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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在那一刻,我突然覺得,中國真正的強大在於,我們能寫下“韜光養晦”這四個字。時常叫囂憤怒的人不可怕,可敬的是暗暗積蓄力量的人。

2000年臺灣“大選”,很多人都在對臺灣喊打,這個狀態一度令我非常擔憂。現在中國最需要是時間。按當前的發展速度、穩定局面,還有人民的精氣神,再給中國五到十年,我們就能擁有足夠的資本去憤怒,去“叫板”。如果真的早早地造成一場戰爭,結果就不是與臺灣論輸贏了,而是一場更大戰爭的開始。而且,一旦發生戰爭,就意味著中國的改革正式停止,誰能為這一後果負責?

這又是一場理智和情感的衝突。

關於臺灣問題,我一直認為現在更需要用政治智慧去化解,去解決。曾經有一位專家談到這樣一個觀點:“臺灣迴歸意味著什麼?意味著中華民族的復興。”當整個世界都預設臺灣回到祖國懷抱的時候,相當於預設了中國在亞洲的“老大”地位,擁有臺灣的中國是一支太過強大的力量。

但是緊接著,這位專家又說:“現在還不是時候,我們的國力還沒有強大到民族復興的程度,我們還需要更多時間,也許五年,也許十年,也許更久。”

過去,我們談及臺灣的迴歸,說的是血濃於水、水乳交融。但僅有情感上的意向是不夠的。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需要雙方以政治智慧破除堅冰,走到談判桌前實質接觸,讓彼此的利益裹挾在一起,以經濟、文化互通有無的形式來詮釋水乳交融。當它們往來密切、不可分割的那一天,自然實現了迴歸,也許是另一種迴歸,這同樣需要時間。

對改革代價如何看待,也需要理智與情感的平衡。

1996年12月31日,跨年之夜,我是在上海度過的。那天晚上我們要做直播,去拍黃浦江邊的一個迪廳,記得一張門票一百六十八塊錢。當時上海的時尚男女們買起票來眼都不眨,把迪廳擠得爆滿。迪廳門口有一位四十多歲的男士在賣煙,我相信他一晚上賣煙掙的錢,都不夠買一張迪廳門票,跟他一聊,果不其然。他跟我暴罵當前種種不公,懷念改革前的“大鍋飯”。

我充分理解和同情這位老兄,他的生活處境,他所感受到的落差,足以讓他心理上充滿憤怒。他懷念過去時代的“公平”,但他不會想到站在更長遠的歷史階段來看,那不過是一種低層次的“公平”。

總有人願意說起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民風淳樸,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對不起,也許路不拾遺和夜不閉戶,是因為實在沒什麼可偷的。

低層次的公平註定會被打破。

比如我,出身在教師家庭,從小生活的大院裡全是教師,工資差距不過幾塊錢,每家生活水平都差不多,區別頂多是你家孩子的褲子補丁打在膝蓋上,我家的打在屁股上。所以那時人與人之間幾乎沒有利益衝突,相處特別融洽。物質上越匱乏,情感上越互助,人與人彼此支撐馳援的本能,發揮得淋漓盡致。

儘管回憶起那時的生活,依然會感覺溫馨,而相似的場景在今天的物質社會已經消失殆盡,但我並不認為那就應該是美好社會的終極畫面。

改革劇變的程序中,如果我們在討論一些問題時,不能將自己的視角建立在前進的立場上,可能會得出很多錯誤的結論:過去好,現在不好;過去公平,今天不公平。

是,眼下這個時代是不夠公平,但這是通往更高層次的公平的必經之途。只不過要讓那些付出代價的人,能夠得到社會更多的扶助和援手,要讓他們不得不經歷殘酷的同時,也感受到一些溫馨,這個社會才穩定。

如果說到改革中的失誤,一個重大失誤就是“安全網”編織得太晚,也就是社會保障系統建立得太遲,比實際需要落後了十年。如果早一點著手於此,面臨的困難會減少很多。但是無論如何,我們在觀察一個時代,觀察人們的歡喜、埋怨、憤怒,都應該讓自己的情感和理智有一個很好的平衡。簡單地站在某一方的立場上,難免會得出偏激的結論。

走,就有希望

在我今天談到的三個主題中,最後一個主題可能是跟大家關係最密切的,就是夢想和現實之間的距離。

我走過很多高校,承蒙弟弟妹妹們給我很多鮮花和掌聲,但我不會不知道自己是誰。我非常清楚,大家的鮮花與掌聲不是給我個人的,我是在替很多新聞同行來面對這些讚賞和首肯;也包括一些授予我個人的獎項,比如“十大傑出青年”,我同樣認為自己是在替眾多同行領獎。

另一方面,這些鮮花和掌聲,我更願意理解為是你們自己送給自己的。你們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夢想,比如,希望未來能像白巖松一樣,走上新聞傳媒這條道路,希望和白巖松近似的人生經歷在自己身上上演。於是你們為自己的夢想鼓掌。

我鼓勵做夢,也相信夢想,但是夢想和現實之間是有距離的。它不是直通車,而是區間車,中間可能有很多停頓、曲折,甚至是過山車,會經歷一些大的跌宕起伏。

當你們走出校園,面臨社會這個巨大的沼澤地,大概會有三種選擇:第一種,一腳踩進去,走了幾步,發現是沼澤地,不好!轉身往回跑。往回跑意味著什麼呢?可能是繼續讀書,緩一緩再離開校園;也可能是調整人生規劃,選擇一種與世無爭的方式,消極迴避。

第二種,在沼澤地裡苦苦行進,勉為其難,覺得對岸實在太遠了,夢想實在太遠了,於是堅持不住,中途被沼澤吞噬。

第三種,我相信應該是大多數人的經歷寫照。一開始也很失望,很艱難,覺得夢想很遙遠。既然遙遠,就不去想它,只管低下頭深一腳淺一腳走好眼前的每一步。走著走著,居然走出了一些掙扎的樂趣,走出些自我價值的承認和肯定。再走著走著,猛一抬頭,發現自己已在岸邊,夢想近在咫尺。

我在書裡寫過一句話,叫作“走,就有希望”,就是這個道理。總遠遠惦記著夢想,會被現實和夢想之間的差距打敗;不如暫時忘記夢想,腳踏實地,做好眼前的每一件小事,生活遲早會回饋你一份厚禮。

除了直面瑣碎的耐心和恆心,大家還必須擁有一種直面殘酷競爭的勇氣和智慧。從我們這一代人開始,一輩子只為一個單位服務的例子越來越少了,每個人一生中都要下好幾次崗,你們這代人更是如此。但是下崗不是壞事,每一次下崗都是一次轉折,一次重新出發。

今天上午一個同學來找我,對我說,他正在遭遇人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沒考上清華的研究生,簡直不想活了。

我當時就反問他:你以為這就叫挫折嗎?

真正的挫折是跟生命相關的大悲大落,學業、事業乃至情感歷程中遭遇的一些不如意,不過是一段經歷而已。但是,由於你很少遇到真正的挫折,就會把種種“區域性經歷”放大為“人生磨難”,好像天要塌下來一樣。如果你連這些小小的困境都走不出去,化解不了,未來步入社會以後,心態只會更加不平衡,道路只會更加不平坦。有句話很逗,說的是“越把事兒當事兒,它就越是個事兒”,其實凡事可大可小,全然取決於你自己的判斷。

那麼怎麼才能讓自己的心變得更強大更開闊呢?

一方面要為自己的心找朋友。對我而言,其中一個朋友就是音樂,音樂是我的心理醫生。我也這樣告訴我兒子:即使全世界的人都對你背轉身去,音樂依然在你身邊。你會在生活中遭遇很多不順,但別擔心,早在幾百年前,已經有人為你寫下了足以慰藉心靈的旋律,等你去發現,去聆聽。

另一個朋友是體育。我從來不認為運動最大的意義僅僅在於保持身體健康,它是一項能夠激發你的潛能、活力,鼓勵你自己和自己較勁,在較勁中不斷成長、翻新的行為。而且很多體育專案,更像群體遊戲,一幫人一起踢足球、打籃球、打網球。和同伴在一起,你可以什麼都不想,單純地沉浸在奔跑和競技中,難道這不是一種特別好的心理治療嗎?

最後,我想引用一個很有意思的說法,算是和大家相互提醒。有人用四個詞—聰明、愚蠢、勤奮、懶惰—來概括世界上所有的人:最優秀的人聰明而勤奮;二等人聰明但懶惰;三等人愚蠢又懶惰;最糟糕的是四等人,愚蠢卻勤奮。大家想想是不是這個道理?一個愚蠢又懶惰的人,頂多是不給社會做貢獻,也不會造成什麼破壞,但是一個愚蠢的人,卻偏要勤奮起來,那就太可怕了。

我希望在座的同學們將來都成為最優秀的人。也別忘了,如果有一天你們發現白巖松正扮演著愚蠢而勤奮的角色的時候,請千萬告訴我。

2000年 中山大學

自己的讀後感

這本書的大部分文字都是近幾年的,但您剛看過的這篇是2000年的,距今最為遙遠。在當下的中國,十五年的時間,足以讓很多東西面目全非。我特別要留下這篇文章,看一下十五年前的自己,看一下十五年前。

那時候談到的“反腐”,如今正大張旗鼓地進行著,也果真是按著“不敢、不能、不想”的思路發展。可還是得承認,“不敢”的力度大了,離“不能”“不想”還有距離。

那時候談中國“韜光養晦”,可現在你的體量太大,光低頭當鴕鳥也不太可能,怎樣承擔更多責任且依然低調著,也是個考題。

那時,我真樂觀,字裡行間都感受得到。現在,依然樂觀,不過打點兒折扣,也謹慎多了。面對未來,不樂觀又能怎樣呢?然而我更明白,可不能瞎樂觀,因為容易忘了去推動去改變。所以,不太樂觀容易有緊迫感,也是一種推動力。我給“東西聯大”寫的一句座右銘是“與其抱怨,不如改變;想要改變,必須行動”。

那時候,我告訴自己“不要急”,因為中國太大了,要有點兒歷史眼光。可我得承認,現在與那時相比,“有點兒急”。因為十五年過去,很多改變進步大家看得到,可有些東西改變得有點兒慢,有的甚至還會倒退。你說,能不急嗎?

十五年後,我們是急還是不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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