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　真相不是非此即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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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哪兒來，到哪兒去？

中國結束了捱打的時代、捱餓的時代，正在進入一個捱罵的時代。

革命黨就是率領一撥人修理另一撥人，執政黨則要為所有人服務，包括不喜歡你的人。

2010年是深圳特區成立三十週年。

原本想講的是“公民”“幸福”這樣的字眼，但在來的路上，忽然覺得深圳在中國人心目中是“離世界最近的地方”，似乎也是“離中國的未來最近的地方”。深圳“市民”到“公民”的距離，在我看來也非常近了。所以今天就講“世界、中國和我們自己”。

改革開放，從會念“圳”字開始

剛才工作人員讓我給市民大講堂留一句話，我寫了一行字：從市民到公民。

成立特區三十年的深圳一定有一些困惑：現在的特區“特”在哪兒呢？還能向哪兒走呢？

是，很多東西已經不“特”了。從飛機場出來，不用再拿著身份證和特區出入證，在關口被盤問半天了。到了深圳，你會發現也沒有什麼東西可買。據我所知，最近深圳人民倒很有熱情地到香港去買東西，甚至連醬油都買。也就是說，深圳的食品也讓深圳老百姓有一些不安全感。

從經濟發展的道路來看，在各種優惠政策下，比深圳能折騰的地方也更多了。中國的三級改革始於以深圳為代表的廣東、珠三角，到九十年代進入以浦東為代表的長三角，再到新千年，進入以天津濱海新區為代表的環渤海地區。深圳特區走到三十年的時候，會有一些方向上的迷茫，這非常正常。

但是，深圳作為特區之“特”，恐怕還有長存的必要。未必還在於經濟上的突破或探索，未必還在於能買到一些別處買不到的東西。但是，在公民社會的建立、民主與政治體制改革、政府與社會及公眾之間的關係、創新與創造等很多層面上，深圳依然領先。

也就是說，深圳特區的頭三十年，基本上完成了“在經濟層面為中國蹚一條血路”的使命。接下來，深圳應該主動承擔起這樣一項任務：為中國社會改革、為未來那些無法用數字衡量的目標的實現，去蹚出一條血路。

關於深圳“無法用數字衡量的目標”，這兩年我一直非常關注，比如公民問題、志願者問題、政府舉措。關注深圳老百姓在用什麼樣的方式和渠道參政議政，並且推動社會進步。以一個外來人的角度看，我對深圳在這些方面的“特”仍有相當多的期待。

我曾在節目中公開說過，經濟方面，如果還指望深圳一枝獨秀，那將是我們的悲哀。如果深圳依然在經濟領域—包括制度層面、改革層面、品牌層面—遙遙領先，令其他城市望塵莫及，那麼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太失敗了。還好，事實上沒這麼失敗。所以從公民社會的建立來說，深圳大有可為。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全體人民不再把“深圳”唸作“深川”開始的。那時我自己還是一個孩子。這個開場白，也算寄託了我個人對這三十年特區之路的紀念和感謝。作為媒體人，對這裡更多是期待。

世界：中國進入“捱罵”的時代

三十年，有時候連一個逗號都算不上，更不要說句號，頂多在回憶當中留下一個感嘆號！

很多年前我去袁庚（編者注：1979年任深圳蛇口工業區管理委員會主任，負責蛇口工業區的開發）老爺子家裡採訪他。他家南面的窗外，是一片怪石嶙峋的海灘—對，不是風景優美、沙灘綿延的海灘。但是老爺子非常平靜，給我講了很多往事，讓我感慨萬千。他當時級別並不高，但在改革歷史程序中，權力足夠大。他的平靜來自一種很大的成就感和滿足感。雖然還有很多不如意，但畢竟邁出了很大的一步。

特區之“特”也在於足夠寬容，不僅僅要感謝那些立過功的人，也要感謝那些曾經想立功卻不幸犯了錯誤的人。立功者當然應該贏得掌聲，而犯錯者何嘗不是有益的前車之鑑？如果僅僅為了私利犯錯，那是不可饒恕的，要交由法律處置。但事實上，有很多“錯誤”是出於特區之“特”，出於改革，出於“多走兩步”的用意。那些教訓也成為後來我們的經驗。所以，不妨邀請現場的各位，為過去三十年在這塊土地上成功過或失敗過的人們，鼓一次掌。

我曾在節目中說過這樣一番話：六十年前，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說“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中國結束了捱打的時代；此後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國結束了捱餓的時代；現在，中國正式進入一個捱罵的時代。

我們與世界的關係微妙而奇怪，誇張的表揚與誇張的批評迎面而來，最高的禮遇和最惡毒的打擊迎面而來。一方面在西方媒體上，胡錦濤超過奧巴馬，成為對全世界影響最大的人—你知道這事兒挺誇張的；另一方面它又會把“諾貝爾和平獎”給劉曉波，發生在同一年。

薩科齊曾經非常不理智、不禮貌，差點兒葬送了中法之間多年積累的友誼。但是這一次胡錦濤去法國訪問，薩科齊又到機場迎接，然後全程陪同，這是過去從沒有過的。你想，一個國家領導人全程陪同—上廁所、睡覺除外—這幾乎是最高規格的禮儀。

因此全世界很多媒體也在分析“為什麼”。世界看中國的面孔，哪一張才是真的？事實上，如此錯綜複雜的面孔，就是世界看中國的面孔。未來十年，甚至很長的一段時間，中國都將面臨這樣的世界環境。不適應嗎？要適應。

在一個話語權力和實際權力的俱樂部裡，突然闖進了禮儀不那麼優雅、穿著不那麼講究的一員，充滿“泥沙俱下的活力”，讓人一時很難適應。何況相當多外國朋友，對世界的瞭解十分有限。千萬別以為他們除了火星哪兒都去過，相當多的美國人一輩子沒離開過他那個小鎮，你能指望他對中國有一個清晰的判斷？

1995年我去美國，在紐約住賓館，進來一個打掃衛生的黑人男服務員，非常認真，給我們介紹房間設施：“這是冰箱，夏天用來儲藏食品，不讓食品壞。”然後友善地問我們：“請問中國人一般用什麼儲藏食品？”他天然認為中國是沒有冰箱的。我懷疑他一會兒關門出去的時候會想：“這幾個中國人為什麼沒留辮子？”

前幾天“諾貝爾獎”評委會秘書長在演講時，也談到他對中國“不是很瞭解”。不是很瞭解，怎麼就這麼輕率地做出了一個“諾貝爾獎”的政治決定呢？他也承認這是一個政治決定。所以，不要指望別人對我們非常瞭解，更何況，還把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想象成前蘇聯和現朝鮮的外國朋友也不在少數。

我不止一次在國際論壇和國際媒體的交流中告訴他們，不要再拿“前蘇聯”、“前中國”（“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之前，全體人民不認識“圳”字時的中國），以及現在的朝鮮，去衡量當下的社會主義中國。不能不懂中國人的智慧，什麼叫“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什麼叫“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就是對過去的一種改變。

當今世界上，喜歡中國的人相對少，喜歡中國人民的人在增多，但是大家都喜歡中國人民幣。這就是世界對中國的面孔如此複雜的根本原因。

這時候中國面臨的考驗就變得格外嚴峻。比如釣魚島問題，最近一段時間沸沸揚揚。中日兩國的歷史問題已經很棘手了，可是相對領土問題來說，還是有斡旋空間的。領土問題沒得談，誰也不會退讓半步。

中國跟亞洲其他鄰居的關係也挺麻煩，菲律賓、越南等，更不要說角力的另一方其實是美國。奧巴馬到訪印度，印度給予非常高規格的接待，奧巴馬強調：“印度是我們維護亞洲關係最重要的基石。”為什麼奧巴馬要到印度？背後當然有很多因素衝著中國。中國正面臨著最錯綜複雜的世界局勢，而且躲無可躲。

大家要相信一點，在外交上沒有永遠的朋友，當然也沒有永遠的敵人。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在高度保護本國利益的基礎上，發展與其他國家的關係。國際上有活雷鋒？不可能。在這種前提下，就需要更多的智慧。

還有一個挑戰，不知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這幾年中國在國際上面臨的很大一個挑戰，是權利與義務的平衡問題。你希望擁有越來越多的權利，但是別人希望你承擔越來越多的義務。

鄧小平在世時，曾經給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定了一個基調，叫“韜光養晦，不當頭”。幾十年來，中國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延續著這樣一個立場。但是，當一個國家的GDP成為世界第二，當你擁有越來越多的話語權利和其他權利時，想韜光養晦都很難。一個人絕不是想低調就能低調的，樹欲靜風還不止。中國一直強調，我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的代表，而國際上相當多的國家要求你承擔發達國家的義務。

另外，中國提出了“軟實力”的概念，就是那些無法用數字衡量的目標。我之所以對深圳寄以厚望，更多也是在“軟實力”這一方面。一個國家的國際影響力，通常與它的經濟實力成正比，少數國家例外。比如希臘對全世界的影響，與它的經濟實力就不太成正比，因為它依靠的是強大的文化歷史遺存，讓世界對它有更大的認同。但是這種國家畢竟是很少見的，更常見的情形是“美國製造”“日本製造”隨著本國影響力的持續擴大，輸出到全球。麥當勞、肯德基、好萊塢影片裡全是美國文化，這就是“軟實力”的輸出。

有人說中國文化深深地影響了日本，我說那是老祖宗的事兒。過去這五六十年間反過來了，是日本文化深深地影響著中國。女士的衣服、髮型，現代漢語裡的很多詞彙，“警察”“派出所”“公務員”等等，都是從日語裡來的。中國“70後”“80後”的孩子是看著《鐵臂阿童木》《哆啦A夢》長大的，而日本孩子頂多知道中國的孫悟空，還是從爺爺那裡聽來的。所以，得臉紅一下。

除了臉紅之外，我們還能做點兒什麼？

“中國製造”的產品已經大規模地走向世界，為你獲得誇張的表揚和誇張的罵提供了機會。為什麼所有誇張的表揚和誇張的罵都落在你頭上？他們怎麼不去表揚或罵馬達加斯加、千里達及托巴哥？因為你跟他們有實實在在的關係，他躲不開你。

“中國化”似乎成了全球化的代表。在美國，在澳洲，甚至見外國人比見中國人還難。悉尼的任何一家商店都有中文非常流利的店員。你說，西方世界對你能不警覺嗎？反過來，我們也要用一種更新的視角、更長遠的心態去看待世界。除了為本國經濟指標感到自豪，也要為人類的發展貢獻更多的理念價值和務實推動。是世界改變了我們，還是我們改變了世界？都有。

老祖宗說“君子和而不同”，這是中國同世界和諧相處的大智慧，大根基。

我們不能再指望一夜之間的革命。那不過是一群喊著革命口號的人以革命的名義去征服了另一群人，大概不久以後就會成為下一撥被革命的物件。歷史不就是這樣一步一步走過來的嗎？有多少革命者能夠自我更新呢？

共產黨從十五大、十六大開始，也將自己的角色慢慢從“革命黨”轉變到“執政黨”，潛臺詞裡已經放棄了“革命”這個概念。革命黨是什麼概念？革命黨就是率領一撥人修理另一撥人。執政黨則要為所有的人，包括不喜歡你的人，提供服務。這是一個非常深刻的變化。

中國：在動態平衡中解決問題

接下來談中國。

作為一箇中國的公民—我現在更願意用“公民”這個詞，不僅僅是天下為公，而是每個人天然就是公民—在這個社會上很難獨善其身。你的幸福、你的快樂，你所有的事情都跟周圍有千絲萬縷的聯絡。

比如今天，我的腿在踢球時受了傷，在機場不得不坐輪椅。首都機場租一個輪椅很貴，那麼近的路，收四百塊錢。我說這近乎於搶，但你毫無辦法。

這還不是最麻煩的。飛機停在沒有廊橋的地方，先下舷梯再坐擺渡車，你得等到所有乘客都走完了，才顫顫巍巍把乘務員叫過來。

“我怎麼下去？”

“輪椅就在下面。”

“問題是我怎麼下去？”

“我攙著您吧。”