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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又各自開車離開了停車場。不久，艾莉森給我打來了電話。

“那不是我。”她說，“我沒有去接孩子。”

“我知道。”

“我真不敢相信，孩子們居然會跟一個陌生人上車。他們難道沒注意到有什麼異樣嗎？”

“只是普通的放學接孩子，”我分析道，“他們沒那麼多心眼兒。”

“但這也太胡鬧了。我……”她停了一下，重重地嘆了一口氣，“唉，我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撐得住。”

其實我也一樣。但是，現在不能認輸。我覺得，身為父母，有一條不言而喻的準則，那就是父母二人不能同時倒下。

“你能想象咱們倆剛才看起來有多傻嗎？‘打擾一下，請問是誰接走了我們的孩子？沒辦法，我們是很差勁兒的父母，連孩子被誰接走了都不知道。’‘是嗎？可你其實知道吧，不就是你接走的嗎？神經病。’”

“是啊。我們看起來肯定不大正常。”我說，“但是，說實話，我覺得這都是小事。我們現在該擔心的不是這個。”

“我知道。”她輕輕地說，“我知道。”

我駕駛汽車左轉，沿著17號公路向南行駛。這是一條四車道的馬路，被花裡胡哨的美國商業包圍著。放眼望去，兩邊是無窮無盡的快餐店、連鎖酒店、零售店、銀行、汽車修理廠和加油站。

“好了，我就不纏著你了，”她說，“一旦孩子們平安歸來，你就告訴我。”

“當然。你就安心等著吧，這一切很快就會過去的。”

我們結束了通話。我開車上了科爾曼大橋[1]，橫跨約克河，駛入64號州際公路。這時手機又響了起來。我以為還是艾莉森，但是看了一眼，發現手機螢幕上的來電顯示是：富蘭克林。

布雷克·富蘭克林曾當了我十三年的頂頭上司。不，還不止如此。對我來說，他是人生的導師，也是花言巧語的騙子；是為我加油鼓勁兒的啦啦隊，也是折磨我的渾蛋；是一個極富魅力的朋友，深深地吸引著我。他非常與眾不同，總是告訴我，我很棒，並且會變得更棒。而不管他說什麼，我都會相信他。隨著我的職位越來越高、責任越來越重，我為他付出的工作時間也越來越多。一般情況下，我都是早上六點到辦公室，並且很少有晚上八點前離開的時候。但我告訴自己，一切都是我自願的。畢竟，那時候我非常渴望能讓他滿意。

五年前的一天，發生了“那起事件”。當時，布雷克正在主持一場新聞釋出會，會上宣佈了一項頗具前瞻性的槍支立法法案，我們稱之為《持槍者權責法》。我們覺得，這是一項非常合理的法案，將各方的利益都顧及到了。該法案明確承認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2]保障個人持有槍支的權利，並整理了近期最高法院的相關裁決[3]，將其寫入法案。對於槍支遊說團體[4]來說，這無疑是一次重大讓步。另外，該法案還含蓄地解除了對個人擁有槍支的數量限制，首肯了相當一部分合法公民的意願。對於他們而言，擁有槍支只是一種反抗政府獨裁的方式。但同時，該法案也大力加強了對持槍者的背景調查，並採取了其他一系列通情達理的措施，用以確保槍支不會落入罪犯、家暴者以及精神病患者手中。

在新聞釋出會之前，我沒日沒夜地拼命工作，多次修改這項法案，以期盡善盡美。前後數個版本均在國會成員中傳閱，並獲得了參眾兩院的廣泛支援，眼看即將透過。因此，當布雷克向記者們介紹這項法案時，我非常驕傲地站在他身後聆聽。

這時，某個瘋子——確切地說，剛好是這項法案中禁止持槍的那類人——突然在釋出會上開槍了。他開了八槍警察才制伏他。布雷克奇蹟般地沒有中槍。其中七發子彈沒有造成任何傷害，彈到了德克森參議院大樓[5]的臺階上。還有一發子彈射進了我的右胸。

後來，醫生告訴我，我非常幸運：這一發子彈斜著射進來，在我的肋骨上反彈了一下，便從身體右側的腋窩射出去了。假如這顆子彈是直著打進來的，那情況就非常不妙了。更有甚者，假如子彈從右胸進來，卻被反彈向左胸，橫著貫穿我的身體，那我肯定已經死了。

這發子彈帶走了我的一大塊皮肉，也帶走了我那些關於永垂不朽的幻想。面對死亡，你會重新考慮究竟什麼才是最重要的，雖然這話已是老生常談，但卻千真萬確。這發子彈給我帶來的影響，遠遠不止一道傷疤那麼簡單。

當然，這次意外也又一次印證了我父親的話。他生前曾對我說過，臨終之時，沒有人會後悔自己在工作上花的時間不夠。相反，人人都希望自己沒有花那麼多時間在工作上。出事的時候，雙胞胎剛剛過了一歲生日。躺在手術室的刺眼燈光下，我發現這一年就像一層朦朧的迷霧。我沒有陪伴剛出生的孩子，而是把時間都花在了每天十四個小時的工作上。沒錯，如果子彈往另一個方向反彈，我的孩子就會永遠地失去父親。但是，在這發子彈到來之前，我早已不再是一個稱職的父親了。

我知道，如果我繼續留在富蘭克林議員的身邊工作，那麼情況不會有任何改善。所以，我告訴艾莉森，我打算辭職了。講這話時，我剛剛結束手術，身上的麻醉還沒有完全消失。艾莉森聽了，當場喜極而泣。

兩天後，我在醫院的病床上向富蘭克林議員遞交了手寫的辭呈，他非常大度地接受了。我想，這可能是由於他內心有愧：他知道那些子彈的目標其實是他。而且，他還是愛瑪的教父。在這種情況下，他尊重了我的意見，覺得這樣做對我和我的家庭都好。

其實，讓我出任法官一職，也是他的主意。當時，弗吉尼亞州東部地區的聯邦法庭正好有一席法官之位空缺，就在諾福克市。但是，毫不誇張地說，我實在是個非典型的候選人。要說議員手下的工作人員出任聯邦法官，那真是前所未聞。剛從法學院畢業時，我曾在第四巡迴上訴法院[6]工作過一段時間，之後就很少去法院了。但是，我在參議院中人脈很廣，加上眾位議員都頗為同情我遭槍擊的經歷，於是最終以88票同意、0票反對的結果透過了由我出任聯邦法官的提案。

還有十二個議員反對我的提名，他們不敢公開反對，於是投票時乾脆就沒有到場。但是，他們卻在背後搞小動作報復，阻撓了那項我差點兒為之犧牲性命的法案。

從那時起，我和布雷克就走得很近。我們共同在生死邊緣走了一遭，難免萌生出像戰友一樣的情誼。同時，我們也還是朋友，依然像以前一樣，閒聊的時候隨便談談政策和政治，八卦一下參議院裡的種種瑣事傳聞。

我本來不想接他的電話，想讓手機響幾聲以後自動轉接到語音信箱。可是，在我的人生中，從來就沒有“忽略富蘭克林議員”這個選項。最終，我還是沒能打破習慣。

“喂，布雷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