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並快樂著”是我們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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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是：愚蠢卻勤奮。

眼下這個時代的不夠公平，是通往更高層次的公平的必經之途。

今天，主持人的開場白為我拉了很大的大旗，也扯了很多的虎皮，其實所有的頭銜和獎項全是虛的，講得不好，大家照樣可以喝倒彩。

同時我希望，今天不是我單方面的講話，而是我們共同來溝通。我需要開放、自由，甚至反叛，甚至懷疑。大家和我一起去製造這樣的一種氣氛。你們要相信，白巖松說的很多話不是句號，而是問號；不是答案，而是問題。白巖松不是要給你灌輸什麼，而是在碰撞中把問號留在你的心裡，然後在以後的日子裡自己給出答案。

當然我還要說，校方給我出的題目是“人生、理想、責任”，題目太大了，無論其中哪一項，都不是短短一個小時能談完的。所以我今天要講的，是我們生存在這樣一個時代，心理上面臨的三對矛盾：痛苦和快樂；理智和情感；夢想和現實。

治標更要治本

很多人曾經問我，《痛並快樂著》這本書是不是在寫你的個人經歷？我說不是，我沒有這樣的慾望，去寫一本反映自己經歷的書，但我們可以談談“痛苦”和“快樂”的概念。

我個人認為這是改革開放二十年來，每個中國人都會有的一種內心的觸動：快樂不是單純的，痛苦也不是絕對的，它們混雜在一起。比如，當你的親屬或你自己在改革的環境下，在競爭的機制中，向前邁了很大一步的同時，可能會有另外一個親屬下崗了，或者在競爭中成為一個失敗者。

過去二十年中，我們的心情總在起起伏伏，中國改革程序的一個鮮明特徵，就是每走一步都很不容易。但是隻要始終在向前一步一步地邁進，我認為就是非常可喜的。

我不敢奢望所謂的“大踏步向前進”，不敢奢望“一馬平川”“一帆風順”，那不是中國。前進一步退半步，再前進一步再退半步，這是正常的，而且足以讓我們感到快樂了，因為總體方向是向前的。如果前進半步退一步，再前進半步再退一步，即使處在前進的這半步當中，又有什麼可快樂的？因為總體趨勢是向後的。

我是1989年夏天大學畢業的，到現在已經十一年了。離開校園十一年，我最大的收穫是學會了三個字：不要急。當初在校園裡，我也是像大家一樣的熱血青年，希望很多事情能夠在一夜之間發生改變，但是現在不會了，雖然血依然是熱的。

我特別相信“不要急”這三個字裡所蘊藏的一種力量。

當然，有些變革可以在一夜之間發生，但那對於中國是摧殘性的，這個國家承受不起。幾百年歷史沿革中，中國已經積累了很多傷口，很多病患，僅用西醫祛除“表徵”是不行的，需要用中醫的方法去“治本”。大家知道，中醫療效很慢，但是效果是非常穩固的。

我只是用西醫和中醫做一個比喻，請大家不要理解成我反對西醫，我是一個所有先進文明的積極支持者，尤其怕師弟、師妹們在這一點上發生誤解，所以要特別宣告。

中國改革就是這樣，需要用“治本”的方法建立起一種機制。

曾經有很多人跟我探討：《焦點訪談》是不是解決具體問題的？我說不是。

在這裡我可以先列一組數字：《焦點訪談》一年播出三百六十五期，滿打滿算批評性報道二百多期，也就是說一年能解決二百多個具體問題。但是我們每天透過來信、來電、電報接到的投訴事件都有上千件，也就是說一年播出的節目也解決不了一天的投訴。那麼顯然，《焦點訪談》這樣的輿論監督節目，絕不是為了解決具體問題，也解決不了。它所做的，是透過一個又一個具體問題的解決，去督促一種機制的建立。

改革改的是什麼？改的是機制。我們要建立一種奔著百年老店、千年老店去的機制。

今天上午還有人問我，你怎麼看待反腐敗？我說反腐敗絕對不是處置幾個高官就可以徹底解決的，必須在我們的社會中、生活中，建立起非常良性的機制，使腐敗行為的實施者由“不想”轉變成“不敢”和“不能”。

人性有很多弱點，包括貪慾在內，絕不是靠思想教育工作就可以全部解決的。一方面需要思想教育工作，讓人們“不想”做壞事；但更重要的是建立起合理機制，讓人們“不敢”“不能”做壞事。

“不敢”是很大的覺悟，“不能”才會讓人真的放心。

比如偷稅漏稅這件事，也許美國的稅務局局長在年關的時候，可以對所有國民說這樣一句話：“歡迎偷稅漏稅，但是請別被我抓到。”因為他知道他能夠抓到。在中國呢，很多公共場所的廣告牌上都寫著“依法納稅是每個公民的責任”，但是很多人都在偷稅漏稅，為什麼？因為他知道他不會被抓到。

腐敗也是這樣，成本太低了，只要運氣不是太差就不會被抓到，那麼腐敗的滋生面就會變得很寬，被大多數人習以為常。

我1996年採訪過大慶市的市長。這是一位老勞模了，江蘇常州人，六十年代大學畢業就分到大慶，吃苦受累，暴風雪中乾打壘，最後一步一步成為市長，為大慶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和大半生心血。我認為他是一個很優秀的人。那次採訪，跟著他回老家，看到他對家鄉仍然懷有滿腔熱血，盡己所能為家鄉人民做事，也給我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但是有那麼一個陽光燦爛的午後，一個人去找他，希望他給批一個原油指標。這原本是他分內的工作，但那個人暗示他，如果您給我批這個條兒，我給您姐姐二十萬塊錢。當時他姐姐就在現場。

他可能也沒太認真，隔了幾天就把條兒批下來讓人家領走了，沒想到那人還很實在，後來真給他姐姐送去二十萬塊錢。他姐姐拿了錢很著急，來找弟弟，說這是別人送你的錢。他看都沒看就說，你留著花吧。

所以說，中國的腐敗絕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驚心動魄”。如果都要像地下工作者一樣謹小慎微、周密計劃，才能進行腐敗，說明腐敗的難度很大、成本很高。但事實恰恰是，就在某一個很平常的下午，很平常的工作往來中，腐敗就輕易發生了，然後很快就被遺忘了。它的真正可怕之處，就在於這種輕易性和隨意性。

後來，這件事情暴露之後，他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老淚縱橫。我想他可能這時才意識到，這就是腐敗，這就是貪汙受賄。這麼輕易的沒過大腦的一個舉動，要用十年牢獄生涯去彌補，太對不起自己一生的付出了。

還有他的老姐姐，錢，一分也沒落到手，卻因為這一念之差讓弟弟坐了十年牢，據說他在牢裡的頭幾年，不斷地鬧絕食，想自殺。想到這些，姐姐的後半生該怎麼過？

這個故事，以及所有和它類似的故事，都讓旁觀者感到痛苦，這種痛苦和我們的制度有關。但是當你走過一段回頭看，發現很多事都向好的方向邁進了一步，又是快樂和欣慰的。

不說國家，具體到個人經驗，大學時代不也是這樣苦樂交織嗎？變革有變革的痛苦，快樂有快樂的代價。

我哥哥和他的同齡人是七十年代末上的大學，他們根本不擔心畢業分配，會有無數個單位搶著要他們。但是到我們八十年代末畢業的那批學生，就已經沒那麼搶手了，得自己去聯絡單位，努力表現，多爭取印象分。

現在的大學生就更痛苦了，恨不得剛上大一就要開始考慮未來，在數百人、數千人中間去尋找自己的位置。你們擁有更多選擇的同時，也必須面對更多的競爭；自由更充分，決定也必須更慎重。

生逢改革這樣一個特殊發展階段，痛苦和快樂相互糾纏，是我們這代人和你們這代人，甚至好幾代中國人共同的宿命。當然，即使沒有改革帶給人們的心理振盪，痛並快樂著也是人生的永恆主題。

季羨林老先生在《八十述懷》這篇散文中，寫過這麼一句話：“如今竟然活到了八十歲……未來的路不會比過去的更筆直、更平坦。但是我並不恐懼。我眼前還閃動著野百合和野薔薇的影子。”

老人的這句話其實就是說，他依然有夢想，夢想牽著他向前走。

誰能讀懂“韜光養晦”的痛苦？

我要談的第二對矛盾，是理智和情感。這個話題就跳出了個人的感覺，更多是中國面臨的現狀。

比如1999年南聯盟中國使館被炸，如果當時任由我們的“愛國情感”爆發，我相信會是這樣的局面：兩天之內美國駐中國所有的大使館、領事館都不見了，一個禮拜之內所有的美國人都鼻青臉腫，一個月之內連長得像美國人的少數民族同胞都很危險了……但是它能解決什麼問題？放縱情感能解決什麼問題？

我至今依然慶幸，當初中國處理這件事的策略十分得體，人們首先有一個情感的大爆發，接下來理智就佔了上風。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5月9日凌晨4點，我在為《東方時空》特別節目寫結束語，當時很矛盾，想用一種非常“過癮”的方式來表達憤怒，但最終沒有選擇用這種寫法來簡單粗暴地拱起人們心中的火，而是寫下這樣一段話：

“今天是5月9日，母親節，一個原本充滿了溫馨的日子，但是我們都不能溫馨地過了。一個母親和一個未來很有可能成為母親的妻子，在昨天的炮火聲中消失了，今天我們要和他們的家人一起分擔痛苦……但是僅有憤怒是不夠的，這個世界從來都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善良，不公、不仁、不義，一直都在我們身邊。這一刻我們最應該記住的是，只有讓中國強大起來，才是真正的雪恥。”

以理智甚至某種壓抑的態度來寫結束語，是因為當時我想起鄧小平很多年前說過的一段話，“絕不當頭，韜光養晦”。一個大國的領導者，用到“韜光養晦”這四個字的時候，我相信他的內心也經歷了理智與情感的巨大沖突。一個擁有十二億人口的泱泱大國，一個曾在人類文明史上書寫輝煌的民族，在當今世界，不得不“韜光養晦”，這是一種痛苦。

慰問南聯盟使館死難者家屬的時候，我第一次看到朱鎔基總理被人攙走，眼淚嘩嘩地往下掉。我想他在內心裡和我們每一個人一樣痛苦，一樣隱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