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爆炸時，別被忽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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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應該具有五種功能：解悶、解惑、解氣、解密、解決。解悶需要娛樂，解惑需要知識，解氣需要分寸，解密需要勤奮和時代進步，解決需要影響力和耐心。

內蒙古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很遙遠，沒錯，它是邊疆。但是當他們坐上飛機，發現只需要四十五分鐘就可以從北京到達呼和浩特，他們又很驚訝：“哦，原來內蒙古離我們這麼近。”其實對於內蒙古的年輕人，如果別人對你們在心理上產生這種遙遠的距離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自己內心裡的距離感，可怕的是“自我邊緣化”。

二十多年前，當我處在你們這個年紀，在海拉爾只能讀到三天前的報紙，因為偏遠。那麼很多個“三天”累加在一起，我可能就比大城市的孩子落後了很多。但是到了網際網路時代，所有的資訊和界限都被快速消除了。只要你們足夠勤奮，足夠敏銳，就可以和全國、甚至全世界的同齡人共同成長。

八十年代是個什麼年代

今天我要和大家溝通的主題，是這二十多年傳媒行業發生的變化與我們每個人之間的關係。顯然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傳媒的時代，每個人或多或少都在跟傳媒打交道。如果將時間倒推三十年，再過兩天就是毛主席去世的忌日。在座的各位同學，這對你們來說只不過是歷史。而對我們來說，卻是一個特別的日子。

剛才，我還和餘秋雨老師、閻學通教授談到當年的這一天，大家都記得很清楚。那天餘秋雨老師正在蔣介石的老家—浙江奉化溪口半山腰的一個農家屋裡學習。旁邊走過來兩個農民說：“哎呀，毛主席死了。”那一瞬間，餘秋雨感覺像五雷轟頂。閻學通教授當時是天津的知青，在黑龍江兵團插隊，聽到這個訊息，也有一種末日臨頭的感覺。

我那時正在學校和一幫小夥伴玩兒，突然聽見大喇叭裡放起了哀樂，然後說毛主席去世了。雖然我們還只有七八歲，但卻感受到一種巨大的恐慌，這個世界出問題了！

那時的中國媒體只承擔著單方向的傳播作用，也就是黨中央向公眾傳遞資訊或“指示”的政治視窗。全國上下就那麼幾份報紙，幾份雜誌，一個廣播電臺。電視臺雖然從1958年開始就有了，但基本上和老百姓的生活毫無關係。這就是改革開放前，中國傳媒的狀況。

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傳媒行業有了第一次快速的發展。這種快速發展的標誌，是各地的報紙風起雲湧地出現了一種叫“副刊”的東西，包括週末版，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媒體不再是單一的政治導向宣傳，開始出現一些軟化的審美的傾向，一種對生活、對八小時之外的尊重。當時就有一本雜誌叫《八小時之外》，我印象非常深。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雜誌的明星時代。《中國青年》《大眾電影》《當代》《小說月報》等等紅透半邊天，很多家庭都在訂閱，發行量動輒幾百萬。廣播也依舊輝煌，但還是一個單向的傳導作用。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開始出現一些另類的聲音了。這種另類聲音以紀實性的報告文學為突破口，湧現出很多報告文學大家和優秀作品。雖然幾年之後，其中有些作家出了各種各樣的問題，比如涉及政治方面的因素，但這種文學體裁畢竟讓中國媒體第一次切實地關注現實，關注老百姓的喜怒哀樂，即使只是冰山一角。

八十年代中後期，中國呈現出強烈的“文化熱”傾向。那時的暢銷書可不是什麼《痛並快樂著》，而是叔本華和尼采。近兩年中國知識階層中有一種禮讚八十年代的迴歸傾向，認為那才是中國文化界、思想界最富激情的時代。

我那時正好在讀大學，幾乎經歷了所有的文化熱潮：搖滾樂在中國的誕生，朦朧詩的火爆，金庸、古龍、瓊瑤、三毛的流行……一切都在急劇的變化中，人們對精神的看重遠遠大於物質。

仰視，俯視，平視

每一個時代都有值得懷念的理由，也必然存在它的問題。八十年代，物質的極度不豐富，經濟領域的左右紛爭，牽扯了相當多的社會注意力。百姓生活和傳媒發展，都處在區域性活躍但沒有長足進步的狀況下。

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是1992年的鄧小平南巡。這次南巡撬動了很多事情。

首先，打破了當時沉悶的社會局面。鄧小平的偉大，不僅僅在於發起改革開放，還在於南巡中面對僵局和困局的再度發動。要知道，一輛有可能要熄火的車被重新發動，是需要勇氣、膽量和技術的。

此外，中國傳媒界也迎來了飛速發展，以1993年5月1日《東方時空》的創辦為主要標誌。我很幸運地趕上了這列電視新聞改革的頭班車。其實我們這一批人，水均益、方宏進、敬一丹、崔永元，都應該感謝《東方時空》的創辦。

我是1993年《東方時空》第一個欄目的主持人，那個欄目叫《東方之子》。因為此前沒有任何可以參照的物件，所以我們最初的生澀與不成熟，都被大家寬容以待。我們是在寬容中走過了一片陌生的開闊地。其實回過頭看，當時並不見得做得很好。

《東方時空》改變了什麼？《東方時空》改變了傳媒的態度和視線。從《東方時空》開始，媒體不再是見到高官就仰視，見到百姓就俯視，而是建立了一種平視的理念。在中國的文化環境下，做到平視一切並不容易。《東方之子》把過去可能被仰視的、方方面面的傑出人物納入欄目當中，然後用平視的視線去看待他，還原他作為一個普通人的酸甜苦辣。我們不是造神，我們要還原人。這是一種態度上的巨大轉變。

與此同時，《東方時空》又用《百姓故事》—也就是最早的《生活空間》—完成了一種轉變：身邊的普通人也可以成為欄目的主角，“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你剛看完一個過去有可能被仰視的“東方之子”，接著就看到一個過去有可能被俯視的老百姓。他們在同一個平臺上，是平等的。而且對於觀眾來說，某一天可能覺得《生活空間》的主人公的人格魅力反倒超越了《東方之子》的主人公。這就很有趣了。

還有非常重要的另外一種平視，是對社會的平視。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中國的媒體只能讓大家看到陽光燦爛的180度。歌舞昇平、歌功頌德、成績、發展……是的，它存在。但是社會只有這180度嗎？另外的180度呢？不公正、醜惡、罪惡、腐敗等等，在媒體當中很少見到。

《東方時空》的最後一個欄目叫《焦點時刻》，正式開啟了中國電視新聞輿論監督的先河。你突然看到，醫生做手術的時候可能把手術刀落在患者肚子裡；公務員辦事可以推三阻四；農民可以被欠白條；高速公路可以亂收費……

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媒體終於把它的視線由180度向360度擴充套件。以至於現在輿論監督被寫進了黨的報告當中，成為原本就應該存在的一種媒體屬性。

朱鎔基總理1998年10月去臺裡跟我們座談的時候，談到為什麼要支援《焦點訪談》，他說了這樣一句話：“要讓老百姓看到信心啊！”我非常認同。接二連三的醜惡事件被媒體曝光，然後很快得到妥善處置，帶給人們更多的其實是信心。

這之後，各個省臺包括平面媒體，輿論監督蔚然成風。現在大家對於一些批評類的報道不會再像十幾年前那樣敏感了，似乎已司空見慣。雖然還是會有區域性的“季節變化”，但大環境是進步的。中國的事情，往往是前進一步退半步，再前進一步再退半步。即使處在退步的過程當中，也不要沮喪，因為總體的趨勢是向前的。

“自由”未必全是美好的

進入新世紀以來，傳媒的發展出現了幾個方向性的轉變。第一，新媒體的誕生打破了傳統媒體的傳統界限。以網際網路為標誌的新媒體，越來越多地佔據了人們的時間和關注度，更是對傳播方式的徹底改變。

新技術的出現，使過去的“單向傳播”轉向更多的交流互動。在網際網路上看完新聞，你可以立刻發表自己的意見，成為這條新聞的附加資訊。近幾年一些大的新聞事件，比如：寶馬撞人案、寶馬彩票案、孫志剛事件，都是在傳統媒體無所作為的情況下，被新媒體放大，使得傳統媒體不得不跟進，最後甚至導致一些法律法規的改變。這是多大的一種力量！

而另一個方向多少有些令人擔憂，就是以市場和商業為導向的媒體行為日益增長。首先，它不可避免，而且我認為它是一種進步。傳媒在過去十多年裡實現了兩個很重要的進步。第一個進步是由“黨的喉舌”向“黨和人民的喉舌”方向轉變，這已經寫到了黨的工作報告當中。第二個進步是由過去的“唯行政論”轉變為更加關注市場。沒有市場，沒有人們的歡迎，對媒體而言，生存是很困難的。所以，市場導向是進步，但在進步的過程中也開始出現一些讓人擔憂的現象。

錢的力量太大了，市場的力量也太大了，越來越多的媒體和媒體人，遠離了原本應該恪守的嚴肅、負責、認真、敬業精神。虛假新聞和有償新聞層出不窮，一味地迎合、媚俗、八卦。網際網路上，被偷拍和主動讓人偷拍的畫面從無間斷。百姓是需要娛樂的，但是當媒體只剩娛樂的時候，很悲哀。

傳媒原本應該具有五種功能：解悶、解惑、解氣、解密、解決。解悶需要娛樂，解惑需要知識，解氣需要分寸，解密需要勤奮和時代進步，解決需要影響力和耐心。如果傳媒只剩下解悶，時間長了，觀眾就該去解手了。

我的觀點是，娛樂節目非常重要，但是如何能把它做得更有智商一點兒？如何去強調某種責任感？有人說，老百姓喜歡嘛。是不是表面上老百姓喜歡的媒體都要給？不一定。想想看，可能另一撥老百姓喜歡的，或深層次喜歡的，你給了嗎？

我在德國報道“世界盃”的時候，驚訝地發現德國網際網路上的留言全是實名制。我相信德國之所以出臺這樣的政策，是因為他們很清楚，當一個人可以不為自己的言論負責任，當他處在一個極度安全的陰影裡，他可能會展現出人性“惡”的一面。而現在我們的網際網路上，好多人的留言也正是如此，越來越像一個公共廁所。

公眾如果不能用理性看護好自己，任意縱容某些情感，媒體如果不能圍繞著道德感和責任感執行，這將是一個非常可怕的社會。

曾經有過構想，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陸續推動中國的新聞自由。但是，當商業化的浪潮以不可阻擋的方式席捲世界的時候，你會發現：如果有一天真的實現了新聞自由，呈現出來的局面可能悖離了你最初的想象。可能走向低階惡俗，走向一味迎合，走向不負責任，走向道聽途說，很有可能。但是即使這樣，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所承擔的使命。我們還是要繼續去推動。

身處這樣一個快速變革的傳媒時代，如何處理自己與傳媒之間的關係，面對紛繁複雜的資訊，如何擁有獨立思考和獨立見解，變得越來越重要。既不能徹底隔絕，也不能沉浸於此。不僅要選擇接收什麼樣的資訊，還要選擇用什麼樣的態度對待它。

在這樣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裡，“看護好你自己”已經變成非常重要的命題。每一個時代裡，優秀的人都是獨立的人，而不是傳媒的俘虜。不是別人說是、我跟著說是，而別人說不是、我也跟著說不是的人。任何事情都要經過自己大腦的過濾，才得出結論，說是或者不是。

2006年 內蒙古工業大學

自己的讀後感

未來，還會不會有一流的人才願意成為一個新聞人？

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我現在不敢樂觀。

我印象很深，九十年代，很多領導都想辦法讓自己的孩子進電視臺或做傳媒，但近幾年，這樣的情況幾乎沒有了。顯然，現在的傳媒，已不像九十年代那麼有吸引力。

的確，做新聞人，常常是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雞早；吃地溝油的胃卻操著中南海的心。而且不僅在中國，甚至在全世界，傳媒這個行當的工資水平大多排在各行各業的中下水準。顯然，如為養家餬口，這個行業算不上好。

這的確是一個需要點兒理想主義才幹得下去的行當。可當下這個時代，談理想好像已經過時，更何況人群複雜，騙子也時常談理想，這種情況下，拿理想來吸引年輕人幹這行有點兒玄。而漫長的歲月中，之所以有很多優秀的人才願意走進新聞這個行當，都是有點兒理想與責任的。想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一些，打擊醜惡弘揚善良，也因此時常收穫一些卑微的成就感，並感受到人們對這個行當的一種尊重。

對了，尊重，是讓很多人工資不高還樂哈哈地幹這個行當的重要原因。

可問題是，這種尊重現在還有嗎？如果沒有了，責任在誰？又拿什麼去吸引優秀的年輕人？

這可不僅僅是傳媒業自身出現了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