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一个人没错,可你骚扰她家里人,就是错。”
“我没骚扰,我就是想跟她妈说说话,让她妈帮我劝劝她。”
“你半夜敲人家窗户,也叫‘说说话’?”
他不说话了,低下头,又开始摆弄手机。
我知道,这场谈话不会有结果了。他不会听我的,不会听任何人的。他只相信自己,只相信自己的执念。
我转身离开,走了几步,听到他在后面说了一句。
“我不会放弃的。”
我停下脚步,没有回头。
回到村里,我把跟赵磊谈话的内容跟张婶说了一遍。张婶听完,眼泪又掉下来了,坐在椅子上,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一样。
“颖儿,你说……你说他到底想咋样嘛?我跟他说了多少遍了,李芳不会离婚的,不可能跟他在一起的,他就是不听,就是不听啊……”
“张婶,您别急,我再想想办法。”
可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我不是警察,不是律师,不是心理医生。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企业管理人员,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帮张婶写了一份详细的材料,寄到了县妇联和镇派出所,请求他们重视这件事。
我还找了我一个做律师的同学,咨询了法律上的可能性。他说,这种情况在法律上确实很难定性,除非赵磊的行为升级,比如有暴力倾向、有威胁恐吓,否则很难构成犯罪。但可以尝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虽然农村地区执行起来有难度,但至少是一个法律武器。
我把这些信息告诉了张婶和李芳,让她们收集所有骚扰的证据——通话记录、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监控录像——为将来可能的法律程序做准备。
可我心里清楚,这些都只是治标不治本。
真正的问题,在赵磊的脑子里。在他那颗被执念烧坏了的心。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以为这件事会慢慢平息。
可我没有想到,更大的风暴还在后面。
半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我正在家里看电视,手机响了,是我妈打来的。
“颖儿,不好了!”我妈的声音在颤抖,“赵磊今天下午去了大刘庄,当着李芳婆婆的面跪下了,说他不求李芳离婚,只求李芳见见他,跟他说几句话。李芳婆婆气得当场晕过去了,送到医院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
“李芳呢?”
“李芳从县城赶回来了,在医院守着她婆婆呢。她老公也在,两口子差点打起来——不是他们俩打,是她老公要去找赵磊拼命,李芳拦着不让。”
“赵磊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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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不知道去哪儿了。派出所来人了,说会找他谈话,可有什么用啊?人家跪一下又不犯法!”
我放下手机,心跳得厉害。
这件事不能再拖了。再拖下去,迟早要出大事。
第二天一早,我请了假,直接去了县城的医院。
李芳的婆婆住在一间三人间病房里,靠窗的床位。我到的时候,李芳正坐在床边,给她婆婆擦手。她婆婆闭着眼睛,脸色蜡黄,手腕上扎着留置针,旁边的心电监护仪有规律地响着。
李芳的老公陈建国坐在走廊的椅子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地上全是烟头。
看到我来了,李芳站起来,眼圈红红的,嘴唇干裂起皮,整个人憔悴得像生了一场大病。
“颖姐,你咋又来了?”
“不放心你。”我看了看她婆婆,“怎么样了?”
“医生说没什么大事,就是血压太高,需要住院观察几天。”李芳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我婆婆有高血压,平时吃药控制着,昨天被那个赵磊一吓,血压一下子窜上去了,人当场就晕了。”
“赵磊呢?”
“派出所找到了,批评教育了一顿,让他在派出所写了保证书,说以后不再骚扰我们了。”李芳苦笑了一下,“可谁知道他会不会真的做到?他之前也写过保证书,转头就又来了。”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曾经亮晶晶的眼睛,现在像蒙了一层灰。
“李芳,你有没有想过,换个地方生活?”
她愣了一下:“换地方?去哪儿?”
“去城里。换个城市,重新开始。”
她沉默了很久,然后摇了摇头。
“颖姐,我不是没想过。可我们一家老小都在这里,我爸妈在这里,我公婆在这里,我闺女在这里上学。我们能搬到哪儿去?搬到城里,房子呢?工作呢?我闺女上学怎么办?哪一样不要钱?我和建国一个月加起来才挣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