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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導演昆汀·塔倫蒂諾說:世界上80%的故事都已經拍過了。所以,我們要用新方法去拍老故事。

各位來自海內外的同仁,下午好!非常榮幸能有這樣的一個機會跟大家交流。一個感覺是,這是一場為了明天的聚會。

如果我們二十年前聚在一起,會認為彼此很不相同,但是今天,只要從事新聞這個行當,大部分的經驗和基礎是達成共識的,只有一小部分,由於文化或意識形態的因素,有所不同。正是在這個趨同的過程中,我們才有一個平等分享的前提。明天,彼此的差距或許更小。

來的路上,我在看邁克·華萊士的回憶錄,序言給我的印象非常深。他說,我不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有沒有像我這樣幸運的人,從入行起一直非常幸運,遇到了對的人,做了對的事。我想他的這番話是出自時間流逝之後的再回首,一種感恩的心情。我們自己在行走每一步的時候,也曾遇到過很多不快、艱難、掙扎,但是走著走著習慣了,就有很多經驗可以分享。真的也希望多年以後,我們也有機會說,我們都是最幸運的人,趕上了一個幸運的時代,遇上了一群很好的合作伙伴。

拒絕媒體“暴力”

作為一箇中國國內的華語主持人,在做節目的過程中,我有幾個很深的感觸。首先是中國傳媒面對的受眾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由一個“英雄的時代”,變成了“平民的時代”。

三十年前,我們似乎還停留在一種“英雄主義時代”當中,那時我們只需要關注少數幾個人,只要把該弘揚的人弘揚得很好,把該批評的人批評得很糟,就算完成任務。

但是現在的時代不同了,反過來要求所有新聞人,用一種平民的心態去做傳播。你不能再去仰視誰,也不能再去俯視誰,必須平視所有的人。一個職位很高的官員,和一個監獄裡的犯人,一個知名度很高的人,和一個根本叫不上名字的普通人,在你面前都是一樣的。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身份,就是被採訪者。

因此,外界的因素不應該打擾到我們的內心。不能因為遇到高官,聲調就變得非常柔和,也不能遇到普通人甚至罪犯,聲音就提高八度。

當然,電視在中國的地位也發生著很大的變化。首先家家戶戶都有,擺放在客廳裡最明顯的位置。同時,又正像我的一位老領導孫玉勝所說,電視是一個“家庭媒體”,是大家下班回家之後,穿著很隨意的衣服,擺出很悠閒的姿勢,只要不睡覺就一直開著的生活的一部分。

那麼這時候,如果傳媒人沒有平民的心態,依然帶著說教的想法,你的形象將是很怪異的。因為你在人家的家裡說話。

今年是《東方時空》創辦十二週年。十二年前,我在做《東方之子》的時候,受到一個非常簡單的訓練,但直到現在也不是所有媒體都已經做得很好。我對自己只有兩個要求:第一,不許叫被採訪者“老師”,第二,去掉解說詞當中的“形容詞”。

我們曾經有一個主持人,在採訪中稱呼對方“老師”而被扣了錢,甚至讓製片人勃然大怒。我們當時不理解,後來理解了。他告訴我們,你是替觀眾去採訪,如果你把每一個被採訪者都稱為老師,就等於把這種稱謂強加給了千千萬萬的受眾,這是不公平的。而不稱老師也並不代表不禮貌,真正的尊重是平等。

至於在解說詞中去掉形容詞,對於在中國的教育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人,也是一件很難的事。我們習慣於形容一個身高一米八三的“正面人物”擁有“偉岸的身軀”。如果新聞裡說,“今天的上海祥雲朵朵”,大家就會知道接下來一定要報道一個好訊息。

但是對於新聞,形容詞是非常忌諱的,因為它在修飾、強調,並且很主觀。你不能將經過主觀修飾的東西,利用媒體的“暴力”強加給受眾。

獨家表達,是最終贏家

美國有一位電影導演叫昆汀·塔倫蒂諾,他曾經來過北京,並且說過這樣一句話:“世界上80%的故事都已經拍過了。”

他說得非常對。到現在為止,《泰坦尼克》是全世界票房最高的電影,你說它的故事很新穎嗎?非常老套。這個故事核心在中國古代就已經有了,不就是落難公子跟富家小姐在後花園相會嗎?只不過在電影裡“後花園”演變成了“頭等艙”。而且這是《泰坦尼克》第五次被拍成電影。

針對這個問題,昆汀說:“我們這代人要用新方法去拍老故事。”對於新聞行當,也是同樣的道理。

三十年前,什麼叫獨家新聞?天安門廣場放了一袋面,哪家媒體跑得快,把這袋面搶回家,就是獨家新聞。但現在的局面是,天安門廣場放了一百袋面,跑得快跑得慢都有份,那麼大家還拼什麼呢?拼你把這袋面扛回家後,用它做什麼。

如果其中九十六家都選擇蒸饅頭,剩下兩家擀麵條,還有兩家烙餅,可能最後獲利的就是擀麵條和烙餅的人,被記住,被讚揚。在蒸饅頭的人當中,有絕對大戶掙到錢,但更多的因為同質化程度太高,導致利潤很低,甚至虧本賣不出去。

網際網路時代的到來,使新聞傳播不再受地域的限制。我的侄子生活在海拉爾,他了解的資訊、追求的時尚,都和北京、上海的孩子沒什麼不同。

那麼新聞行當就面臨一個非常嚴峻的挑戰。每天上午8點到10點,當你開各種策劃會和編委會的時候,必然要想到此時此刻,全中國所有媒體人面對的是同樣的選題,你沒有新東西。但是,你還是要做,怎麼做?

獨家新聞已經由過去的獨家佔有,變成了獨家角度、快速完成的獨家深度,和獨家表達。

在資訊爆炸的時代,新聞源人人共享。2003年,全國都做“非典”,但王志和鍾南山的面對面,使他和新聞事件緊緊聯絡在一起。而鍾南山接受的採訪並非僅此一家,我非常清楚,光是《東方時空》就做了至少兩次。奧運會、歐洲盃,也都一樣,每家媒體都在做,但最後你發現,市場上的贏家並不多。

這也是一個在傳媒領域最容易做無用功的時代。凡是找到了獨家表達的,就被記住了。如果你的表達毫無新意,就被淹沒了。從我自身來說,這是每天面臨的最大壓力。

我不認為電視機前的觀眾會對海量資訊感興趣,因此也從不以提供海量資訊為榮。普通觀眾每天關注的新聞不會超過十條,更普遍些,甚至不會超過三條。你能否將這三條有可能被關注的新聞做到極致,是能否贏得戰役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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