學會了簡短表達，花小錢辦大事。後來電報退出歷史舞臺，也間接開創了一種囉唆的文風，算是“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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